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中的寶石

英國每年有1800萬噸的食物被丟棄在垃圾場,總值120億英鎊,而英國政府每年還為此投入220億英鎊的公共預算,以改善食物浪費的情況。事實上,西方國家生產的食物總量是實際需求量的300%,而世界上有10億人營養不良。如何更公平地分配剩餘的食物,是一個重要議題,但至少我們可以從以下例子學習珍惜和善用食物。

杜珍妮(Jenny Dawson)在蘇格蘭出生,自小在農莊長大,家人都熱中環保,喜歡樸實的生活方式。在愛丁堡大學取得數學系碩士學位後,她便順理成章地進入倫敦一家私募基金工作,兩年下來,她對金融業感到厭倦,滿腦子盡是古怪的創業點子,希望藉此改變社會。

創造道德消費

在2010年冬,一個陰暗寒冷的清晨,珍妮騎着單車到英國最大的蔬果市場高文花園市場閒逛。她目睹一大堆比人還要高的蔬果被丟棄一旁。打聽之下,才知道凡是長得醜陋、大小不一的農產品都難以得到顧客青睞,有些則是賣不出的剩菜,全都會被送到垃圾場。如此的浪費令珍妮心生不忿,她覺得總有方法好好利用這些東西。回家後她立即上網查看有關食物垃圾的資料,驚覺剩食對環境做成的破壞。而另一邊廂,全國有400萬人則三餐不繼,處於營養不良的狀況,為此政府要每年付出130億英鎊的醫療費用。當這麼多人要挨餓的時候,其他人竟毫不珍惜食物。

於是珍妮在第二個星期就跑到市場,撿起一顆顆被棄置的洋葱、蕃茄和蘋果等蔬果,按着母親的配方做成果醬和酸辣醬,畢竟在農莊生活過的人都善於利用過剩的農產品。她一心要運用由剩餘物資炮製的成品,於是跑到餐廳、社區會堂和服裝店,收集被棄置的瓶瓶罐罐、衣物和包裝材料。一切就緒後,她就在倫敦的市集擺起攤檔來,幾十罐產品一個上午賣光,賺了200英鎊。

善用所有 愛護資源

珍妮未有被蠅頭小利沖昏腦袋,她心中泛起了一個更大的夢想:開創一個品牌,解決不必要的食物浪費,提高社會道德消費的意識。這是一個既能解決社會問題,又能實現自我的創業機會。於是珍妮在2011年初辭掉工作,開始創業。她的上司和同事都覺得她瘋了,拋棄高薪厚積,跑到廢物堆工作。第二個意念又自然地湧現︰她不止要善用被丟棄的東西,還要僱用被社會邊緣化的人,透過工作讓這些人獲得賦權。用平凡人製造一流的品牌,從廢墟中發掘珍寶,這就是公司名稱「廢墟中的寶石」(Rubies in the Rubble,簡稱RIR)的意思。

據珍妮調查所得,有60%被棄置的蔬果是完全可以食用的。這家新生社企以剩餘蔬果製成酸甜醬及果醬,減少市場食物的浪費。開始時她借用人家的廚房,培訓無家可歸的婦女做果醬,甚至收留她們在家中的沙發過夜。其後她與一慈善機構合作,為弱勢婦女提供專業訓練,讓她們在廚房和攤檔工作,發放正常薪資,擴大她們的生活圈子。RIR的目標是讓人珍惜所擁有的,減少消耗,愛護資源。

珍妮對生產過程的要求一絲不苟,所有的材料都是新鮮的和手工製造,人工較貴,反而其他的生產商多用罐頭蔬果,降低了成本和工資。

然而,光有理想及熱情是不夠的,社企初創者更加需要吻合市場需求,如果產品都賣不出去的話,心中有多高的夢想都是枉然。珍妮在私募基金的工作經驗給了她實際的考量,明白公司的產品要合乎消費者的需求。此外,公司要長期經營下去,也要了解財務狀況。

