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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防災女孩」 避難教育變時尚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發生9級大地震,觸發海嘯吞噬了近2萬條性命,逾2500人至今仍未尋回。這場天災使日本本州向東移了2.4米,同時徹底撼動田中美咲(Misaki Tanaka)對災難和生命的看法,她遂成立了團體「防災女孩(Bosai Girls)」,冀重新包裝傳統的「防災」論述,致力提升日本年輕人的避難意識。

311地震那一年,田中美咲加入了東京一家大型資訊科技公司,負責開發電子遊戲。公餘時她會到受災地區當義工,深切感受到災民的無助,並開始反思如何活得更有意義。最終,她離開了自己喜愛的工作崗位,全職加入了一個支援地震災民的非牟利組織,並搬到狀況最嚴峻、爆發核洩漏事件的福島縣。她的新工作是要成立資訊小隊,將最新且真確無誤的災情發布上網,讓外界得知福島正在發生什麼事及如何調撥資源幫助當地人。

年輕女性乏危機意識

田中美咲坦言,要不是積極參與救災工作,也不會發現自己缺乏危機意識及求生技能。雖然不少人說,居於日本就必須學會與天災共存,但早前當地一項調查顯示,認同防範自然災害重要的人口比例隨年齡層下降,30歲以下的受訪者中,只有三成人表示同意,當中又以女性的防災和求生常識最貧乏。

2013年,田中美咲以非牟利團體的名義成立「防災女孩」,目的是提升年輕人的防災意識。別誤會該組織的服務對象只限於女性,其實加入「女孩」一詞只是說明女性較缺乏相關知識,因此在災害面前特別脆弱。

田中美咲發現,要提升女性的防災意識,不能單靠「填鴨式」灌輸,更有效的方法是引起她們的興趣。她進一步反思傳統防災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得出的結論是:所有關於防災的論述都予人剛強的感覺,難怪很多女性都沒有興趣,「例如防災用品,唯一的要求就是實用性;又例如防災建議及方案,很多都採用男性化的術語,而非顯淺易明的字詞,這都令女性卻步。」

求生用品美觀兼實用

要對症下藥,田中美咲的第一步是重新包裝「防災」,抹去剛強味,加入女性視角,其中一個例子是推出為女性而設的水靴。有別於笨重的傳統款式,「防災女孩」推出的女性靴雖然同樣防水、防硬物穿刺,但採用了較輕身的物料,方便攜帶,而且有拉鏈和綁帶,美觀又易穿。

「防災女孩」還設計了一系列遇難用具,包括可折疊的粉紅色平底鞋,繪有止血方法和滅火筒使用方法的毛巾,內有手電筒、哨子、髮夾和橡筋的應急包。別小看髮夾和橡筋,女士避難時如能束起頭髮,會比披頭散髮方便和安全得多。此外,又特別推出針對年輕族群的求生用品,例如用色彩繽紛的傘繩編織而成的手環,當中加入了時尚元素。傘繩是尼龍繩,二戰時期,美軍用以作為降落傘的操縱線。後來士兵發現傘繩還有許多實際用途,包括充當鞋帶、登山繩、以之固定帳篷、晾曬衣物、設置陷阱和漁網等。而「防災女孩」的傘繩手環可當作首飾佩戴或掛在手袋上,萬一遇上危難,解開手環便可拉出長達3.5米的堅韌傘繩。

然而,單有抗災用品還未足夠,如何避難也是重點,故田中美咲的下一步是舉辦「次世代避難演習」。她認為傳統演習有兩大問題:首先是乏味,其次是脫離現實。「每一場演習都是『照辦煮碗』,但在真實世界中,天災不一定發生在學校和公司,也沒有工作人員在場給予指示,屆時人們便不懂得如何應對了。」

