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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創群英:不向命運低頭的優能運動

早前到日本考察時,看到一段動人心弦的宣言:「我不想成為一個平庸的人。我有成為一個不平凡的人的權利。我尋求『機會』,不是『保障』。我絕對無法忍受讓國家豢養,過着卑屈而懶散的一生……我願意冒險、追尋夢想、建立事業、嘗試失敗和成功,並不斷邁進……我絕不因接受些許施捨,而放棄自我目標。我寧可選擇挺身面對人生的挑戰……我要無畏無懼地挺直腰板,保持思考和活動的能力,創造未來。」

這是伊東弘泰(Hiroyasu Itoh)在1966年為數以百萬計的殘疾人士而寫的宣言。

與其保障 不如給予工作

伊東在1942年出生於日本東京,一歲時患小兒麻痹症,從此不良於行。由於家境貧困,念高中的他要負擔家計,但因為他的殘障,被無數公司拒諸門外。在23歲䝰,他認識了天生沒有雙腿的美國人Henry Viscardi Jr.。Viscardi和四位殘疾人士加起來只有一條腿和三隻手,但他們排除萬難,於1952年在美國成立了Abilities公司,為殘疾人士爭取權益和就業機會。伊東深受感動,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決定推動「優能運動」。他在1966年成立了慈善機構日本優能協會(Japan Abilities Association),發表了以上宣言,目的是為殘疾人士實現獨立生活和參與社會。但他很快發現與其給予保障,不如給予機會。於是同年的6月,伊東以僅有的150萬日圓和其他五名身障人士創立了優能公司(Abilities Care-Net Inc),從事印刷服務,藉此為殘疾人士提供就業機會。

為了讓身障者能在自己熟悉的居住環境和社會中更方便活動,伊東從1970年代開始便投入電動輪椅的研究,其中包含用單手單腳也能操控的輪椅。1972年,公司開始與世界各地的生產商合作,共同開發生產和售賣復康器具、醫院設備等商品,也開始用具租賃的業務。

另外,為了使身障者能擁有高度自主性,也設計出許多改良後的碗筷餐具和沐浴、家具設備等等,透過這些輔具,身障者可以選擇一個較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這些復康用品和輔具讓身障人士也能依個人的判斷,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形式,積極地生活,而不是被動地接受照顧。

除推動復康機器、日常生活用具的普及化外,伊東和團隊還孜孜不倦地研究如何令嚴重傷殘的人正常地工作。在1979年,公司得到職業安定所的協助,辦了「優能商業學校」,為身障者提供職業訓練,讓他們可以在正常的企業工作。優能成為了首家被勞動省批准僱用嚴重殘疾人士的公司。伊東深信身體的不自由,不能成為桎梏心靈的枷鎖。他希望引領身心障礙者走出封閉底層,像正常人般發展事業。他積極推動優能和超市AEON合作,成立Abilities Jusco公司。經過三年的研究和實驗,該公司1983年在宮城縣泉市開辦Scrum書店,設計無障礙工作空間,聘請身障人士成為書店的前線員工。伊東希望以優秀的商品和服務吸引顧客,而不是讓顧客懷着慈悲的心態前來購物。這書店成為全日本最早的殘障人士工作的示範商店。

我們現在推動的傷健共融已漸漸被社會視為「常態」。但數十年前,人們對身障人士仍戴着有色眼鏡,百貨公司和超市等根本不屑僱用身障人士。零售業即使僱用身障者,大部分也被安排在辦公室或顧客看不見的地方工作,一般不會安排他們在銷售前線。伊東的想法在當年是異想天開。他認為就算是身體有障礙,也不能被歧視或隔離,他推動的獨立自主運動以「與其保障不如給予工作機會」為口號,努力培育身障人士在職場上發揮能力。

伊東還呼籲政府改革殘障相關法規。他毋懼世人目光,帶着三台輪椅在東京銀座遊行,喚起大眾重視城市的無障礙空間問題。為了修改及提升日本身障者制度和國際一樣地平等,讓聯合國身障者權利條約能在日本國內通過,他在1990年代開始實踐禁止身障者歧視制度的活動,設立全國實施禁止身障者歧視法(JDA)的組織團體。由1990年開始,優能協會推出「生命支援計劃」,為會員提供12項生活和保健服務,其中包括到世界各地旅遊。協會透過電話諮詢服務協助殘疾人士和長者尋找合適的醫院和設施;還為會員提供獎學金到海外進修。協會不僅為照顧者和設備供應商舉行研討會,還為政府部門、學校和企業體驗殘疾人士的生活。協會現在有三十萬家庭會員和超過五百所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合作設施。