理想與現實之間

珍妮認為,產品的設定應該由下而上。她一邊做,一邊作市場調查,從蔬果的產業鏈、供應量的穩定性,到果醬和酸辣醬的市場分布、強弱分析都仔細研究。她決定走中高檔路線,建立一個優秀的品牌。她知道光是心力花在說故事、傳播理念是不足夠的,最重要的還是產品的價值和品質。接着公司便研究目標產量、成本、定價、行銷策略的可行性,當中經過幾十種的配方調整,確定產品的競爭力。此外,食品商要丟棄產品也要付高昂的搬運費,RIR因此與更多農夫和食品商合作,協助他們減少廢物,節省開支。

四年下來,珍妮與菜販共事,以市場為家。她嘗試減低成本,增加產量,但無法在品質穩定的情況下擴大生產規模。她只好放棄了本來為弱勢社群創造工作機會的第二重社會使命,從2014下半年開始,把產品製造過程外判。生產外判後,RIR與網上零售商Ocado合作,順利將5萬噸的棄置蔬果製成產品,預估今年的銷量可以倍增。如果珍妮只有理想而不顧現實,不懂得變換商業模式,改善生產,恐怕公司會陷入死胡同。畢竟RIR還要實現主要的社會使命,減少食物浪費, 任重道遠,能持續經營才是公司對社會最重要的責任之一。

RIR現在在蔬果批發市場設有固定的廚房,直接就地取材,每星期生產1000瓶醬料,全國有300個銷售點,從市場攤檔、三文治店,甚至Waitrose、 Selfridges和Harvey Nichols等名店都出售RIR的產品。英女皇、名廚奧占美(Jamie Oliver)也是RIR醬料的「粉絲」。珍妮計劃將來在每一個食品批發市場設立廚房,即場處理棄置食物。

英美主流媒體,如CNN、BBC、《金融時報》、《泰晤士報》等均大量報道珍妮利用剩餘蔬果製造醬料的商業模式,並帶領了道德消費的模式。珍妮也因此在2012年獲選為《觀察家報》(Observer)的「英國50大不媚俗的夢想家」和其他獎項。

旅行箱內的太陽能

非洲和發展中國家電力不足,嚴重影響醫療手術的進行。醫生在沒有足夠電力照明的產房內動手術,風險甚高。結果是每150名產婦中,就有一名因難產或其他併發症而死亡。在發達國家,比例則低至3800:1。世界衞生組織的統計顯示:在2010年,全球有287000名產婦因難產而死亡,99%在非洲及亞洲發生,尼日利亞則是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國家。

來自美國的婦產科醫生史蘿拉(Laura Stachel)在2008年到尼日利亞進行產婦死亡率的研究。蘿拉在美國行醫十多年,不少複雜的產科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生育為婦女和她們的家庭帶來無限喜悅。

創意與使命的原動力

起初,她以為尼日利亞的產婦死亡率高是出於非比尋常的原因。但她從未想過由於電力不足,死亡就在彈指之間來臨。蘿拉憶述:「醫生在進行剖腹生產手術時突然停電,產婦在死亡邊緣掙扎,祇靠我攜帶的電筒艱苦地繼續手術。要輸血時,沒有血可用。因為缺乏電力,很多醫院也沒有血庫冰箱。」

由於醫院經常停電,醫護人員只能用煤油燈或蠟燭照明。很多偏遠地區的診所根本就沒有電力供應:在馬拉維,準備產子的婦女要自攜蠟燭和火柴到診所;烏干達的助產士也要借助手提電話發出的光線在晚間接生。這些慘況讓蘿拉感到悲憤莫名,深深體會到讓醫院擁有可靠的電力供應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

史蘿拉的丈夫艾朗森是柏克萊大學講師,從事再生能源的研究,在1983年設計了一款政府認可的民用太陽能發電系統。夫妻兩商討研究後,萌發出利用太陽能來儲存足夠產房與急症室照明所需電力的想法。

便攜式解決方案

艾朗森便在自家的後院埋頭研制,設計了一款小型的太陽能裝置,讓蘿拉可放在旅行箱內,方便出入海關,也方便為醫護人員介紹太陽能裝置的各種功用,於是「太陽能手提箱」便誕生了。兩人又為尼日利亞醫院設計了一個大型、永久性的太陽能裝置,可供發電和通訊。有了這些設備後,該醫院的產婦死亡率竟下降了70%。