潮人演習添打機元素

所謂「次世代避難演習」是將場地由學校和公司,移師至澀谷等「潮人集中地」,務求讓更多年輕人參與。更有趣的是,次世代演習不會有工作人員在街上發號施令,也沒有指定路線圖,要參加者自己動動腦筋,透過指定手機程式得悉「災難」發生地點和集合點,再於指定時間內逃到安全地點,最後「防災女孩」會跟參加者一起檢討該次演習。田中美咲更將自己過往開發電子遊戲的經驗應用到演習上,「我們將參加者分成兩批,誰能夠在指定時間內完成任務,將獲得積分,最高分的那組勝出。只有用玩遊戲的心態去參與演習,才會有趣味。」

「防災女孩」的野心不只於此,他們跟另一非牟利團體The Nippon Foundation合作,在日本全國推行#beOrange計劃,目的是令人將橙色聯繫到海嘯。即使不懂日文的外國人,只要一看到橙色旗幟就知道是海嘯警報,馬上遠離海邊,逃到高處躲避。現時,「防災女孩」已向最少70個城市派發400多面橙色旗幟。另外有逾16萬人主動接觸該組織,查詢有關防災備災的事宜。至於「防災女孩」的成員,已由原本寥寥可數增至130多人,當中大部分是20多歲的女性,相信隨着組織的知名度愈來愈高,民間的防災力量將不斷伸延開去。

作者為仁人學社特約專欄作家

電郵:fiona.puiyu@gmail.com

 

 

非洲印裔醫生 接通僻壤疾控網絡

當「全球化」已成陳腔濫調之時,我們以為距離已經不再是問題,但原來城市人認為觸手可及的醫療服務,離真正的「全球化」還有很大段距離。生於北非國家利比亞的印裔醫生拉吉.潘賈比(Raj Panjabi),有感出生地經歷內戰後醫療資源極貧乏,立志建立培訓社區健康工作者的機構「最後一哩路(Last Mile Health)」,顧名思義是連結醫療的最後一哩路。

試想像你是一個兩歲小孩的家長,孩子今早起床就發高燒,你懷疑他染上了村裏流行的瘧疾,但只知道一個方法可取得所需藥物,就是帶着孩子到河邊,划獨木舟過對岸,然後走上兩天穿越森林,才到達最近的診所。這並非刻意與世隔絕的深山野人,原來全球有10億人因貧窮、落後或戰亂原因居於偏遠社區,想得到醫療服務便須面對以上困難。

不忘內戰苦難 學成歸國貢獻

拉吉是在利比亞出生的印度裔人,他9歲時的一個清晨,母親敲門說:「拉吉,快打包,我們得離開了」,一場混亂又血腥的內戰把拉吉一家驅離利比亞,以難民身份來到美國。父母艱辛地養大他,最終拉吉考入醫學院,成為一名醫生。

逃離出生地的記憶雖然久遠,但拉吉一直未曾忘卻,「我想要回去,看能否幫助被我們丟下的人」。結果,回國後只見滿目瘡痍,一個人口400萬的國家,戰後只剩50名醫生在服務,人口比例等於全港總共只得100位醫生一樣。拉吉此時想起父親耳提面命的一句話:「沒有什麼狀況是永恒不變的。」這番話讓拉吉一直謹記自己的幸運、命運的無常,更鼓勵他致力改變現況。

培訓社區能人 提供就業機會

拉吉在利比亞經歷了太多本應不致命、但因延醫去世的病人,其後更發現不止利比亞如是,全球共有10億人口住在世界最偏遠的社區。儘管現代醫學與科技如斯進步,卻無法觸及那些在最後一哩路的人們。「疾病是全球性的,但醫療資源卻不是」,了解到這一點,燃起拉吉心中之火,於2007年創立了非營利醫療組織「最後一哩路」。

如何連結現代醫療無法觸及的最後一哩路?拉吉覺得答案來自於社區本身。例如來自利比亞一個偏遠鄉下的姆索,她靠着自身努力讀到高中,回鄉後同樣受醫療匱乏問題困擾。依照傳統醫療結構,診症及開藥的工作只能由醫生和護士執行,但專業人士有限,如何利用姆索這位來自當區、既聰明又富膽量的女性,配合科技支援及訓練,讓她成為社區健康工作者,帶着真正的藥品到其社區,同時獲得一份真正的工作,賺得人生首份薪金呢?

