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式規劃 讓街坊設計社區

可有想過,你能有份參與社區的空間設計嗎?設計思維作為一種以人為本的創意解難方法,如何用於社區實際演練?新加坡民間組織P!D(Participate in Design,「齊設計」)的創辦人米莎(Mizah Rahman),在威權政府管治下,觀察到居民也希望自己的聲音被聆聽,遂透過推出一連串參與式設計項目,推動社區充權,盼望帶來真正以用家為本的社區設計。

「用家為本」思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連續兩年於《施政報告》提及設計思維,分別稱希望「將創意及設計思維引入作為首長級人員培訓計劃重點,並全面加強有關創意及解難能力訓練」,「政府內部將據此訂立指引,鼓勵政府各部門在採購過程中使用創新建議,應用設計思維,以提高效率,滿足巿民需要,進一步推動『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

設計思維的確愈來愈普及,本港教育界已一馬當先,不少學校配合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課程,按設計思維培養學生以人為本的創意解難精神。至於商界,亦有愈來愈多上市公司以至中小企,從設計思維角度重新思考產品與服務,務求更「以用家為本」,為業務再開拓新想像。

然而,設計思維絕不止於此。對於我們朝夕相對的社區與空間,設計思維又如何發揮作用?於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北歐帶起的「參與式設計」,可說是設計思維用於社區建設的最佳應用例子。當時北歐企業開始引進電腦系統以提高生產力,但該些系統對員工而言更難使用,勞工自主權亦同時降低。結果,北歐企業界、工會和學者開始致力於勞工賦權和工作場所民主化研究,希望員工有更合適的工作環境和品質,並重新獲得工作的掌控權,這就是參與式設計的起源。

假若製作產品的自主權應歸於工人,那麼,社區空間的自主權為何不能歸於使用者,也就是居民?這正是成立於2013年的新加坡非牟利設計組織P!D歷年宗旨,希望積極鼓勵公眾參與社區設施設計。P!D專門以參與式設計的方式協助基層組織、教育機構、民間團體和政府機構,共同設計和規劃公共空間及設施,與政府亦有緊密的合作關係。

下而上的社區充權

P!D創辦人米莎認為,「參與式規劃」概念意指在規劃過程中讓公眾有更多機會發表意見,甚至着手參與其中,從而令規劃更能以人為本,社區也可藉此累積社會資本。「一個好的城市規劃,須結合『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兩種規劃模式。」米莎承認新加坡是一個百分百城市化的國家,當然有着非常強悍、由上而下的威權政府,雖然市民習慣服從政府,但她觀察到不少成熟的新加坡居民「開始會提出疑問及希望被聆聽」。有建築師背景的米莎期望推動的不只是「社區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而是「社區充權(Community Empowerment)」;並非「為人民設計(for the People)」,更應是「與人民一起設計(With the People)」。

推動參與式設計的契機出現於2015年,當時米莎接受新加坡一名國會議員陳佩玲的邀請,推動社區參與活動。在新加坡,組屋與組屋之間經常有大片未被規劃的空間,議員希望透過規劃及設計,使之發展成讓大眾停留駐足的地方。P!D首先花了很多心思讓居民認識他們的理念,進而參與相關活動,然後在區內開展一連串的公眾參與活動,包括舉行多場街頭活動(Pop-up),冀以有趣的形式吸引居民,讓他們發表對社區的意見;又舉辦「邊走邊談(Walking Conversation)」活動,讓居民帶P!D成員到社區不同地方,讓設計師們了解當區居民的真正喜好及需要。還有多場參與式設計工作坊,讓居民發表意見,令社區的設計再不是單向的由上而下。