提供服務 應對人口老化

伊東也是創建日本長期照護網絡之父,推動高齡醫療支援與輔具研發。在1999年,為應對高齡人口的需求,優能公司開始營運30餘所老人照護機構、老人住宅、生活支援服務、日間照護中心、復健中心等。在芸芸老人照護機構中,優能的「隨心所欲館」最受推崇。這家中心強調讓長者有尊嚴地活得獨立自主。每到用餐時間,只要他們還能自己進食,照護人員絕不幫忙,僅在附近注意需要協助的人。此外,長者不需按時間表活動,讓每人能像在自己家中一樣過得舒適安心,毋須勉強自己參加不喜歡的活動。

日本政府在2000年開始實行長期照護保險制度,直接帶動了安老產業的發展,介護保險和障礙者福祉制度每一年租賃的業務加起來差不多高達3000多億日圓。優能不停地研發出不同的長者租賃用品,如洗澡機及移動式沐浴設備,讓長者享受沐浴時光,減輕照護者的負擔。公司還改良日常的生活用品,如餐具中便有特殊設計的弧形盤讓手部不方便的老人也能自行進食。該公司推出的各式輔助用具數以百計,其中包括護理床、輪椅、搬扶器、介護食品、紙尿褲等,讓高齡人士與行動不便者,透過運用輔具,皆可享受有品質和有尊嚴的生活。

與此同時,優能協會持續和海外企業合作,共同研發照護機器人來減輕護理人員的負擔;也與多間大學簽訂產學合作計劃,培訓更多大學生在畢業後投身護老產業。

命途多舛,往往激發出強大的生命力。伊東深信任何人都有自己不可忽視的潛能,在他孜孜不倦努力下,優能公司成為擁有上千名員工甚至僱用許多殘障者擔任高層主管的醫療照護集團。伊東不僅開創出照護新天地,也為身障者樹立了獨立自主的最佳典範。無論是殘障或高齡人士,每個人的人生都只有一次。透過同理心和創新的產品和服務,大家同樣能拓展出自立生活及發揮潛能。

由3月8日至10日舉行的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將展示來自日本、中國、台灣、歐美各地和本港的嶄新用品和服務,以應對人口老化的需要;還有70多名國際及本地著名的主講嘉賓討論智齡城市的發展,包括來自日本的日本Tetsuyu Healthcare Holdings創辦人武藤真祐醫生。有興趣的朋友請登入網址:https://www.goldenage.foundation/expo-summit

作者為仁人學社副主席蔡美碧

社創群英:香蕉纖維衞生巾 解決月經貧窮

香蕉纖維衞生巾 解決月經貧窮

在發達地區如香港,女士「嗰幾日」雖然令人心煩氣躁或有身體不適,但各種衞生巾品牌及「功能」衞生巾總算隨手可得。有否想過,在很多發展中國家,月經是禁忌,衞生巾是昂貴奢侈品,「嗰幾日」不但無法外出工作或上學,更可能因為使用不潔的方法而感染致死。現年41歲的美國女子沙里夫(Elizabeth Scharpf)在非洲為世界銀行當實習生時,認為「月經貧窮」問題是剝奪女性尊嚴,決心要以商業手法解決,最後設計出以香蕉樹幹纖維為原料的環保及廉價衞生巾。

2005年,當時只有27歲的「學霸」沙里夫(Elizabeth Scharpf)剛從哈佛大學商學院及甘迺迪政府學院雙碩士畢業,獲世界銀行聘用為實習生,並前往莫桑比克工作。在接觸當地的企業家時,一名女性老闆向她透露,其公司每年有兩成員工請假多達30天,原因是負擔不起昂貴的衞生巾。它甚至貴過一般婦女一日薪金;而盧旺達的就學少女同樣因為同一理由,每年告假多達50日。

即使勉強出外,這些婦女只能使用破布、樹皮,甚至是泥巴以解決月事,因此亦會帶來感染風險。沙里夫後來跟哈佛的同學討論起,才發現非洲及亞洲貧困地區普遍有類似問題,除買不起女性衞生用品,當地人更視月經為禁忌,不願公開討論,令問題更加惡化。