「最後一哩路」的目標是要讓每個地方的每個人,都能接觸到這些醫療工作者,為此,拉吉設計了一個三步流程──訓練、裝備、付款──更扎實地資助像姆索這類義工,成為協助提供醫療服務的社區健康工作者。

續以姆索為例,「最後一哩路」訓練她針對村落族人的前10大疾病,作出預防、診斷及治療。每月有護士探訪並指導姆索,提供現代醫療技術及裝備背包給她,例如瘧疾快速檢測工具等,亦有一部智能手機協助她追蹤和回報傳染病。機構與利比亞政府合作,由政府「出糧」給姆索。

緩和伊波拉疫情 突顯重要性

至2013年,這個模式在面對席捲非洲的伊波拉病毒時遇上危機。伊波拉病毒發生於西非,西方國家意識得極遲,錯失阻止疫情擴散的良機。當拉吉得知非洲有140萬人可能受感染,且大多難逃一死時,拉吉幾乎失去所有希望,並反覆擔心自己做錯任何一個決定。

然而,「最後一哩路」的利比亞社區健康工作者並沒向恐懼投降,他們繼續回應鄰居的求助,學習伊波拉病毒有何徵狀,與醫生及護士合作,逐家逐戶尋找病人提供照護。他們更追蹤了數千名暴露在病毒中的人,協助破壞傳染鏈。如今,伊波拉病毒已受控制,亦更突顯「最後一哩路」這種偏遠地區健康照護的重要性,這可能是撲滅一場瘟疫的關鍵。

拉吉相信,只要訓練到一群社區健康工作者,即使僅學習30項救命技能,到2030年時,料能拯救3000萬條生命。目前,除了利比亞之外,「最後一哩路」亦與其他國家組織合作,嘗試協助他們做同樣的事,冀拯救更多人並創造更多工作機會。

基於拉吉的貢獻,他成為了2017年TED的百萬獎金得主,亦奪得斯科爾基金會的年度社企大獎,更獲《財富》雜誌評為全球最偉大領袖之一。惟他絕不止步於此,最新計劃是創辦社區健康學院Community Health Academy,希望用更多資源與科技打造一個全球平台,讓社區健康工作者成為國家健康照護計劃的基石,為全球醫療系統帶來一場大革命。

作者為仁人學社助理創新顧問

leticia.wong@education-for-go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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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設計師 革新小島繫社區

「社區」這個詞耳熟能詳,但對於何謂社區,答案或許人人不同。日本著名「社區設計師」山崎亮(Yamazaki Ryo),受到災後重建的社區畫面震撼後,交出了自己的答案:「社區是由人組成的。」致力推動社區參與的他,藉幾個著名的日本社區設計計劃,完全打破對「社區」的既有想像。

阪神震災民眾啟迪

1995年阪神大地震,當時正在大學修讀景觀設計的山崎亮到災區參與救援。儘管一片頹垣敗瓦,當地居民卻是前所未有地團結,他們聚在一起商討如何讓社區再生,怎樣彼此扶持渡過難關,這樣的情景深深震撼了山崎亮: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連繫只有災後才會有嗎?社區既然是由居民組成的,為什麼居民不可以參與到社區的日常建設中呢?

憑這一個簡單的反思,促使山崎亮成立了社區設計工作室「Studio-L」,踏上了成為「社區設計師」之路。山崎亮發現,隨着城市急速發展,人與人之間關係漸轉薄弱,因此,他認為設計師不應只設計出「空間」,更應創造出「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要建立連繫,走進社區深入了解當地是不可或缺的一步,位於兵庫縣姬路對開的瀨戶內海的「家島」項目正是其中一個經典例子。

「島境探訪」拓想像

家島群島由四十多座島嶼組成,早年以漁業、採石業為主要產業,但近年產業衰退,人口急劇減少,只剩餘4座「有人島」住着8000多名居民。如何為發展面臨瓶頸的家島群島找到新出路,成為山崎亮的一大挑戰。