盼補政府諮詢不足

米莎認為參與式設計有多個重點,令社區改變不再可怕,並讓居民與新設計連結甚至參與社區。重點包括着重過程多於結果,寓教育理念於設計過程;主張擁抱社區的多元,建立共同合作的精神,再透過不斷反覆測試與改進,讓居民彼此建立關係,形成社區中最重要的「軟件」。通過上述重點,使參與式設計變成一個市民清晰可見的框架,居民就不會再對參與社區卻步,能更好地填補政府由上而下規劃的一些空隙。米莎坦言,在傳統規劃過程中,政府僅諮詢專業人士意見,往往忽略了當區老人、小朋友等的聲音,「因為專家們會假設居民不清楚自己想要什麼。」米莎認為社區人士是「民間專家」,只有他們才最清楚自己的想法,故其意見應獲尊重及聆聽。

鄰舍韆鞦這個計劃就因此成立。韆鞦位於新加坡組屋之間,旁邊擺放着數個大型正方體石礅,供路過途人坐下休息。石礅上刻有「PLAY」、「EAT」、「LOVE」三組英文字,附近有草地及綠化設施,可供坐下歇息。「以往未有任何設計時,這空間只是任由老人家直行直過,或呆呆望着天空……但現在大家會坐下來,看小朋友玩,對他們的心靈健康有益處。」P!D高級項目助理楊萬琦說。

P!D高級項目助理楊萬琦將於11月22日至24日來到社企民間高峰會作演講嘉賓,屆時會講解更多「參與式設計」的實際運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關商界對社會企業發展,可留意相關活動資料。

仁人學社助理創新顧問黃文萱

社企馬戲團 藝術治療赤柬痛

柬埔寨是港人近來旅遊熱點之一,最著名的當然是世界文化遺產吳哥窟。旅遊業開始興旺,但不多人知道,柬埔寨也只是剛從一段血腥沉痛的歷史走出來。由一名法國女藝術老師作契機成立的「法爾柬埔寨馬戲團 」(Phare, The Cambodian Circus)可謂柬國最成功的社企之一,沒有華麗的舞台及服裝;也沒有動物「演員」,單憑本地青年表演者出色的特技及肢體演出,配合幽默動容的本地故事劇目,每晚吸引數百位外國觀光客購票入場。盈利用以支持非牟利藝術學校營運,讓每日1,200名貧困兒童接受藝術教育。他們希望用藝術助這個剛經歷血腥暴政的社會恢復過來。

 

一切由法國女義工開始

 

「Phare」在高棉語意謂燈塔,即帶來光明、指引的意思。馬戲團成立有主要兩大初心,一是資助藝術學校營運,二是希望提供畢業生一個就業機會,以及一個能夠展現台下「十年功」的國際舞台。馬戲團的出現跟1975至1979年赤柬 (即紅色高棉)殘酷統治、200多萬人 被屠殺的這段黑暗歷史有直接關係。在接着的10年,國內戰爭持續,大批柬埔寨難民長期入住猶如監獄的難民營。1986年,一名法國女藝術老師Veronique Decrop來到位於泰柬邊境的難民營當義工,教小朋友畫畫以治療他們的戰後創傷。這因此間接成為日後柬埔寨馬戲團成立的契機。

 

1991年,當《巴黎和平協約》簽署後,柬越戰爭正式終結,所有難民營勒令關閉。有難民移居海外;亦有不少人的田地家產已被充公,選擇定居在接近柬泰邊境的馬德望,方便一旦隨時再爆發戰爭,就可以馬上越境逃生。當中包括9名在難民營度過童年、跟Veronique Decrop學過畫畫的學生。赤柬期間,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被屠殺,包括教師及醫生等,許多家庭都背負一段難以磨滅的痛苦過去。一切百廢待興之際,這10名師生決定利用藝術教育修補這個傷痕纍纍的國家。

 