沙里夫覺得憤怒又荒謬,認為月經貧窮問題是剝削女性尊嚴。她此前在一間跨國藥業企業工作過3年,決心要運用自己的商業背景及經驗幫助這班女性解決這個困境。

攪拌機加可樂找出方案

經過多重考慮之後,沙里夫選擇以盧旺達開始她的實戰。因為與多個東非國家相比,盧旺達相對是一個小國,對「試水溫」較為便利,加上當時的盧旺達國會過半數議員為女性,有利於對推動女性衞生議題。此外,在盧旺達註冊公司過程快速,只需48天就成事,算是發展中國家少見的有效率。

鎖定顧客對象之後,沙里夫從美國帶來兩名工程系的學生,以及一個攪拌機來到盧旺達。她們嘗試找出哪一種天然物料最吸水、採購最便捷。她們徵詢過不同專家的意見,篩選了5種物料,並將它們放進攪拌機打散、曬乾,然後倒可樂上去做實驗,最後發現當地隨處可見的香蕉樹幹纖維的吸水表現最優勝。

產品有了雛形之後,沙里夫成立名為「可持續健康企業」(Sustainable Health Enterprises、SHE)的公司。在接受組織Echoing Green 6萬美元資助,以及得到哈佛商學院的師生相助之後,她在盧旺達東部建立生產基地,聘請一班婦女協助生產這款環保衞生巾,取名為Go!寓意女性終於可以隨時出門,不怕出現尷尬。沙里夫還為這個香蕉纖維改造成吸濕物料的程序取得專利。

沙里夫指出,「我們生產的護墊沒有使用水,用很少電力。這不是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成為最低成本、最環保的機器,而是因為我們必須這樣做。」她表示,寶潔(P&G)和金百利克拉克(Kimberly-Clark)等大公司的人曾向他們潑冷水,告訴他們不可能製造出沒有化學物料和用電很少的材料。「我們想出了怎麼做,因為我們不得不這樣做。」

產品無法打破守舊觀念

由於所有物料採購及生產都在本地完成,因此Go!Pad售價比市面最便宜的還要平35%,推出以來已售出近60萬包,獲約4萬名少女使用,並因而令900名農民提升收入。SHE的成功亦吸引到另一間美國醫療保健巨企強生公司(J&J)注意。後者認為這項技制很有潛力可應用到其他熱帶國家,因此為SHE提供技術諮詢,並協助其擴大生產規模。

除了產品銷售,SHE認為衞生教育亦十分重要。因為部分人始終抱有根深柢固的觀念,認為月經代表不潔,必須要自我隔離,即使有了衞生巾,亦不代表她會如常上學上班。在尼泊爾,單在今年首兩個月內,就發生多宗涉及月經禁忌的慘劇。

多名婦女在月事期間要在小木室隔離過夜,由於嚴寒,她們生火取暖期間懷疑吸入濃煙致死。儘管尼泊爾早在2017年立法禁止月事隔離房這個傳統陋習,但一時間無法改變民間封閉的思想及迷信。她們甚至不允許觸碰其他人、牛隻、綠色蔬果,甚至連飲用牛奶或進食奶類製品都被禁止。因此長遠而言,倡議及健康教育必不可少。

沙里夫曾表示希望可以把技術帶到印度、孟加拉等的國家。事實上,另一組哈佛大學及麻省理工大學畢業生2015年亦在印度創辦名為Saathi的環保衞生產品公司,也是採用香蕉纖維作為原料。它聲稱旗下的衞生巾是100%生物可降解,算得上變相實現了沙里夫的願望。

仁人學社特約專欄作家王海如

社創群英:文青創二手書平台 騰訊也注資

文青創二手書平台 騰訊也注資

魏穎是一位中國傳媒大學畢業的文藝青年,她注重文化消費但不太會賺錢,為張羅生活費,她看到學校畢業季度的地攤市場,就假裝自己為即將畢業的學生,收拾宿舍內一堆舊書,擺地攤放賣。因書本優質,故全部售出。之後,她只要一缺錢就去擺賣,直到某天一個同學問她:「師姐,你怎麼還沒畢業?」魏穎通過擺攤賣二手書來買更多新著作,用書蟲文青的話就是「以書養書」。過程還給她一個創業啟發:如何用更方便的渠道,讓人轉賣耐用消費品作循環消費的社會創新?