「聆聽當地居民的心聲,是我們工作的第一步。」首先,他和團隊走進社區,深入了解家島居民的想法。他們發現,當地已有一個「家島振興計劃籌備委員會」,然而,會議內容大多圍繞着如何振興已經衰退的採石業,缺乏未來轉型的方向。山崎亮決定助民眾打開想像,制定了「島境探訪」專案活動,每年邀請全國的外來客來島探訪,與居民一同找出家島「魅力」所在。

有趣的是,他們在過程中發現,外來客和當地居民對於「魅力」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舉例來說,居民認為家島吸引之處在於美麗的自然環境、絕佳的賞櫻勝地,以及一望無際的瀨戶內海景等,但這些景點四處都有,並不足以成為家島的賣點。相反,遊客卻對那些隨意放在路邊的冰箱、殘舊不已的沙發很感興趣。居民在過程中逐漸理解到這點差異,也讓他們重新思考了家島發展觀光事業的方向。

山崎亮團隊的工作到此並未完結,他們的下一個任務是讓社區設計師的工作得以在當地延續。在他和團隊的協助下,居民開始自行制定觀光計劃、開發島上特產,甚至改裝空屋成為旅館招待遊客、培育觀光服務人員等。經過5年努力,當地已培育出能獨立運作的社群,繼續發展家島旅遊業。

至此,山崎亮功成身退,而十多年後的今天,家島已是瀨戶內海其中一個有名旅遊景點,每年接待20萬名旅客。更難能可貴的是,山崎亮成功培養出一群家島的「忠粉」,這些人每年都會固定造訪家島,視當地為「第二故鄉」,他們不只是遊客,同樣也參與到家島社區的發展當中。這正正呼應了他的一句說話:「比起打造一座『有一百萬人來訪,卻只來一次的島』,不如成為一座『有一萬人願意造訪一百次的島嶼』吧。」

居民主導締建歸屬感

山崎亮投入社區設計多年,每年參與20至40個社區建設項目,除了家島,還包括主題公園的再建設(有馬富士公園)及將傳統寺廟活化成咖啡廳(根室別院)等。他強調,社區設計的重點是居民本身,正如他所說:「我們的工作是支援,從旁協助推動社區意識的凝聚,我們希望透過為居民充權,鼓勵他們自行找出問題和解決方法。」因此,山崎亮從不追求計劃進行的速度,耗時5年甚至10年以上的項目並不罕見,過程雖漫長,卻可換來居民對項目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願意主導計劃的行進,「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亦在共建的過程中逐漸萌芽。

對於如何點燃居民的熱情,山崎亮也自有一套方法。「要讓居民樂於參與建設,首先必須讓他們覺得這是好玩的,最初我們會在地區舉辦工作坊,邀請不同的市民團體參加,在當中鼓勵居民互相交流,建立居民之間的連繫,漸漸他們就會自然地和合得來的人組成小組,繼續主導社區設計的工作。」山崎亮解釋,推動居民堅持參加的不只有對社區的熱情,和志同道合夥伴的連繫也是重要一環。

山崎亮多年一直積極到各地演講,包括日本全國、台灣等地,近年亦受聘於日本東北藝術工科大學,擔任客席教授,致力推動「社區設計」的概念。「Studio-L」亦以「No Community No Life」為號召,積極走訪日本大大小小的鄉郊城市,自2005年成立至今已累積參與400多項社區設計計劃。

作者為仁人學社助理創新顧問

商業慈善合一 談影響力投資

日前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全球若保持目前速度繼續暖化,最快2030年就會出現嚴重災害,要避免這情況,全球須於2030年前減少45%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逃離這個「大限」,人類生活與文化必須出現一種顛覆性的轉變,而這必須包括資本市場的根本性變革。由史上巨富洛克菲勒所提出的「戰略性慈善」,再演變至洛克菲勒基金會於2008年提出「影響力投資」,探索如何結合商業及慈善既有模式,以及改善目前的大量社會問題。

乾貨店員變石油大亨

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是一個商業天才,假如他活到今天,其財富將比全球前十大富豪的總資產還多一成。洛克菲勒的發跡史相當傳奇卻也極富爭議,他最初在美國克利夫蘭的一家乾貨店幹活,每周只賺5美元,而他後來創建的標準石油公司,儘管被政府多次派檢察官調查其經營狀況,還吃過數不清的官司,但源源不絕的金錢還是滾滾流入公司的賬簿。