1994年,他們首先成立免費藝術學校 Phare Ponleu Selpak (PPSA) ,一開始也是秉持「Lean Startup」(精益創業) 精神,只在大樹下提供畫畫班、後來慢慢發現有孩子喜歡跑跑跳跳、跳舞等舞台表演,於是其中一個接受過馬戲團學校訓練的創辦人Khuon Det後來加入了表演藝術訓練課程、教授包括音樂、舞台劇和馬戲團。廿多年後,學校仍然提供免費教育給貧困家庭的孩子,但規模已經擴闊至常規的12年教育、視覺及表演藝術職業訓練。另外學校亦聘請社工輔導附近800個家庭。

 

金融海嘯後思危

 

學校的營運一直有賴歐洲或外國基金會的資助,但2008年一場全球金融海嘯,捐款大受影響。多位創辦人開始意識到要另謀更加可持續的經營方法,以確保學生不會因為捐款人「收水喉」而得停學。學校於是在2013年成立社企Phare Performing Social Enterprise( PPSE),旗下並成立子公司馬戲團及兩間創意及多媒體公司。值得一提的是,PPSE背後的股東之一是孟加拉格萊珉銀行 (Grameen )及法國農業信貸银行 (Crédit Agricole )合資的小額貸款社企基金。前者是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拉經濟學家尤努斯 (Muhammad Yunus)所創辦。

 

馬戲團每晚都透過演員不可思議的特技演出,敘述柬埔寨的歷史、文化及社會,吸引無數遊客捧場。其中有劇目就是以9名創辦人的故事為藍本,重演戰爭如何對孩子帶來纏繞不去的夢魘,讓遊客以一個另類角度認識柬埔寨沉重的過去。

 

馬戲團在大帳幕下上演,由於場地只設330個座位,在旅遊旺季時往往好快就爆場,必須提早訂票。PPSE行政總裁、小時候曾經在該學校上過堂的Dara Huot說,他們不打算增加觀眾席位,因為演員必須盡量接近觀眾,以最好呈現台上的力量及情緒氣氛。商界出身、80後的Dara還說,每做一個決定,都要問自已這是社會性目的,為員工、表演者出發;還是純為商業目的。以提醒自己勿忘初衷。

 

眾籌買地助長遠規劃

 

在柬埔寨土生土長、但說得一口流利英文及法文的的Dara又說,公司收入除了定點的演出、場內餐飲、手工藝品銷售之外,劇團亦會不時接受私人企業邀請作特別演出,甚至到海外表演。其中75%盈利都會撥作學校的營運,佔學校目前總預算大約22%。他希望未來7至10年可以提升有關比例至9成。另外,經過兩年半的努力,他們終於在2016年籌得55萬美元,買下位於暹粒的永久表演場地,方便作長遠規劃。

 

今日的暹粒社企生態十分蓬勃,除了具口碑的馬戲團,不少工藝品店、餐廳、以至酒店打開門做生意,都會特別向客人介紹,指其消費將會如何改善當地人就業、教育或環境生態等等。有日本人開辦的布藝店更會以日文、英文手寫每樣產品背後的故事。當然,由於柬埔寨未有對社企進行規範,消費者掏腰包前不妨先了解一下商店,以一探其虛實。

 
圖片來自法爾柬埔寨馬戲團 官方網站

作者為仁人學社特約作家王海如

信用卡「碌」出行善創意

本世紀信用卡產業蓬勃,美國與香港等資本主義城市,據統計更是平均人手兩張信用卡。為吸引客戶,信用卡優惠、積分計劃五花八門,但想必大家都試過忘記兌換積分以致浪費了。美國的史提芬.嘉騰(Stephen Garten)因一次經驗,啟發他創立Charity Charge,以這張新概念慈善信用卡為這些積分、為客戶、為慈善機構提供一個嶄新想像和機會。

換領積分啟發奇想

史提芬的爸爸熱愛慈善,對任何機構都從不吝嗇,永遠慷慨捐獻,令史提芬小時候已種下關注慈善的種籽。19歲那年,他爸爸因癌症過身,對他打擊很大,但他同時看到醫院裏的醫生和護士對其父的無私照顧,深感震撼,體會到我們也可關心自己以外,更偉大的事情。他於華盛頓大學畢業後,跑到初創企業的孵化勝地──得州奧斯汀。一邊打工,一邊採訪當地的企業家,嘗試尋找創業點子,最後居然在信用卡點數中探出端倪。