這個手提箱是將太陽能板、電池、充電控制器,以及光二極管燈安裝在箱內,足以提供12伏特電力,可以支援高達200瓦的太陽能板以及20小時的電池,不僅可供病房與急症室照明,也供緊急聯繫需要的對講機與手提電腦使用。

消息傳開後,各地的醫療診所都要求蘿拉提供這種既簡單又方便的電力供應系統。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偏遠區域也希望獲得「太陽能手提箱」。 在使命感驅使下,夫妻兩人成立了「我們關心太陽能」(We Care Solar)非牟利組織,研發以太陽能發電的手提箱,改善貧窮落後地區的電力供應。

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後,各國對「太陽能手提箱」的需求更高。艾朗森遂與生產商合作,把各項組件送到廠裏加工裝嵌。他和專業伙伴不斷改良產品的設計,令其更堅固耐用,電池的壽命可長達數年。

「我們關心太陽能」將電力送到25個國家,包括尼日利亞、海地、利比利亞、盧旺達、尼泊爾等地,為170多家醫院提供照明電力,大幅降低病房與急症室的死亡率。該組織的長遠目標是為30萬家沒有足夠照明設施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醫院、診所、學校及孤兒院提供「太陽能手提箱」。

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和其他國際人道組織紛紛與蘿拉合作,改善落後地區的醫療系統。蘿拉培訓了十四名「太陽能大使」,遠赴亞、非各國,協助當地醫護人員安裝和使用「太陽能手提箱」。

「我們關心太陽能」獲得多項美國與國際人道及科技獎。蘿拉被Ashoka選為2010年創革者(醫療、女性類別) 及CNN選為2013年度英雄人物。

改變傳統商業價值的「買一捐一」

通過「做好事」來成就「好生意」似乎很理想化,但不少社會創業家敢於衝破商業的框框,實踐創新思維。美國湯姆布鞋公司的麥可思(Blake Mycoskie)是其中的表表者。

麥可思是一個天生的創業者。在大學二年級時,他就開辦了一家洗衣房專為大學生服務,之後又涉足電視真人秀、戶外廣告等行業。到2006年,他開始覺得,是時候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了。

同年,麥可思到阿根廷旅行。他發現當地的窮人,連買鞋子的錢也沒有,小孩子往往要赤腳步行數英里尋找清潔水源或上學,很多人因此患上種種腳部疾病。麥可思決定幫助他們。他不想只是捐幾百雙鞋子了事,而是希望能建立一個長期的機制來使這個項目持久運營下去。回家後,麥可思賣掉他經營的網站,用30萬美元創立了湯姆布鞋公司 (Toms Shoes) 。「TOM」三個字母取自英文的Tomorrow和Shoes,意為「為了明天的鞋」,該公司承諾,每售出一雙湯姆布鞋,公司就會捐贈一雙鞋給全球各地有需要的孩子,這就是該公司著名的「買一捐一」模式。

湯姆布鞋以阿根廷的傳統布鞋Alpargata作為藍本,鞋面和鞋裏用上純棉布或亞麻面料,鞋墊用耐用的軟牛皮,鞋底防滑,設計以簡單舒適為主。該公司善用環保物料,連包裝盒子都是用再生紙做的。產品本身便符合年輕人鍾愛的「酷」的元素。鞋墊內印着兩行字 : 「每賣一雙鞋,我們便送一雙鞋給有需要的人」,令穿着這雙鞋成為一種行善的標籤。

麥可思原本只計劃製造250雙鞋子,但一經推出,很快就在美國市場上引起了廣泛回應,首六個月便賣出一萬雙。結果他送了一萬雙鞋子到阿根廷。

照顧客戶心靈的行銷之道

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創業者,麥可思深諳行銷之道。 他透過高調的活動、時裝表演、到大學宣傳、豎立流動商店、社交媒體等管道打開名堂。他的行善理念得到不少商業機構的認同,還跟他合作推廣。除了送鞋外,湯姆布鞋還捐出助學金、營養餐等給有需要的人。