賺得如此大額收入,洛克菲勒同時把人生的後40年投入慈善事業,他的主要貢獻包括:成立約翰霍普金斯公共衞生學院、哈佛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根除北美鈎蟲和黃熱病,也對黑人族群特別關照,斥巨資提升黑人教育。

但這位空前絕後的巨富,絕不甘於當時傳統的行善方法。洛克菲勒認為:「去幫助一所低效率、位置不好及需要性不高的學校是種浪費……很有可能,過去浪費在那些無用的教育計劃上的資金,已經多到足夠建構一套完善的高等教育系統了──要是正確使用的話。」他認為慈善活動應較商業經營更精準與講究效率。

戰略性慈善事業之父

因此洛克菲勒被譽為「戰略性慈善事業之父」,他不但希望緩解社會問題的症狀,更希望通過長期努力觸摸或解決社會壞象的病根,這種戰略性慈善投資亦同時被稱為「耐心基金」。他曾說:「戰略性慈善是一種長期、耐心的投資,目的是通過這種投資,真正有效地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其結果未必能在短期內看到,也需要以數年來計算,但只有這樣,才可能根除社會的頑疾。」

於短短12年的時間裏,洛克菲勒向旗下四大慈善機構投資了4億元,包括:醫學研究所、普通教育委員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勞拉斯佩爾曼洛克菲勒紀念基金會。過程中,他把這些機構交託予兒子小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Jr.)。時至今日,洛克菲勒基金會仍是世上最大的慈善機構。

跨界別概念改變世界

老洛克菲勒於1937年逝世,但他的影響卻無遠弗屆。於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承傳老洛克菲勒的理念,提出了一個創新概念──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ment)。該「跨界」意念橫貫資本界和公益界,倡導資本通過有經濟效益的投資來實行公益。傳統投資重視回報,但同時亦可能對社會與環境構成長遠的負面影響。單純的慈善旨在助人,不求回報,故慈善機構要持續運作必須不斷依賴捐款或相關投資回報。而「社會影響力投資」則將兩者結合,以個人、家族或機構身份投資於對社會或環境有利的項目或企業,並可量化社會效益,達致可持續發展。

聯合國同類基金港落戶

當許多政府面臨財務困難、無法百分百提供所需的社會福祉時,基金會認為應顛覆傳統單方面接受政府補助金的「受與施」角色,提倡新概念如「社會影響力債券」,募集民間投資者來投資政府社福計劃,創造全新融資方式。2010年,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與洛克菲勒基金會聯合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把影響力投資界定為資產類別(Asset Class)的一種,奠定其在投資界和公益界的地位。

香港也同樣受益於這嶄新概念,2016年聯合國社會影響力基金(the United Nations Social Impact Fund,UNSIF)與綠色資本集團有限公司,於香港簽署「綠色經濟基金」合作備忘錄,成為聯合國社會影響力基金首個在港成立的社會影響力基金。聯合國所推行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亦可透過基金平台獲投資,並帶來經濟和社會的回報。投資綠色基金一方面提供回報,令項目可持續發展經營,另一方面又可惠澤社群。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可持續發展目標影響力金融部主管李楠,將於11月22至24日來社企民間高峰會作演講嘉賓,屆時會講解更多「社會影響力債券」的實際運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關商界對社會企業發展,可留意相關活動資料。

作者為仁人學社助理創新顧問黃文萱

「半邊天」的革命

珍妮(Jenny Bowen)與丈夫理察看到《紐約時報》上一幅插圖,是一個中國孤兒極度可憐的面孔。兩人既震驚又感動,覺得非做點事情不可。最後決定去中國領養一個孤兒,這是1996年的事。珍妮是一名電影編導,丈夫是攝影師,住在美國影城荷里活。

經過了18個月的申請過程,終於在廣州領養一個不到兩歲的女嬰。第一眼看着她,珍妮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瘦骨如柴、連站立也不會,面無表情、不言不笑,也不讓任何人觸碰。