有一天他興奮地到信用卡網站,打算用積分換領禮品,他花了數小時瀏覽禮品網頁,居然找不到一樣他想要的東西。他覺得非常懊惱,也驚覺自己原來不希罕更多的物品。之後他關掉網頁,打開郵箱,看到一封慈善機構的勸捐電郵,他忽發奇想,如果信用卡能讓他選擇把積分捐贈予慈善機構,他現在便不用那麼苦惱了。

史提芬開始研究這個主意的可行性。按統計,於2016年每名美國人均持有近3張信用卡,但史提芬調查發現,每年約三成的信用卡客戶,即6000萬人從來都不換領所獲積分,總值16億美元的信用卡積分因過期作廢,最後變成信用卡公司的收益。史提芬想,要是這16億能用作貢獻社會,會帶來多大的社會效益!

當時,他空有主意,卻對信用卡行業一竅不通,也不認識任何業界人士。於是,他開始通過LinkedIn領英等網站接觸該業行家,居然有很多人願意分享想法。其中一位有心人是信用卡業的顧問,跟史提芬分享很多業內知識及專業意見。一年後,這位顧問出任萬事達卡聯營卡業務發展的主管,更協助史提芬把Charity Charge的概念成真。

史提芬希望人人都能自由選擇他們心中想支持的慈善項目。現時很多信用卡公司都會跟慈善機構合作推出慈善信用卡,但這模式只局限於較大型機構,如想要捐錢給自己社區的慈善組織,就只能透過其他不太方便的途徑。史提芬與團隊花了兩年時間,跟信用卡業內專家見面,了解行業運作和信用卡的商業模式,嘗試找出Charity Charge的切入點。

聯營卡市場尋定位

解釋一下Charity Charge。它是一張信用卡,功能跟一般信用卡無異,特點是客戶能選擇把消費簽賬的1%,捐贈予自選最多3間註冊慈善機構、宗教團體或公立學校。因回贈屬慈善捐款,客戶亦能享受稅務優惠。機構也會負責捐款的行政費,確保慈善機構能拿到所有捐款。客戶更能透過手機程式追蹤捐款,了解自己所創造的效益。這1%看似瑣碎,但它為慈善機構所帶來的效益大於想像。

Charity Charge改善了發展多年的聯營信用卡(Affinity card)模式。聯營卡是信用卡公司和另一間機構聯合提供的信用卡,常見的聯營卡包括大學、零售或航空公司的信用卡。聯營卡是雙贏的模式:合作機構的龐大用家群,能為信用卡公司減低吸納新客戶的成本,同時進行交叉銷售。每發行一張新卡,信用卡公司都要付費予合作機構。現時市面上的慈善信用卡也是一種聯營卡,但如是較小型的慈善機構,因捐款者數量少,信用卡公司看不到好處,便不會為其推出聯營卡,讓這些小型機構失去這個捐款渠道。

於2015年,四成的美國消費者擁有至少一張聯營卡,證明很多人都會以他們關注的機構為榮,且不介意少賺積分。史提芬看準了這個市場機會,找出Charity Charge的定位。

瞄準新世代消費者

性質上,Charity Charge屬於公共利益企業(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它是一種特殊的公司法人組織,追求公眾的利益。公司決策必須兼顧3種利益,包括公司章程中所訂定的公共利益、股東利益,以及其他持份者如員工、顧客、供應商、社區或環境等的利益。

須知銀行從不做虧本生意,史提芬能成功說服金融機構跟他合作,證明商界也看出新世代的消費模式在轉變,新一代消費者關注社會,重視意義和目的,更希望能以生活態度改善社會。Charity Charge未來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跟主流信用卡公司合作,這樣才能迅速擴大客戶群,增長業務。