麥可思在2007年首倡「赤腳日」運動,號召志願者在這一天赤腳走路,體驗貧困人沒鞋穿的感覺。這運動一呼百應,更得到年輕人的廣泛參與。此外,公司還推出「流浪漢之旅」活動,由志願者在美國各個校園傳播其品牌和理念。

社交媒體的盛行,也為湯姆布鞋提供了最有效的宣傳工具。目前,該公司在Facebook的賬戶已擁有近30萬粉絲,在Twitter上的追隨者則達到40多萬。湯姆布鞋在荷里活大熱,受到眾多明星的追捧。到2010年,湯姆布鞋在全球擁有超過500家零售點,賣出100萬雙鞋子,也代表它已送出了100萬雙鞋。

麥可思把公司定位為「有持續性行善能力的盈利企業」。他說:「對企業家來說,賺錢和為世界做好事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關懷式資本主義對全世界的創新者來說是一種可行的商業模式。」

帶動「買一捐一」新模式

在2012年,湯姆布鞋已經捐出超過200萬雙鞋子,捐贈範圍已擴大到40個國家,包括美國、阿根廷、衣索比亞、海地、南非、廬旺達、危地馬拉等地,引發了「同理心消費主義」(compassionate consumerism)風潮,不少品牌紛紛模仿跟進,令「買一捐一」成為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這種模式簡單易懂,消費者容易想像自己的捐獻,以及捐獻出去的是什麼東西 :你買這雙鞋,對方就是收到一雙鞋。多買一雙,就多一個可憐兒童有鞋。在兩樣差不多的商品之中挑選,大部分人會選那個「有做善事」成分的。在價錢平貴之間,不少人願意選比較貴但有公益成分的。湯姆布鞋印證了消費者,特別是年輕人,喜愛能讓世界變得更好的產品。

對商家來說,他們所捐的不是現金,而是產品,讓他們可以一邊做生意,一邊做善事,達到「社會目標最大化」的目標。這個果效比純慈善模式來得更長久。

麥可思被人物雜誌選為2007年的英雄人物,在2009年獲得國務卿的優秀企業獎及被《財富雜誌》選為2011年「40歲以下的40人」;湯姆布鞋則在2007年獲得人民設計獎,表揚該公司成功的社會企業模式。

海闊天空 退而不休

今天介紹的一位社會創新先鋒,是一位大學教授,相信她的計劃在香港一定會引起很大共鳴。事實上,筆者正與一班好友醞釀把這個項目在香港複製,估計會大受歡迎。

首先,考一下讀者,你可否知道哈佛大學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在哪一年成立?答案是1908年 ,首年學生僅59人。在當時來說,這是一個創舉,因為在此之前世界上沒有一所大學設有商學院。

哈佛商學院的創辦是歸功於當時大學領導層的遠見,洞悉到社會經濟的轉變,需要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領導商業機構。今天,差不多每所大學都有商學院,再不是什麼創新的事物。但在上一個世紀初創辦商學院,確是敢為天下先的舉動。

世界在變 學府如何變?

由工業革命到二十世紀初,哈佛大學目睹世界的巨變而創立了哈佛商學院。到了2008年,便是一百周年紀念。哈佛商學院的領導層為了迎接這個紀念性的日子,不是要計劃什麼慶祝活動,而是嘗試反省這一百年的巨變,帶來了哪些新的局面及挑戰。

作為局外人,我們無法得悉他們內部的討論,只知道其中一個結果,便是由毛瑾德教授(Rosabeth Moss Kanter)創辦的一個嶄新計劃,名稱是Advanced Leadership Initiative,由2009年開始啟動。