孤兒的三個出路

回到美國,珍妮悉心照顧這個陌生的女兒。很快地,她的健康大大改善,開始會說話,和其他小孩子玩耍甚歡。

一年後,珍妮有一天看到女兒在花園中玩耍,天真活潑,笑聲震天,有很大的感觸。同一個孩子,在福利院的時候是何等不幸;但不消一年,在領養家庭的愛護下,竟有這麼大的轉變。

但在中國,仍然有數以十萬計的孤兒,沒有這麼幸運。她記得有人曾說,在中國福利院長大的女孩,只有三個可能性:留在院中當職工;當兵;當妓女。

突然間,她好像感受到一種不可抗拒的召喚,要去中國幫助其他不幸的孩子。她與丈夫商量,很快便作出決定:放棄自己的事業,到中國去探索為所有孤兒改變命運的途徑。「半邊天基金會」(Half the Sky Foundation)就在1998年成立。

不知天高地厚

無可否認,珍妮滿腔熱情,但畢竟對中國一無所知,更談不上有什麼關係,對兒童福利及孤兒服務也全無經驗。

珍妮的構思也很簡單,她相信福利院內的每一個孩子,都要有受過嚴格訓練的照顧者悉心照顧。她打算聘請專家來設計這些訓練,然後挑選合適的照顧者來參加培訓。這些照顧者接受訓練後,可以全職擔任照顧者工作,「半邊天基金會」負責籌募經費,負擔所有培訓及照顧者工資的費用。

珍妮回到中國,開始約見有關部門的官員,馬上處處碰壁。不久之前,西方一個民間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發行了一套紀錄片The Dying Rooms,三個英國人用隱藏的攝影機,在福利院拍攝了孤兒生活起居的情況,引起了中國官方強烈的反應。這樣的背景下,一個美國人的計劃當然會備受懷疑。但珍妮沒有氣餒,千方百計去介紹自己的想法。皇天不負有心人,她終於成功地說服兩間福利院,讓她作為期一年的試驗。

結果,兩個試驗都異常成功,有關單位甚為滿意。消息很快傳到中央,民政部高度關注,主動約見她,了解下一步的計劃。

次年,珍妮獲准在另外3間福利院進行她的計劃,成績又是喜出望外。第三年,項目增至8個。那邊廂,基金會在美國總部不斷擴大籌款,以應付項目增長所需的經費。2003年,珍妮已在13間福利院開展了她的計劃,有接近300位全職僱員,直接受惠的孤兒超過2000名。

轉捩的一年

「半邊天基金會」成立5周年首次舉行慶祝會,會後珍妮夫婦抱膝長談。5年前的夢想終於初步實現,理察突然問:中國有多少個孤兒?珍妮說不知道,「大約100萬左右吧?那2000算什麼?」

珍妮沉默了一會,然後說:「讓我們移居北京吧!給我5年時間,看看有什麼結果。」理察表示支持,經過一番安排,舉家搬到北京來居住,「半邊天」的計劃在這5年間在全國各省市全面推廣。

時至今天,「半邊天基金會」直接運作的福利院有53 間,遍布26 個省市,共訓練了超過1.2萬名照顧者,超過10萬名孤兒直接受惠,全國僱員1,300多名,2013年基金會動用的經費高達960多萬美元。

2011年,民政部與「半邊天基金會」簽訂一項協議,由後者為全國所有福利院的員工提供訓練,以配合根據「半邊天」計劃的兒童福利全面改革。此項計劃由JPMorgan Chase Foundation贊助長達6年的經費。.