史提芬的爸爸53歲便離開人世,讓他覺得人生短暫,更感受到實現夢想的急切性,他希望能結合工作和意義,不要等到退休時才貢獻社會。史提芬憑着信念和一股衝勁,由零學起,到成為行業專家,逐步實踐理想,他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夠啟發其他人追求看似遙不可及的夢想,這種啟發比起Charity Charge本身的效益必定更加龐大。

作者為仁人學社特約專欄作家林雪瑩Katherine.sy.lam@gmail.com

 

綠色洗髮精 種出循環經濟大樹

垃圾總是在我們無意之間產生,我們可如何打破既有想像,重新想像我們身邊的所有產品?台灣土生土長企業家葛望平打造的台灣本土品牌歐萊德O’right,從植物萃取洗髮精配方,到可分解瓶子,而瓶底藏着植物種子,除靠產品贏得許多國際環保設計大獎外,連企業本身都是「綠」得徹底,可謂循環經濟的最佳展現。

跳出思親抑鬱 實踐綠色革命

葛望平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出生於高雄鳳山,於台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修讀機械科。畢業當兵退伍後就開始從事美髮業務工作,一邊進修工商管理。直至2002年,葛父「打本」給他創業,歐萊德O’right就此誕生。可是於歐萊德初創期,代理國外化妝品,生意未上軌道,父母卻一年內相繼因病過世,葛望平因而陷入抑鬱症的折磨。

於最低谷之時,葛望平卻心念一動:「我應該做點什麼來讓生活有所改變?」他自幼就有過敏體質,又認為父母過世與身邊太多化學致癌物質有關,因此立志要改變充斥化學成分的產品,遠離有害物質的威脅,並由自己擅長的髮妝領域做起,希望消費者有更健康自然的髮妝產品可選擇。

有機植物髮乳 瓶埋地下種樹

這個完全Made In Taiwan的品牌,第一個產品「綠茶洗髮精」便是用農產品取代石化品的髮妝品。之後的產品在原料方面也遵從對環境友善的法則,例如把檜木粉磨成微型粒子,取代對海洋生態造成影響的塑膠顆粒,及後更推出得獎產品「咖啡洗髮精」,利用超音波從咖啡中取出咖啡因萃取物,再調製配方做成洗髮精,不但醒腦,還具備活絡頭皮與強健髮根等效果。

除了用有機植物製成洗髮精,萃取過後的咖啡渣也沒有丟棄,而是做成洗髮精的瓶子,瓶子再不是一件塑膠垃圾,可被生物降解。此外,瓶身底部的小圓蓋也大有玄機,藏了兩顆咖啡種子。葛說:「先前在國外發表這項產品時,有位德國記者還不相信,討了一罐洗髮精回去種,之後他來信給我說,他真的在柏林種出咖啡樹。」

循環經濟減廢 開啟永續想像

這就是循環經濟!想像一個世界,在那裏所有資源可不斷循環再利用,沒有任何廢棄物,你手上的產品用完之後,藉由再處理的方式,可以變成另外一家企業需要的資源。就像歐萊德其後推出的「瓶中樹」洗髮精,以廢棄蔬果與植物萃取澱粉製成,瓶底置入台灣原生相思樹種子,用後將瓶子埋入土壤,一年內瓶身可分解成堆肥,並長出吸碳量最高的相思樹。「咖啡樹長出咖啡豆,咖啡豆讓你喝咖啡,咖啡渣給我用,我繼續做洗髮精給你,你繼續種咖啡,這是搖籃到搖籃的實踐。」葛補充。

除了推出產品實踐循環經濟,葛望平認為落實環境保育,企業必須由自身做起。歐萊德連續八年主辦台灣區「Earth Hour地球一小時」活動,每年至少累積五百家台灣指標企業共同響應關燈一小時活動,成功串聯全台灣共節電10萬度,創下歷年新高,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於種植了近5000棵樹木。