喜閱讀 興趣創業

與父輩不同,新一代消費者不執着於長期擁有物品,更着重當下如何使用,並願意把閒置物與他人分享。在國內,服飾、電子產品、家居等領域都出現不少租賃和二手平台,例如阿里巴巴旗下公司「閒魚」,以及GoGoVan母公司58同城孵化的「轉轉」,兩者用戶均已超過2億。

魏穎選擇圖書作二手買賣出發點,一方面因身為「文青」,開書店本來就是其夢想;另一方面,她發現書是最標準化的商品,封面上的國際標準書號(ISBN)全球統一,通過掃描即可取得書籍的基本訊息,非常適合二手銷售。宏觀中國紙質書市場,2018年中國圖書零售總規模高達900億人民幣,按年增長11%,延續增長勢頭;微觀上看,書籍具有標準化、耐用、不降價的3個特點,極適合循環交易。亞馬遜、京東等電商巨頭,最初也以圖書切入電子商務市場。

自行創出首個MVP

魏穎決定成立「多抓魚」,名字具兩層含義。從法語單詞拼寫來看「Déjà vu」,描述在陌生場景產生「似曾相識」之感;至於中文語意,創始人把用戶比作一隻挑剔的貓,如同撈取小魚般尋找心儀的二手書。

按設計思維來分析,多抓魚最初以解決一個典型用戶(persona)的痛點(painpoint)為開端。這個典型用戶的藏書特別多,選書質素高且保養佳,但工作繁忙,到搬家時不想全部書收拾帶走,又沒空把書一一拍照放上網賣出,該怎麼辦呢?這其實就是魏穎本人。創辦多抓魚之初其實只做一個功能,就是讓用戶以高效率賣出高品質的書。用戶只要掃一下書後面的ISBN碼,系統會回覆書能不能收,並給出一個價格,快遞也毋須用戶安排,賣一本書只花兩秒鐘,這就是多抓魚的最小可行產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MVP),讓賣書效率提升到極致。

多抓魚以「賣家用戶-交易平台-買家用戶」的C2B2C模式,通過買斷的途徑切入二手書交易,提供了一套二手書定價、回收、清潔翻新及再次交易的標準化服務。為方便用戶放售,創辦團隊開發出一套依附在微信內的掃碼定價和審核系統,打開多抓魚的公眾號,點擊掃碼系統對準書上的ISBN碼,就能確定那本書能不能收,如收的定價又是多少。

理解用戶需要求進

一般用戶在掃描ISBN碼後,若屬可收購圖書(收書具嚴謹條件,起初只收文青類書籍),隔日,快遞員會自動上門收取該書,隨後送入多抓魚物流系統成為「二手書」。二手書經嚴格審核,工人們會揪出任何一本有可能存在的盜版書。經確認為正版後,就會進入翻新打磨及臭氧消毒環節。

多抓魚沒做市場推廣,純粹通過微信內的社群營運帶動用戶自發傳播。這做法非常精益(Lean),創業前期,沒有經營一個獨立App,因為找新用戶、經營成本等都太高,她們活用微信平台的十多億用戶,當發展到一定量級後,才考慮開發自家App。自2017年5月上線,多抓魚微信公眾號一年內已有超過30萬用戶,累計賣出超過20萬本書。2018年開通全國所有城市後,每天穩定售出2000本書,賣出一本書的需時中位數是19小時。同時,用戶黏性和單個用戶產生價值也較高,平台客單價超過70元人民幣,重複購買率達30%以上。賣書最多的用戶,經多抓魚共售出超過1000本書。除經濟效益外,藉重用物品促進循環經濟,也締造社會創新。

多抓魚當時沒有什麼稀缺資源,只是發明出一個新模式讓用戶放心地賣書,使用者及營收便自然增長。再調研深入理解用戶,明白人們通常會怎麼樣處理閒置書籍,發覺80%用戶都選擇丟掉。換言之,其實多抓魚所獲取的用戶不是已經存在於傳統二手市場的人,故競爭對手也不是傳統的二手書商,多抓魚是在傳統市場外發掘出一個市場隱藏需求(hidden need),其真正對手其實是用戶心裏的懶惰。套用魏穎的話:「不用關心非常大的市場趨勢,在創業的初期需要關心的,就是找到實際去解決的具體問題,找到第一個愛上你的用戶」。

