芬蘭北歐式的自主教育領先全球，不行精英制，寓學習於娛樂，以公平、平等、尊重作為最高的全人教育理想。意想不到的是，政府也套用遊戲 （gamification ) 方式，實現與民共議的政治理想。遊戲不知不覺誕生了兩年半，激發公務員與公眾的創意，訓練大家用超前的思維，合力解決複雜的社會和地方問題。遊戲除了廣泛應用在公共政策諮詢和參與式預算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外，還是一種促進活躍公民參與 (active citizenship) 的工具，把芬蘭的政治協商文化帶進日常生活。
希甦孕育公民參與
2017年，芬蘭政府聘請當地一所設計公司 Hellon ，構思遊戲，嘗試為市民提供與別不同的議政體驗。設計商獨具慧眼，用創新的遊戲代替傳統焦點小組和問卷訪問，原因在於傳統方法未能在短時間內協助公眾在同一個出發點理解問題，而且做法十分單向。而遊戲又老少咸宜，容易引發公眾討論問題的動機。政府同步公開內部數據，大大幫助公眾客觀理性、富邏輯地思考及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遊戲內含200張遊戲卡，經 Hellon 與100位公務員進行反覆測試及修訂，最終成功推出用於公共政策的桌上遊戲。每次遊戲可容納7至30人參與，參加者只需手持便利貼和筆，由一位富經驗的導師 (Facilitator) 帶領，慢慢協助公務員和市民提出建設城市發展的想法。遊戲歷時1.5小時，即使連沉默不語的人也容易參與其中，分享意見，達致理想的均等公民參與。
由2017至2018年間，有2千名公務員已經使用遊戲，帶領250場遊戲，討論政策。遊戲也能化解一些紛爭。一百個人可能對「公民參與」這個概念有一百種不同的想法，但這個遊戲有助帶領市民回到問題核心，及在相互尊重的規則下，與公務員一起共同設計 （co-design) 。市民也愈來愈大膽分享意見，與政府形成了良好的戰略夥伴關係，大家亦願意在遊戲中貢獻知識、能力和激情，共同創造城市的魅力，令赫爾辛基變成一個宜居的城市。
兒童投票決定公帑方向
遊戲除了反映典型的北歐人性格，追求活潑、樂觀和謙遜之外，也有實際的功能，幫助政府直接聆聽市民的心聲，令民情成功地由下而上傳達，政府也不會質疑市民的意見。
城市管理不只是政府的責任，市民大眾也可以自發參與。現在芬蘭政府把參與式遊戲延伸至「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發明了 OmaStadi 的平台，市民可以使用網上一頁紙的提案書，填寫後上載至平台；並允許公眾投票，遴選最佳的方案後，方案旁邊有 possible 的字眼。而遭否決的方案及評語也一律放在網上，供大家參考，增加遴選的公平公正。
芬蘭政府每年會提供440萬歐元（折約港元3600萬）的財政儲備用於「參與式預算」，市民可一起決策財政的花費方向，透過網上投票，選出優先撥款項目的次序，再通過政府公開透明的成本數據和業權資料等，令市民能客觀和理性地討論項目的可行性，最終篩選出優先處理的事項，把議會民主延伸至一般大眾。
打一個比喻，政府打算在地方撥款合共45萬歐元，市民可先編排項目處理的優先秩序，然後研究如何把手中的45萬元分配到各項目。項目A 只需15萬元，市民就把剩餘的30萬元帶入項目B。若項目B 成本為50萬元，超出尚餘的30萬元，項目B就被否決，並把30萬元帶入項目C，如此類推。
這種參與式預算的金額為北歐國家之最，連12歲的兒童也有投票權。政府將於2020年秋季推出 Youth Ruuti Budget，估計通過學校及青年中心邀請1.1萬名兒童及青年每年共同決策年輕人的休閒、青年服務和城市發展的需要，突顯政府對未來主人翁意見十分包容，體驗公民參與的廣闊度，年紀輕輕的國民也可以決定城市建設。
活躍公民提高民主認授性
芬蘭政府的參式與遊戲也給予很好的啟示。2019年，芬蘭的民主指數排行全球第五，也是貪污率極低、快樂的福利國家。雖然芬蘭一直被視為小國，但國民無懼先天地理限制，反透過創新精神，啟示其他國際小國自我創造優勢，站於世界舞台。
芬蘭重視創新和體驗的感受，看出與國家的「希甦精神」(Sisu) 一脈相承。所謂「希甦精神」是芬蘭的百年術語。芬蘭自1917年從俄國革命獨立出來，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一直成為周遭國家爭奪的對象。1939至1940年代，蘇聯率領250萬軍隊，再度入侵芬蘭，最後芬蘭在負四十度的嚴寒環境下僅以80萬軍人之力，以弱制強。芬蘭人就把他們在逆境中表現的英勇、堅韌、超越極限的特質，構建了 “Sisu” 這個複合字，象徵芬蘭精神，國民也為擁有這份國民性格而自豪，無論個人或國家都可以想出獨有的辦法，在逆境中求變。
冷戰前，新自由主義冒起，雖然深受英美等國的歡迎，但芬蘭並沒有強烈迎合，反而傾向走第三條路 (Third Way)，檢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足，及糅合兩者優點，建立新的福利主義國家。加上，數字化技術的興起，芬蘭也把握先機，政府亦願意擺脫笨重僵化，容許政治體制的開放，公開數據、搭建社群平台，收集民意，引入效能管治，令每一項政策都得到民意的授權，加快項目審批；而途中又不遺失芬蘭強烈的社團主義文化（如強工會、集體談判的文化），把協商治理模式推向線上，令線上線下的社群均有連結，帶動另一波的活躍公民參與 (active citizenship) 。
作者為仁人學社創新顧問
作者為仁人學社創新顧問蘇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