歐萊德位於桃園龍潭的綠建築總部,耗資1.8億元,是台灣首座取得鑽石級建築碳足跡認證的工廠。整幢建築用清水模建造,利用太陽能與風力系統發電,並依照台灣的氣候做建築設計,因空間與大自然良好的互動,歐萊德總部一年只開30多天冷氣,全年共可省下約60000千瓦電力。總部內亦布滿綠色植物,員工餐廳更是有機蔬食餐廳,讓這個總部被稱為「會呼吸的房子」。

榮獲無數大獎 11月來港分享

咖啡因洗髮精讓歐萊德榮獲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iENA金牌獎及綠色發明獎、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INPEX金牌獎及特別獎、巴黎永續美妝獎(包裝獎及領導獎)等無數國際大獎的肯定。歐萊德目前已在全球40多個國家銷售,今年更再奪全球綠色環保金獎。

「有次在波蘭的記者會,一位患癌的小朋友親自到現場來跟我說謝謝,他原本是沒有頭髮的,用了我們的洗髮精後,又長出健康的頭髮,他的笑容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有次在瑞士的動物園裏舉辦發表會,那是他們首次外借場地給品牌,只因為我們對環境保育的理念相同。」葛望平又是感動又是驕傲地說道,表示消費者與環保「知音」是最真實的回饋,讓他更堅信自己正在做一件「對」的事。

歐萊德創辦人葛望平將於11月22至24日來到社企民間高峰會作演講嘉賓,屆時會講解更多「社會影響力債券」的實際運作。如欲了解更多有關商界對社會企業發展,可留意相關活動資料。

作者為仁人學社助理創新顧問黃文萱

研「不可能漢堡」 遺傳學家挑戰食肉獸

最強颱風「山竹」過境,其強度讓更多香港人擔心氣候變化下的家園。香港人向來是「食肉獸」,而當生產肉類和乳製品所排放溫室氣體量,比地球所有類型交通運輸排放總和還要多的時候,如何透過改變飲食習慣減少碳排放?美國史丹福大學遺傳學家布朗 (Patrick O Brown)則憑藉20多年的生物醫學研究經驗,研製出跟真正牛肉一樣口感的植物製肉,並成立Impossible Foods,7年間獲近4億美元注資,投資者包括微軟創辦人蓋茨及李嘉誠等,決心攻佔「食肉獸」市場。

「會流血的素肉漢堡」 主打高檔路線

10年前,布朗仍是美國史丹福大學的生化學系教授,55歲的他毅然展開18個月的休假(sabbatical),思考做些什麼解決當前最嚴峻的社會問題:氣候變化。該從何入手?布朗將目標收窄,瞄準溫室氣體排放嚴重的肉製品產業。

布朗在放假初期,本來只是在華盛頓舉辦一場會議,希望激勵他的同事關注這個不可持續的食物系統。他說生產肉類和乳製品所排放的溫室氣體量,比地球所有類型交通運輸排放的總和還要多,而且耗用地球資源驚人,近半陸地面積用於種植動物飼料或作放牧,以及用掉世界超過四分一的淡水。

但布朗很快發現,辦一場會議效果有限,他決定,最佳方法是提供具競爭的替代產品。於是他放棄教職,進入人生另一跑道,「不可能的漢堡」應運而生。布朗強調,他不是要打造另一個普通的素肉漢堡,而是一個色、香、味、口感、賣相都比得上真正牛肉的產品,而且更有營養。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就要靠深紅色的醬料「血紅素」(Heme),這是許多蛋白質皆有的成分,包括血紅蛋白,亦是血之所以為紅色的原因。但這種血紅素也存在許多植物根部,Impossible Foods正正可以從中提煉。