通過AI智能調價

隨着用戶增長,最終決定平台如何收書、賣書的,不是創辦團隊,而是算法(Algorithm)。算法是把人對特定事情的理解,轉換成電腦可以理解和執行的模型與代碼,核心是靠海量數據來讓電腦人工智能(AI)不斷學習,並優化決策過程。在電腦學習過程中,需要教會系統拒絕收取無益的書,比如偽科學、倡導反智價值觀、盜用作者名稱及訊息已經完全過時的書一律不收。「一家書店的氣質是通過它不賣什麼書來決定的」,創辦人魏穎自信地說。

在早期數據積累不足時,多抓魚以一刀切的方式收書(比如1折收,3折賣)。如今已做到在保證60%毛利前提下,根據市場供求關係由算法動態調價。這意味着稀缺舊書可能比新書還貴。智能算法大大提高多抓魚的賣書效率,然而,搭建智能系統絕非易事,須考慮周全的經濟學模型、市場供需平衡、平台自身利潤,以及與京東、亞馬遜等綜合平台的價格競爭等。

至2018年5月,「多抓魚」宣布獲騰訊的新一輪融資,融資估值約為1億美元,但這家新創企業由青年團隊成立計起,僅有一年歷史而已。

*仁人學社主辦、中國銀行(香港)贊助,對象為香港、大灣區及東盟各國大專生的社會創新比賽「Social Innovation+」即將接受報名,詳情請留意仁人學社專頁︰Facebook.com/educationforgood

作者為仁人學社董事及資深創新顧問羅偉鴻

社創群英:廣告勸降 終結哥國半世紀內戰

 

如何不用一粒子彈,勸降持續打了50年內戰的武裝分子?

過去50年來,哥倫比亞政府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Ejército del Pueblo,簡稱FARC)纏鬥不休,導致大量人命傷亡,數百萬人痛失家園。當地一名廣告公司老闆索科洛夫(Jose Miguel Sokoloff)一天接到「國家級任務」,哥國政府邀其策劃一個勸降計劃。索科洛夫以「人」的角度出發,策劃了不少打動游擊隊內心的「廣告」,包括「聖誕行動」,令無數武裝分子卸下武裝回家。自他加入游說行動以來,共有超過1.7萬位游擊隊成員脫離FARC,歷時半世紀的內戰亦於2016年告終。

故事始於1964年,受馬克思左翼共產思想鼓舞,FARC於該年成立,從那時起,他們成了最讓當局頭痛的反政府武裝勢力,多年來造成大約22萬人死亡,超過700萬人流離失所。儘管FARC的原意是建立共產主義政權,後來卻為了維持組織運作,設法循各種非法途徑,包括綁架、販毒、非法採礦等企圖謀取資金。

奇才受邀策劃游說行動

索科洛夫是哥倫比亞人,自小在戰火中成長,從未在和平國度生活過。長大後,他可謂誤打誤撞地投身廣告業之路:他在大學商學院讀書時,學校要求他完成6個月的實習,而由於原定的實習公司離家太遠,他決定跟隨朋友到距離更近的國際廣告公司Leo Burnett工作,自此便沒有離開廣告業。1996年,索科洛夫與3位合夥人自立門戶,創辦廣告公司,專注於創意設計工作。

至2010年,哥倫比亞政府接洽索科洛夫,冀他策劃一個勸降計劃,游說FARC的游擊隊成員棄械回家,結束這場長達50年的內戰。索科洛夫剛接下這份重任時,心裏一片惘然,因居於城市區的他距戰地甚遠,對游擊隊亦毫無了解。於是,索科洛夫向大量游擊隊前成員進行訪談,發現他們在FARC的控制下,其實根本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與人質無異。

妙招針對聖誕逃脫高峰

初時,索科洛夫想出讓游擊隊成員卸下武裝的最佳方法,是由過來人分享自己的故事,但不久後,過來人故事的真實性受質疑,令策略失效。隨後,索科洛夫更深入了解游擊隊時,有另一項發現:聖誕節前後是游擊隊的逃脫高峰期,因為哥倫比亞是天主教國家,大多數國民十分重視聖誕節,游擊隊員會因為希望在節日中與家人團聚而逃離FARC。

索科洛夫更想出,欲說服游擊隊員回家,並非要與「游擊隊」這樣冰冷的身份對話,而應切實地以人文關懷與「人」對話,只有把游擊隊成員都看成「人」,從他們的感受上着手,才能勸其回家。廣告團隊其後到叢林中的重要位置,選了9棵約75呎高的大樹,圍上聖誕燈飾且放了告示牌,寫上「若聖誕可來到叢林之中,你亦可回家」。

