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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人事幾番新!過去10年,香港面對各種挑戰,包括政治及經濟危機、貧富懸殊、人口老化等,裏裏外外人仰馬翻。這些危機令我們不得不審視現有體制是否可以把問題轉化成改進社會的動力,以更人性化的方式,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取得平衡,讓傳統的經濟模式蛻變成為滿足未來需要的新體系。

近10年,各國領袖皆以社會創新作為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社會創新不是新事物,只是過去10年在世界各地以至香港萌芽成長,由社會創業者、民間組織和社會運動人物領軍,迸發了多采多姿的社會創新實例,引發了顛覆性的思潮,逐步形成改變的強大動力,這些改變是以達成「系統性變革」為目標。

為了滿足社會需求

英國社會創新之父周若剛博士(Dr. Geoff Mulgan)指出:「社會創新是指為了滿足社會需求而進行的創造性行動和服務。」強調創新是為了滿足社會需求和解決社會問題;創新過程也是社會性的,即動員社會力量參與,過程中催生了更多的社會關係和合作,鞏固或衍生社會價值,從而加強了社會進行創新的能力。

周若剛畢業於牛津大學,後負笈美國,在麻省理工學院做了兩年研究員,再回到倫敦西敏寺大學攻讀傳播學博士。1997年至2004年,他在英國政府中擔任不同公職,包括政府策略小組主任、首相辦公室政策主管等。周若剛滿腦子新思維,在教育方面提出「工作坊學校」(Studio School)的新模式,培養年輕人的創新能力和累積實戰經驗;2008年初提出嶄新的金融理念「社會效益債券」(Social Impact Bond),引入私人資金改善社會。

周若剛現任英國國家科學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NESTA)總監,強調實用性和工具性,增設創意技能開發部門,開啟了以「自助工具箱」(DIY Toolkit)為主的一系列自主能力建設專案。他運用數百項對創意創業工具的研究,從中揀選了最有用的加以修正和研發,整理成「自助工具箱」供給不同領域的創意人士使用。

系統性變革為目標

周若剛指出,系統變革與產品或服務上的創新有很大區別,前者包含了從理念到心態的轉變,帶動經濟、社會運作方式,甚至權力分布的改變。老大難的社會問題成因複雜,涉及不同的持份者,歸根究柢要人改變思維和行為,且不可能由一項科技或某個界別單打獨鬥去改變。系統性的變革由人開始,共創更深層次的共同願景,從全新的方法思考;系統變革還包含了權力的改變,由新的掌權者代替舊的,由少數人擴闊至全民參與。要達到這個目標,還要拉動多個界別的參與,包括公民組織、企業、學界、政府及個人。

英國正朝着規範化、系統化的方向發展,在過去20年,英國建立了一個涵蓋法律模式、政府採購政策和金融產品的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生態系統。當局2013年通過了「社會價值法案」(Social Value Act),規定公共部門在公共服務合同投標的過程中不能單看價格,還必須考慮如何改善社區的經濟、社會與環境狀況。

英國現有超過7萬家社會企業,集中在最貧困的社區,僱員多達百萬,已為當地經濟貢獻了超過200億英鎊,成為經濟復甦的動力之一。為鼓勵商社合作,民間組織英國社會企業聯盟發起「商企道德採購運動」(Corporate Buy Social Campaign),鼓勵商業機構購買道德產品與服務,取得不錯的成果。

社會創新就像一棵大樹,樹下孕育各式各樣的社會創新實體,如社會企業、共益企業、社會科技機構、社會金融機構、創新中心和孵化組織等。當中重點是要能夠從不同角度思考,由根本的原因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讓社會變得更好。

商業和金融社會化

2008年金融海嘯凍結了所有經濟動力,且令人反思資本主義,不少商界領袖呼籲企業不應唯利是圖,而是應該更社會化,參與更多社會投資與社會關懷。商業變革探索的是把商業成就和社會價值結合起來的雙重機會,通過市場力量來解決社會問題,其中能提供明確規範的是共益企業(B Corp)運動,重新定義企業的成功,敦促企業在盈利之外,利用創新、 有效和發展的能力重建環境,建立更穩健的社會,並鼓勵人們為更崇高的目標而工作。

在社會投資市場方面,英國有世界上第一家社會投資銀行「大社會資本」,發行了第一個社會影響力債券「彼得伯勒社會影響力債券」,並成立首家服務社會企業的社會證券交易所,而未來最大的發展會是「創效投資」(Impact Investment),推算未來10年,投放在「創效投資」上的資金將高達1萬億美元,這些基金除了追求回報,投資前更會考慮社會公義、民生福利、環境保護等責任問題。

創新從社區開始

社區最貼近民眾的需求,也最容易凝聚形形色色的人和各種各樣的新想法,看到創新帶來的真實改變,例如推動公平貿易的細味公平在葵涌招募婦女製造食品,讓她們既能賺取工資,又可提升勞動力和宣揚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