珍妮最近出版了一本書Wish You Happy Forever: What China’s Orphans Taught Me About Moving Mountains,並於下周來港作分享及簡介,地點是金鐘太古廣場二樓的Kelly & Walsh書店,時間是5月28日星期三下午五時半,筆者強烈推薦大家出席。

當YouTube遇上三農問題

「農村很窮,農民很苦,農業很危險。」這句話是對中國三農問題最廣為流傳的概括,而這句話也同樣適用於另一個農業大國 ——印度。

據統計,印度有61萬個村莊,超過6億的農業人口。印度平均每個農民的年負債額達到300美元,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每天的收入還不到2美元。為了改善生計,農民不得不過度使用化肥、農藥來提高畝產,時間長了就會導致土質下降,耕種成本反而上升。與此同時,一些先進的農業技術和農耕方法卻遲遲得不到有效推廣。

印度的三農問題

2003年印度政府曾經做了一次調查,發現農民獲得農業相關資訊的主要來源是農民之間的口耳相傳,這種方式的效率可想而知。印度其實有10萬多名政府的農業技術員,負責下到田間地頭向農民普及農業知識和技能。可是平均每2000個農民才能攤分到一個農技員,而要見到一次農技員一般要等上半年。

如何以合理的成本提高農技推廣的速度和效率?這成了破解印度三農問題的關鍵。

說起「美國偶像」,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個風靡全球的選秀節目。而印度一家叫做Digital Green的非營利機構發現,自己做的事情無異於開辦了一個「農民偶像」節目。

這家機構的網站上有2600多段8至10分鐘長的視頻,內容都與農業有關,出場人物都是真實的農民。最常見的形式是一個農技員在村裏訪談一位當地的種植高手,問一些農民們最關心的基本問題:「如何決定要種什麼莊稼?如何保持土壤肥力?如何嫁接?如何清除雜草?……」然後種植高手會逐步演示自己的經驗。

一個「農民偶像」節目的誕生

觀眾自然也是農民,他們興致勃勃地觀看視頻,從自己的同行那裏學習經驗然後實施。有一段視頻介紹的是一種叫做滿江紅的水生作物,可以很容易地培育並添加到動物飼料裏。吃了這種飼料的奶牛,產奶量可以提高15%至20%。這段視頻一度成為最受農民喜聞樂見的視頻。

漸漸的,Digital Green發現自己完全不用為尋找「演員」發愁。總會有農民主動聯繫,希望出鏡介紹自己的經驗,或者在學習了別人的經驗之後,想在視頻裏露個臉分享一下。在他們看來,這種「上電視」一般的待遇是莫大的榮譽和向鄉鄰們炫耀的資本。而在面對鏡頭時,這些群眾演員都表現地分外認真,結果大大減少了視頻的翻工和後期製作成本。

現在Digital Green還模仿Facebook,開辦了Farmerbook,為眾多「農民偶像」開設了專屬的頁面。這下子,農民參與的積極性就更高了。

Digital Green的創始人是一個印度裔的美國小夥子Rikin。從MIT畢業後,Rikin「反向」移民回到了印度,想做一些「接地氣」的事。作為一名電腦專業的高材生,他很容易便想到利用科技來解決印度的三農問題。

Rikin曾經花了200多天,和一家非營利機構的農技員一起走村串戶,觀察拍攝農技員和農戶之間的溝通,不斷測試什麼樣的視頻最吸引農民觀看並接受。他發現農民在觀看視頻後,通常會問兩個問題:「這個人是哪個村的?TA叫什麼名字?」顯然,農民們更願意從自己同行那裏學習,而不是由一個社會經濟地位有很大差距的「專家」來「教育」自己。

好主意是怎樣煉成的

與各地已有的服務農民的各類政府和非營利機構保持合作,是這個專案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Digital Green通過這些在地組織接觸到農民,取得他們的信任,找到種植高手錄製視頻。視頻的內容和形式會充分考慮到當地特色,還會特意製作不同語言的版本。錄製好的視頻集中上傳到雲端中心資料庫,並在可以聯網時與地方資料庫同步。各地的農業技員從Digital Green那裏拿到移動盤和投影機之類的播放設備,在當地組織農民觀看學習。

通過結合高科技(比如「雲端技術」)和「低科技」(比如投影機和簡易攝錄機),Digital Green模式把農民對農業知識技能的接受率提高了7倍,而成本效率則提高了10倍。如今,該模式已經從印度擴展到了衣索比亞和迦納,那裏也開始有了自己的「農民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