另外,索科洛夫又向叢林河邊的村落查詢,是否有話想向游擊隊說,結果竟收集到逾6000個訊息,當中甚至包括村民的珠寶及十字架飾物。團隊把所有訊息放進浮波內,讓游擊隊有機會經河道撿得,從而感受到大家的關愛。這些聖誕樹及村民訊息,效果驚人,直接使5%的游擊隊成員、共331人逃離FARC回家過節,後來被稱為「聖誕行動」(Operation Christmas)。

因應局勢調整宣傳訊息

「聖誕行動」後數年,哥倫比亞政府與FARC展開和談,商討如何結束內戰。索科洛夫指出,這段時間游擊隊成員的心態與以往有別,他們懼怕的不再是會否因背叛而喪命,而是擔心自己回到社會不被接納。因應其想法轉變,團隊亦調整策略,轉而宣傳「社會樂意接納FARC前成員」的訊息。

團隊找來27位游擊隊成員的母親,取得她們子女兒時的相片,並寫上「在加入游擊隊以前,你先是我的孩子」,四處張貼,期望讓游擊隊成員感受到親屬的關懷和接納。團隊亦在2014年世界盃期間,國家十分團結之際,拍攝宣傳片傳達「我們為你留了位置」的訊息,讓游擊隊成員明白重投社會後不會被孤立、邊緣化。

自2010年索科洛夫加入游說行動以來,共有超過1.7萬位游擊隊成員卸下武裝,儘管並非所有棄械回家者都是因其廣告叛離FARC,但團隊的宣傳策略確實影響了當中為數不少的人,令他們思考作戰以外的另一條路。到2016年,哥倫比亞政府終與FARC簽訂停火協議,結束這場持續半世紀的內戰,時任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更因此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至於FARC則轉型成合法政黨,循正當途徑參政。

事實上,所謂社會創新,並不一定是指科技或政策上有重大突破,例如以一個嶄新的角度去解決存在已久的問題,就像索科洛夫用軟性方法,不費一顆子彈解決一場歷時50年的內戰,也是一個成功的社會創新。

作者為仁人學社特約專欄作家 李尚賢 詹偉杰

參與式規劃 讓街坊設計社區

可有想過,你能有份參與社區的空間設計嗎?設計思維作為一種以人為本的創意解難方法,如何用於社區實際演練?新加坡民間組織P!D(Participate in Design,「齊設計」)的創辦人米莎(Mizah Rahman),在威權政府管治下,觀察到居民也希望自己的聲音被聆聽,遂透過推出一連串參與式設計項目,推動社區充權,盼望帶來真正以用家為本的社區設計。

「用家為本」思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連續兩年於《施政報告》提及設計思維,分別稱希望「將創意及設計思維引入作為首長級人員培訓計劃重點,並全面加強有關創意及解難能力訓練」,「政府內部將據此訂立指引,鼓勵政府各部門在採購過程中使用創新建議,應用設計思維,以提高效率,滿足巿民需要,進一步推動『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

設計思維的確愈來愈普及,本港教育界已一馬當先,不少學校配合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課程,按設計思維培養學生以人為本的創意解難精神。至於商界,亦有愈來愈多上市公司以至中小企,從設計思維角度重新思考產品與服務,務求更「以用家為本」,為業務再開拓新想像。

然而,設計思維絕不止於此。對於我們朝夕相對的社區與空間,設計思維又如何發揮作用?於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北歐帶起的「參與式設計」,可說是設計思維用於社區建設的最佳應用例子。當時北歐企業開始引進電腦系統以提高生產力,但該些系統對員工而言更難使用,勞工自主權亦同時降低。結果,北歐企業界、工會和學者開始致力於勞工賦權和工作場所民主化研究,希望員工有更合適的工作環境和品質,並重新獲得工作的掌控權,這就是參與式設計的起源。

假若製作產品的自主權應歸於工人,那麼,社區空間的自主權為何不能歸於使用者,也就是居民?這正是成立於2013年的新加坡非牟利設計組織P!D歷年宗旨,希望積極鼓勵公眾參與社區設施設計。P!D專門以參與式設計的方式協助基層組織、教育機構、民間團體和政府機構,共同設計和規劃公共空間及設施,與政府亦有緊密的合作關係。