這不是一般的課程,主要對象是已退休或即將退休之人士,有超過二十至三十年卓越成就,都是各行各業的精英翹楚,他們會來到哈佛大學參加一個為期九個月的計劃,包括出席一些專為他們而設的講座及研討會,亦可選擇旁聽一些哈佛大學的星級課程,並參與一些名為THINK TANK的專題小組,也會參加至少一個海外學習團(剛巧今年的目的地是上海)。最後,他們須在這九個月內,完成一個Social Purpose Project,針對一個他們自選的社會議題,提出解決或改善方案。

毛瑾德是這個項目的創辦人及督導委員會主席。她對這個計劃的目的講得很清楚,就是要讓社會上的精英,運用他們多年來累積的智慧、專長、經驗及社會網絡,在退休之後轉化在解決社會上迫切的問題。她認為大學的使命,不應停留在培養年輕人成為未來的領袖,而必須同時創造機會讓已經成為領袖的人士,重新反思及探索他們如何為社會作出新的貢獻。

她覺得讓這些精英人士退休之後便淡出社會,會是極大的浪費,而且這些人士中,有不少是很樂意貢獻他們所長,繼續發光發熱,往往只是欠缺渠道,或適當的指引。她認為這個計劃正好提供機會,讓他們經歷一個有啟發性的過渡,在良師益友的薰陶下,在廣闊天空中尋覓他們人生下半場的意義。

尋覓人生下半場意義

毛瑾德深信,時至今日,我們要對「退休」有新的理解及領悟。極其量,「退」只能代表不再為生計而奔波勞碌,至少毋須全職工作;但對絕大部分這個年紀的人來說,是毋須「休」下來的。事實上,他們大多是健康良好,精力充沛,可以有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活躍人生。毛瑾德自己今年就已經七十歲,仍然是頭腦清醒,瀟灑自如,正是新一代退而不休的最佳寫照。

毛瑾德早年修讀社會學,獲密西根大學博士學位,並曾在耶魯大學任社會學教授達十年之久。其後在哈佛大學商學院任教,並担任《哈佛商業評論》的主編。 她一共有18本著作,並獲頒23個榮譽博士學位。在2002年Top Business Intellectuals排名中,她是女性入選者中排名最高(總排名第十一位),亦在2010年被《波士頓雜誌》推舉為波士頓50位最具影響力的女性之一。

創新工作坊學校 個個係狀元

人與生俱來有不同的性格和喜好。有些孩子不喜歡定定地坐在課室聽書,或者對某些科目提不上興趣, 但是單一的教育方式未能照顧不同孩子的需要。結果上學對某些學生變成苦事,考試成績往往未能達標。父母總以為孩子無心向學,但有沒有想過孩子的能力在哪方面? 學校的教學方法適合他們嗎? 什麼是真正有用的學習? 如何為他們設計合適的學習環境呢?

英國青年基金會(Youth Foundation)是一個推動社會創新、社會企業和公共政策的中心,在人口老化、教育和扶貧政策等領域提出創新的理念。

基金會主席莫傑夫(Geoff Mulgan)在牛津和西敏寺大學畢業後, 跑到斯里蘭卡接受佛教僧侶訓練;後在英國政府部門擔任不同角色,包括政府策略小組及首相辦公室政策主管等職務。傑夫現為英國國家科技藝術基金會(NESTA)總監, 多國政府的政策及策略顧問,同時也是數間國際院校的客席教授,多家致力解決世界性問題組織的董事會成員,以及著名公共政策評論員和作家。

公開試最差學生變優等生

傑夫離開政府後大力推動社會企業, 解決最迫切的社會與教育問題。他主力研究青少年失學率的問題。結果有兩項發現:第一,大量的青少年對於上學提不起興趣,他們看不到所學的知識與將來的工作有何關聯,這些孩子在教室中很容易感到無聊、枯燥與失落,精力無處發洩,因而輟學或走上街頭鬧事。第二,雇主抱怨畢業生缺乏所需的正確工作態度、技能與經驗。

經過與大批學生、老師、社區人士和企業家多方的交流與討論後,傑夫提出「工作坊學校」(Studio School)的新模式,並在2010年9月分別在魯頓機場和度假勝地黑池的學校試行,經過多番改良後,大受青少年歡迎。學生畢業後的考試成績與表現也很優異,受到教育部的認可,各地紛紛廣設「工作坊學校」,第二年擴展到35所,現在已設立了44所學校,獲得政府與商界人士的積極支持。最重要的是,在公開考試中,表現最差的學生一躍成為了優等生,證明了這種教育模式在學生身上產生了極佳的教育效果。

