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雄甘地曾經說過︰「貧窮是最邪惡的暴力。」貧窮可以逼人鋌而走險，蠶食人的意志、尊嚴、追夢與創業的勇氣，甚至要比其他人花更大的力氣才能實現跨代脫貧。
國際貧窮鐘（World Poverty Clock）實時報告全球貧窮人口數字，仍有多達5.9億人生活在貧窮線下，佔全球人口8%，當中有5000萬人每日生活費不足1.9美元。要解決貧窮問題，很多人會想到派錢和運送物資，但愈來愈多學者更傾向發展「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或提倡「全民基本工資」（universal basic income）。
而今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籍印裔經濟學家Abhijit Banerjee、法國經濟學家Esther Duflo及美國發展經濟學家Michael Kremer則提出用「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來紓緩全球貧窮問題。
醫學方式檢討問題
「隨機對照試驗」不是新鮮事物，早在1950年代已成為醫學界在測試新藥效果時常用到的評估方法，但近年才開始流行在經濟學界，甚至成為最新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
理論的靈感來自於醫學界中常做的實驗，把病人分為兩組（其中一組是對照組，另一組是實驗組），各自接受不同的治療，然後對比治療成效。3位諾貝爾獎得獎人就把這理論的異曲同工之處放進經濟學，不着眼研究貧窮的因果關係，而是觀察一些理論經常不會觸碰的地方，仔細觀察及反思問題的核心。
譬如很多人習慣從社經地位看學生的升學率，並會假定來自中產家庭的學生普遍升讀大學機會高於貧苦學生。但若套用「隨機對照試驗」研究方法，研究員不會看重社經地位如何影響升學率，而是拋出一些介入，看哪一種方法能有效協助貧苦學生成功入讀大學。
這個研究方法的優勝之處，就是避免把貧窮由頭到尾研究一次，而是集中分析介入手法是否真正帶來即時反應，改善狀況及發掘其他隱性問題，做好預防措施。
得獎人之一Banerjee小時候也經歷過貧窮，深知箇中苦楚。58年前他在印度出生，與家人居住在加爾各答的簡陋小屋。雖然他們一家不算是最貧窮的家庭，但由小到大都與貧民窟的小孩為鄰，有朋友因為家境清貧無法上學讀書，「用知識改變力量」似乎成為空空而談的想法，於是年紀輕輕便立志要研究貧窮議題，花了20年時間拆解貧窮的複雜性。
他的學生兼妻子Duflo，小時候的生活比Banerjee幸運，出生在巴黎，小時候接觸過一本關於德蘭修女生活在加爾各答的漫畫，內裏描述印度是一個人滿為患的城市，居民平均居住在僅有10方呎的空間。
到她成為研究生有機會造訪印度，重新認識貧窮的定義，若只用每日收入少於兩美元來窺探貧窮世界，仍然難以解釋為何世界各地捐獻大量糧食和物資，窮人如常過着品質較低的生活。
2003年，Banerjee和Duflo在麻省理工學院成立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又稱J-Pal），在數十個國家展開社區實驗，包括印度、智利、肯尼亞、非洲、印尼等，收集窮人日常生活數據，觀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進行決策，並出版了Poor Economics和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兩本具影響力的書，更夥拍哈佛大學教授Kremer，不斷改良測試。
於過去十多年間，他們在十多個發展中國家展開超過200個貧窮介入的社區實驗。例如，他們不知道發展中國家的家長會否關注小孩子的營養不良問題，於是訂下了「飲食選擇限制」和「生育數量」作為研究變項。
結果發現，孩子太多不是家長緊縮食物開支的主要原因，反而是因為市場一直缺乏充足的健康和營養食物供應。城市貧窮人口甚至比農村貧窮人口更願意花錢購買健康糧食。這一研究結果顛覆了大眾的想法，貧窮人不是只求安飽，對食物沒要求。若然市場有他們所需的商品，而他們手上有錢，仍願意花錢購買，去維護小孩的營養健康。
理論偏見窒礙救援
然而，國際人道救援和發展經濟學卻容易出現「理論偏見」，把貧窮人簡化地描述成「愛吸收熱量的分子」，不斷向他們提供碳水化合物。結果國際社會不斷耗費數千億元在糧食援助計劃上，但一直令窮人覺得不討好。
又例如，我們都知道為孩子接種流感疫苗，可降低他們患上感冒的風險。但偏偏窮人很容易受左鄰右里的言行影響，作出非理性的選擇。即使醫護解釋疫苗對預防疾病的作用，他們也放棄接受。於是J-Pal研究團隊在印度一條偏遠的村莊，嘗試定期擺放接種疫苗的流動站，並帶同一袋載有一公斤的小扁豆，送給願意接受疫苗的家長。結果贈送扁豆的獎勵作用提高了免疫接種率達39%。而對照組的接種率只有6%。這些研究看似並非學術研究，但帶出扶貧的方法不一定採用宏觀經濟手段，有時微小、毫不起眼、靈活、從窮人生活出發的微觀經濟介入，製造出來的社會效益可能比想像中巨大。
2015年Banerjee和Duflo的隨機對照試驗得到《經濟學人》的欣賞，以〈In praise of human guinea pigs〉為文章標題，把人類比喻為葵鼠，既是科學實驗用的測試對象，也是協助別人尋找治理貧窮方法的英雄。
Banerjee和Duflo認為世界上沒有絕對消除貧窮的靈丹妙藥，但相信「貧窮國家不會因為貧窮而注定失敗，或者因為不幸的歷史而注定失敗」（poor countries are not doomed to failure because they are poor, or because they have had an unfortunate history）；反而「無知」（ignorance）、「意識形態」（ideology）和「習慣」（inertia）會阻隔國家管理人對貧窮人士的理解，製造政策距離。
作者為仁人學社創新顧問蘇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