下而上的社區充權

P!D創辦人米莎認為,「參與式規劃」概念意指在規劃過程中讓公眾有更多機會發表意見,甚至着手參與其中,從而令規劃更能以人為本,社區也可藉此累積社會資本。「一個好的城市規劃,須結合『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兩種規劃模式。」米莎承認新加坡是一個百分百城市化的國家,當然有着非常強悍、由上而下的威權政府,雖然市民習慣服從政府,但她觀察到不少成熟的新加坡居民「開始會提出疑問及希望被聆聽」。有建築師背景的米莎期望推動的不只是「社區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而是「社區充權(Community Empowerment)」;並非「為人民設計(for the People)」,更應是「與人民一起設計(With the People)」。

推動參與式設計的契機出現於2015年,當時米莎接受新加坡一名國會議員陳佩玲的邀請,推動社區參與活動。在新加坡,組屋與組屋之間經常有大片未被規劃的空間,議員希望透過規劃及設計,使之發展成讓大眾停留駐足的地方。P!D首先花了很多心思讓居民認識他們的理念,進而參與相關活動,然後在區內開展一連串的公眾參與活動,包括舉行多場街頭活動(Pop-up),冀以有趣的形式吸引居民,讓他們發表對社區的意見;又舉辦「邊走邊談(Walking Conversation)」活動,讓居民帶P!D成員到社區不同地方,讓設計師們了解當區居民的真正喜好及需要。還有多場參與式設計工作坊,讓居民發表意見,令社區的設計再不是單向的由上而下。

盼補政府諮詢不足

米莎認為參與式設計有多個重點,令社區改變不再可怕,並讓居民與新設計連結甚至參與社區。重點包括着重過程多於結果,寓教育理念於設計過程;主張擁抱社區的多元,建立共同合作的精神,再透過不斷反覆測試與改進,讓居民彼此建立關係,形成社區中最重要的「軟件」。通過上述重點,使參與式設計變成一個市民清晰可見的框架,居民就不會再對參與社區卻步,能更好地填補政府由上而下規劃的一些空隙。米莎坦言,在傳統規劃過程中,政府僅諮詢專業人士意見,往往忽略了當區老人、小朋友等的聲音,「因為專家們會假設居民不清楚自己想要什麼。」米莎認為社區人士是「民間專家」,只有他們才最清楚自己的想法,故其意見應獲尊重及聆聽。

鄰舍韆鞦這個計劃就因此成立。韆鞦位於新加坡組屋之間,旁邊擺放着數個大型正方體石礅,供路過途人坐下休息。石礅上刻有「PLAY」、「EAT」、「LOVE」三組英文字,附近有草地及綠化設施,可供坐下歇息。「以往未有任何設計時,這空間只是任由老人家直行直過,或呆呆望着天空……但現在大家會坐下來,看小朋友玩,對他們的心靈健康有益處。」P!D高級項目助理楊萬琦說。

P!D高級項目助理楊萬琦將於11月22日至24日來到社企民間高峰會作演講嘉賓,屆時會講解更多「參與式設計」的實際運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關商界對社會企業發展,可留意相關活動資料。

仁人學社助理創新顧問黃文萱

社企馬戲團 藝術治療赤柬痛

柬埔寨是港人近來旅遊熱點之一,最著名的當然是世界文化遺產吳哥窟。旅遊業開始興旺,但不多人知道,柬埔寨也只是剛從一段血腥沉痛的歷史走出來。由一名法國女藝術老師作契機成立的「法爾柬埔寨馬戲團 」(Phare, The Cambodian Circus)可謂柬國最成功的社企之一,沒有華麗的舞台及服裝;也沒有動物「演員」,單憑本地青年表演者出色的特技及肢體演出,配合幽默動容的本地故事劇目,每晚吸引數百位外國觀光客購票入場。盈利用以支持非牟利藝術學校營運,讓每日1,200名貧困兒童接受藝術教育。他們希望用藝術助這個剛經歷血腥暴政的社會恢復過來。

 

一切由法國女義工開始

 