「工作坊學校」讓那些無法適應主流教育的學生找到一個能發展技能的平台。

體現工作與學習結合

學校以工作室的形式,把工作實踐與學習結合起來,學生非常喜歡這種富主動性與創造性的教學模式。這就是教育界的「智能多元論」,即大多數人的智力發展都是不平均的,每個人都有自己最擅長的智能領域。有些人邏輯思維能力強,擅長理論學習;有些人善於分辨色彩、形象,富藝術創造力;有些人則手作能力強,喜歡實驗與工作。主流教育所注重的是卻是「一元化」,強調的是個人的學術和考試能力。有些能適應得很好的學生,便成為公認的「高才生」;而其他的學生則很可能在主流教育中屢屢受挫,甚至懷疑與否定自己。

「工作坊學校」的特色是學校規模小,學生人數祗有三百人到四百人左右。學生的年齡在14至19歲之間,不需要甄選。

其教學方式亦與主流中學不同,以學以致用的教育為目的;教學重點不是放在考試成績或學術理論上,而是着重知識的實用性。有八成的學習內容是以實際的參與和執行為主,並與工商機構的實際情況掛鈎;而其餘兩成才是課堂學習。

學生們透過小組研習課題, 與同學互雙合作而學習。「工作坊學校」將重點放在三個部分:高等會考主要科目(簡稱GCSE)、職業考試專業科目與工作實習。學生能達到既定的學業要求,也可以申請進入大學就讀。除老師外,每名學生都有一位導師,提供充分的學習與方向性的指導。

英太空總署提供有薪實習

學習日程環繞工作時間表,使學生像置身於機構的工作環境中,體現了工作與學習相結合的教學原則。這類學校由政府資助,但獨立營運。

「工作坊學校」是一個嶄新的職業技術與教育結合的概念,學校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模擬學生將來工作後會運用到的知識。學校一般與當地的企業或機構建立夥伴關係,後者則提供工作機會和實習場地。例如英國太空總署(UK Space Agency)會提供學生兩天的有薪工作,學生可以一邊準備職業考試,一邊工作賺取工作經驗和生活所需,還要當一天的義工服務。

「工作坊學校」畢業生的出路並不如外界想像的以低技術或以勞力為主。以英國太空總署為例,署內的太空機器人、衞星通訊部門和其他太空科技迫切需要熟練的機械材料工程技師。頂尖大學固然可以提供太空科技的理論專家,但這些專家對於機器人或材料的製造、維修,甚至物流與組裝的流程並不了解,反而需要更多專職教育的畢業生。英國太空總署與最靠近總署的「Banbury太空工作坊學校」(Banbury Space Studio School)合作,提供該校學生參與機器人開發與維修工作,畢業生自然能在當地找到適當的工作。所以「工作坊學校」的畢業生的就業競爭能力反而比主流教育的畢業生強;企業或機構對於自己訓練的畢業生滿意度也比較高,對於雇主和學生來說,是個雙贏的局面。

「工作坊學校」的類型非常多樣化,例如Yorkshire郡集中在創意和媒體工業上;Durham地區發展重點放在成人與嬰幼兒健康照護上;Dorset郡着重環境工程與土地相關的教學研究;Warrington鎮專攻與電子科技相關的課程;離島Isle of Wight則專攻與海洋相關的研究,例如船隻製造、維修與海洋工程。

「工作坊學校」與職業訓練所不同,前者是依照當地的特色產業,去設計「工作坊學校」的專職教育,並真正與當地的產業結合。這種新形態的技術職業教育不僅與地方結合,亦填補了整體學校與人才的需求。

這種創新的教學模式不只為社會未來的發展提供人才,最重要的是學生可以獲得學習的喜悅與成就感,知道能發揮所長,將來可從不同的角色貢獻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