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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詢問幾位美國朋友,誰是他們心目中最優秀的社會創業家。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答是法保羅醫生(Dr. Paul Farmer)。保羅是著名的醫療人類學家與傳染病科醫生,他從醫之路,敢放突破傳統,提倡平等健康人權的發展。他認為醫學教育的目的不是提供謀生方法給學生,而是為了促進社區的健康。

法保羅出生於1959年,是六名孩子中的老二。父親崇尚自由精神,帶領家人過着嬉皮士式的生活, 每4、5年就穿越30個州省,轉移居所。保羅的童年生活返璞歸真,曾居住在佛羅里達州一輛改裝的汽車上,也在墨西哥灣住過帳篷和船屋。他天資聰穎, 在校成績優異, 考取獎學金到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攻讀醫療人類學。

邊讀博士邊救人

保羅是天主教徒,在大學時曾協助一名修女改善煙草工人的生活,這些工人大部分來自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海地。在耳濡目染下,保羅深深被海地苦難的歷史吸引。1983年大學畢業後,他一面申請入讀哈佛大學的醫學系,另一面就跑到海地。當時的獨裁統治者利用酷刑、暗殺等手段鎮壓異己,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當地資源匱乏,瘧疾、肺結核、傷寒等傳染病肆虐,醫療人員苦無對策,窮人更無法獲得適當治療。保羅受到感召,矢志在最貧窮的地區服務。不久,他接到哈佛大學的入學通知,讓他修讀醫學和醫療人類學博士學位。他隨即回到美國註冊入學,旋又拿着學習資料回到海地。隨後三年,他往返兩地,只在考試和實習時回到哈佛,其餘時間就留在海地救治貧窮病人, 累積珍貴的臨床經驗。

1985,保羅成立了一間名為Zanmi Lasante的診所,並培訓當地醫療人員。這間診所不停擴展,往後十多年,發展成為一間擁有護士學校、手術室、衛星通訊和血庫的醫院;並成為其他貧困地區同類診所的榜樣,不僅治病防病,還提供全面的社會與自我改善服務。到了1986年,海地的形勢更為混亂︰軍人奪權,人民起而反抗,愛滋病不斷散播。有見及此,保羅在1987年聯同幾位好友在波士頓成立一間慈善醫療機構——「健康夥伴」(Partners in Health),為貧窮人士提供醫療服務。1990年,保羅以優秀成績畢業,繼續在海地和波士頓兩地行醫。

保護窮人義不容辭

「健康夥伴」的目標為「向有最迫切需要的人提供現代醫療服務,成為絕望者的解藥」。它的運營模式不限於治病,還包括提供流動普查設備、保健宣傳工作者培訓、診所、學校、登門提供複雜藥物療法,以及關於傳染病的研究。保羅和他的團隊研製創新藥物劑量療法,成本只為美國的1%,令許多地區降低了抗藥性肺結核和愛滋病的死亡率。20多年來,「健康夥伴」已擴展到海地8個地區和5個國家。保羅在1993年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頒發的22萬美元「天才獎金」,他全數捐給「健康夥伴」成立「健康與社會公義學院」。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離開白宮後,致力於非洲發展事務,他也受到「健康夥伴」的影響和啟發,決定到盧旺達開展類似的醫療項目。

保羅每年有四個月在波士頓看病和教學,其他時間則在海地照顧貧窮病人。他也到秘魯照顧結核病和瘧疾病人,又到古巴協助促進公共衞生;還說服了世界衞生組織及世界銀行提供資金,改善了西伯利亞監獄結核病大量爆發的危機。保羅才氣縱橫,精力充沛,不停地奔走世界各地籌募捐款,讓窮人也能接受治療。

保羅認為疾病往往源於貧窮、暴力和不平等的制度。所以他自稱為窮人的保護者,希望減少全球各地的飢餓、疾病及不必要的死亡,並致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社會公義運動來解決問題。

推動平等健康人權

保羅指出疾病與健康議題不能只是關注於疾病本身,需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疾病的病源問題,因為許多疾病並非只是病毒感染與治療方式的問題,而是有其社會結構問題。以肺結核為例,很多海地高原上的病人治療失敗,往往是沒有定期服藥,甚至導致複雜的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病人無法定期服藥的原因有數個:許多人因交通的資源問題而未能定期覆診拿藥,沒有錢坐車、距離太遠,或是交通工具不足﹔此外,病人普遍營養不良,所以就算能定期服藥,也會因為營養問題而惡化,甚至感染周邊的人。所以他決定建構更多地區性的醫療中心,培訓當地人(多數為痊癒的患者)成為監督服藥和提供藥物的駐點服務人員。同時,依不同地區的情況來協助改善病人的營養狀況、家庭和健康狀況,甚至提供相關工作機會來協助改善病人的生活。

第二個造成疾病蔓延與惡化的主因,是當地政府在健康系統中所提供的資源。由於海地的政治與經濟均受外國干擾,許多資源的供應(如藥物和醫療物資等)與運輸均受到很大的影響,同時,也讓醫療人員無法持續協助病人。

由於政經動亂,高原居民湧往大都市謀生,但是因為沒有適當的謀生能力,許多人只能從事體力勞動或性工作,這些因為政治經濟所造成的「結構暴力」問題,造成了窮人的健康問題,他們也因此而成為了病患者。許多人又帶病回到高原,令病菌擴散,增加治療上的困難。

如果我們忽略弱勢社群的問題,終究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和健康問題,因為疾病能透過傳染而產生更為嚴重的變異。這些問題,在發展中國家或許因為醫療資源與技術短缺「僅」造成病人大量死亡;但是在中高度發展國家,則可能會造成社會動亂或國家安全問題。

保羅知道要解決疾病只靠醫學是不行的,同時必須解決社會和制度的不公與不義。他以醫療人類學為引導,審視病患、健康、治療、社會制度及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結合治病和公共衞生的工作,來解決社會和醫療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