「Phare」在高棉語意謂燈塔,即帶來光明、指引的意思。馬戲團成立有主要兩大初心,一是資助藝術學校營運,二是希望提供畢業生一個就業機會,以及一個能夠展現台下「十年功」的國際舞台。馬戲團的出現跟1975至1979年赤柬 (即紅色高棉)殘酷統治、200多萬人 被屠殺的這段黑暗歷史有直接關係。在接着的10年,國內戰爭持續,大批柬埔寨難民長期入住猶如監獄的難民營。1986年,一名法國女藝術老師Veronique Decrop來到位於泰柬邊境的難民營當義工,教小朋友畫畫以治療他們的戰後創傷。這因此間接成為日後柬埔寨馬戲團成立的契機。

 

1991年,當《巴黎和平協約》簽署後,柬越戰爭正式終結,所有難民營勒令關閉。有難民移居海外;亦有不少人的田地家產已被充公,選擇定居在接近柬泰邊境的馬德望,方便一旦隨時再爆發戰爭,就可以馬上越境逃生。當中包括9名在難民營度過童年、跟Veronique Decrop學過畫畫的學生。赤柬期間,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被屠殺,包括教師及醫生等,許多家庭都背負一段難以磨滅的痛苦過去。一切百廢待興之際,這10名師生決定利用藝術教育修補這個傷痕纍纍的國家。

 

1994年,他們首先成立免費藝術學校 Phare Ponleu Selpak (PPSA) ,一開始也是秉持「Lean Startup」(精益創業) 精神,只在大樹下提供畫畫班、後來慢慢發現有孩子喜歡跑跑跳跳、跳舞等舞台表演,於是其中一個接受過馬戲團學校訓練的創辦人Khuon Det後來加入了表演藝術訓練課程、教授包括音樂、舞台劇和馬戲團。廿多年後,學校仍然提供免費教育給貧困家庭的孩子,但規模已經擴闊至常規的12年教育、視覺及表演藝術職業訓練。另外學校亦聘請社工輔導附近800個家庭。

 

金融海嘯後思危

 

學校的營運一直有賴歐洲或外國基金會的資助,但2008年一場全球金融海嘯,捐款大受影響。多位創辦人開始意識到要另謀更加可持續的經營方法,以確保學生不會因為捐款人「收水喉」而得停學。學校於是在2013年成立社企Phare Performing Social Enterprise( PPSE),旗下並成立子公司馬戲團及兩間創意及多媒體公司。值得一提的是,PPSE背後的股東之一是孟加拉格萊珉銀行 (Grameen )及法國農業信貸银行 (Crédit Agricole )合資的小額貸款社企基金。前者是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拉經濟學家尤努斯 (Muhammad Yunus)所創辦。

 

馬戲團每晚都透過演員不可思議的特技演出,敘述柬埔寨的歷史、文化及社會,吸引無數遊客捧場。其中有劇目就是以9名創辦人的故事為藍本,重演戰爭如何對孩子帶來纏繞不去的夢魘,讓遊客以一個另類角度認識柬埔寨沉重的過去。

 

馬戲團在大帳幕下上演,由於場地只設330個座位,在旅遊旺季時往往好快就爆場,必須提早訂票。PPSE行政總裁、小時候曾經在該學校上過堂的Dara Huot說,他們不打算增加觀眾席位,因為演員必須盡量接近觀眾,以最好呈現台上的力量及情緒氣氛。商界出身、80後的Dara還說,每做一個決定,都要問自已這是社會性目的,為員工、表演者出發;還是純為商業目的。以提醒自己勿忘初衷。

 

眾籌買地助長遠規劃

 

在柬埔寨土生土長、但說得一口流利英文及法文的的Dara又說,公司收入除了定點的演出、場內餐飲、手工藝品銷售之外,劇團亦會不時接受私人企業邀請作特別演出,甚至到海外表演。其中75%盈利都會撥作學校的營運,佔學校目前總預算大約22%。他希望未來7至10年可以提升有關比例至9成。另外,經過兩年半的努力,他們終於在2016年籌得55萬美元,買下位於暹粒的永久表演場地,方便作長遠規劃。

 

今日的暹粒社企生態十分蓬勃,除了具口碑的馬戲團,不少工藝品店、餐廳、以至酒店打開門做生意,都會特別向客人介紹,指其消費將會如何改善當地人就業、教育或環境生態等等。有日本人開辦的布藝店更會以日文、英文手寫每樣產品背後的故事。當然,由於柬埔寨未有對社企進行規範,消費者掏腰包前不妨先了解一下商店,以一探其虛實。

 
圖片來自法爾柬埔寨馬戲團 官方網站

作者為仁人學社特約作家王海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