當發現血紅素是「素牛」關鍵成分之後,布朗科學團隊經過5年的研發,這款被推銷為「會流血的素肉漢堡」首先在2016年中旬推出。有別其他同類產品,它不是在超市上架,而是主打高檔路線。初期只在三藩市和紐約部分高級餐廳出售,價格在16美元至19美元之間。這種結合「飢餓營銷」(hungry marketing)及精緻餐飲(fine dining)的策略明顯見效,其業務逐漸擴充。公司2017年9月在美國設廠,每月生產50萬磅免治素肉,未來數月產量預計可以提升一倍至100萬磅。

海外第一炮坐落香港

今年4月,它更首度衝出本土,來到香港跟多間高級食肆合作,打響海外第一炮。正好今年港大研究亦反映香港為人均肉類消費量最高的地區之一。每名港人每日平均攝入高達600多克肉類,相當於兩塊10盎斯牛排,同時是英國人每日攝取量的4倍多。

Impossible Foods目前主打的產品是免治素肉,背後實際考慮到因為美國人出名喜歡吃漢堡,這種肉屬於美國餐廳主要出售肉類之一,2017年的比例達到64%。布朗形容「這種肉相當具標誌性」,但他強調,其科研團隊不僅關注牛肉,「事實上,我們已經學會如何製作豬肉、雞肉,甚至是魚的口味。」

他指出就其對環境破壞性而言,牛肉「罪該一等」,而魚類緊隨其後。他稱海洋、河流和湖泊中的魚類總數不到40年前的一半,有些物種數量下降超過九成,因此「素魚」將是其公司下個目標。

坦白說,這款「像真度極高」的素牛,素食者未必受落,不過奉行素食主義多年的布朗表明,旗下產品目標受眾是「食肉獸」,希望搶佔他們的味蕾,實現2035年前完全取代動物產食品。

圖搶佔1.5萬億「食肉獸」市場

布朗說,他團隊針對的是價值1.5萬億美元但「完全基於史前技術」的全球市場。當年產品未推出,已經吸引不少知名投資者注資,包括蓋茨、李嘉誠、瑞銀等,吸納總共逾3.8億美元。布朗早年曾經創辦非牟利學術期刊出版社「公共科學圖書館」,他仍然保有一份學者的傲氣,坦言不是所有投資者來者不拒。他們必須明白這是長線投資,「如果他們正在物色可以快速退場,請過主。」他亦強調公司不會被收購。

布朗慢工出細貨,公司成立5年才推出「會流血的漢堡」。但由於技術始終相當新,少不免引起外界對食安方面的關注。為了提高對其「植物血紅素」食用信心,Impossible Foods在4年前以自願性質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申請確認其可安全食用。手續來來回回花了4年,終於在今年4月獲得該局保證「沒問題」才算是推翻了部分人的質疑。

不過美國畜牧業財雄勢大,相信Impossible Foods的阻力陸續有來,例如密蘇里州8月底通過立法,規定只有來自「屠宰、曾經呼吸的動物產品」,才可以稱作「肉」銷售,新例明顯針對一直堅持以「肉」自我標籤的Impossible Meat等素肉產品。

作者:仁人學社特約作家王海如

型格時尚耳機 以聲音改變世界

音樂可能是孤單者的心靈慰藉,或是有才華之人發揮所長的舞台,但原來全球共三億六百萬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聽覺障礙,當中大部份只需要配戴助聽器,便能聽到聲音,但他們大部份在發展中國家,未能得到合適的治療,終其一生與聲音無緣。環球唱片前公層貝麗澤·希爾頓 (Bridget Hilton)熱愛音樂,成立耳機品牌LSTN及Starkey Hearing Foundation,每賣出一個耳機,便為一位聽障人士捐贈一對助聽器,希望透過聲音來改變聽障人士的生命。

 

生於美國的貝麗澤·希爾頓 (Bridget Hilton)從小熱愛音樂,小時侯已經立志從事音樂有關的工作。十五歲那年,她在底特律的一間樂隊演唱廳找到第一份市場推廣工作,開始實踐她的音樂夢。中學畢業後,她沒有上大學,卻跑到環球唱片公司,由最低級的打雜工作做起。對音樂的熱誠讓她扶搖直上,及後更到了洛杉機的總公司,為很多本地樂團以至頂尖歌手如美國天后Taylor Swift推廣音樂和發行唱片。她前後在唱片公司工作共8年,音樂成為了她的生命。

 

2012年的一天,她在YouTube上看了一條短片,是有關一個跟她年紀相若的女人,人生第一次聽到聲音的故事。貝麗澤感到很震驚,對於生活無音樂不可的她,實在不能想像沒有音樂的世界會是如何。她馬上做資料搜集,驚覺全球共三億六百萬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聽覺障礙,當中大部份只需要配戴助聽器,便能聽到聲音,但他們大部份在發展中國家,未能得到合適的治療。另外,九成半在聾人學校的小孩,如果戴上助聽器,就能在正常學校讀書。貝麗澤認為音樂實在對人類非常重要,因此她立志要幫助這群人。

 

買一贈一模式 瞄準年青潮人

 

剛好她從事設計的好友祖·合夫(Joe Huff)也辭掉工作,貝麗澤跟他分享想法,二人一拍即合,決定結合音樂與設計,在洛杉機的家中成立了牟利社會企業LSTN。近年,買一贈一(Buy One Give One)的商業模式增長迅速,即每賣出一件產品,就會贈送同類產品給弱勢人士。社會企業Warby Parker 和 TOMS shoes 便是創辦這種模式的成功佼佼者。LSTN也效仿了這個模式,每賣出一對耳機,LSTN就會透過Starkey Hearing Foundation,為一位聽障人士捐贈一對助聽器,希望透過聲音來改變聽障人士的生命。

 

雖然耳機市場競爭激烈,但貝麗澤覺得市面上沒有同時具備音質和設計的耳機,因此她深信她的產品有很高的市場價值。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來製造耳機產品原型,貝麗澤找來歌手、樂隊、唱片製作人來試聽和提取意見,確保產品達至業內人士的標準。

 

回收優質木塊轉成耳機設計

 

LTSN生產高質量的時尚耳機,大受對於音質和設計都有追求的型人歡迎。貝麗澤看準了傢俬和地板公司生產後剩餘的大量優質木塊,這些木塊不足以用來再生產家俬,於是她把這些剩餘的資源,轉化成耳機設計的最大賣點。另外,她也嘗試回收結他、棒球棍、滑板等來當耳機的材料,以永續生產為目標,製造每一副都是獨特的耳機。他們以全食公司(Whole Foods)的產品作為定位,刻意選擇有社會責任、同時追求品味的年青人作為目標僱客群組,藉以擴大社會效益。

 

業務擴散全球 已助超過三萬人

 

LSTN雖然作為一間社企,卻因為優質的產品,得到主流企業的注視,包括Spotify、Nordstrom 、Whole Foods 等,這些商業夥伴對公司的業務擴展極為重要,讓產品能以更多的渠道通往主流市場。最近更成為達美航空公司機艙耳機的合作夥伴,將會為達美航空生產過百萬件耳機,並把100%的收益撥捐Starkey Hearing Foundation。LSTN也得到創投基金的融資,準備把業務擴展全球。

今天,LSTN除了耳機,還出產喇叭,銷售額已經超過百萬美元,同時幫助了3萬位弱聽人士配帶助聽器而重拾聽覺,受益群組分佈於美國、中國、秘魯、烏干達等地。機構現正進行共益企業(B corp)認證,決意成為良心企業。要平衡定價、產品品質、和社會效益一點都不簡單,但LSTN找到了三贏的定位,公司有盈利,顧客找到價值,同時產生社會效益,是現今初創企業的典範。


(作者為仁人學社特約專欄作家, Katherine.sy.lam@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