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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創群英:文青創二手書平台 騰訊也注資

文青創二手書平台 騰訊也注資

魏穎是一位中國傳媒大學畢業的文藝青年,她注重文化消費但不太會賺錢,為張羅生活費,她看到學校畢業季度的地攤市場,就假裝自己為即將畢業的學生,收拾宿舍內一堆舊書,擺地攤放賣。因書本優質,故全部售出。之後,她只要一缺錢就去擺賣,直到某天一個同學問她:「師姐,你怎麼還沒畢業?」魏穎通過擺攤賣二手書來買更多新著作,用書蟲文青的話就是「以書養書」。過程還給她一個創業啟發:如何用更方便的渠道,讓人轉賣耐用消費品作循環消費的社會創新?

喜閱讀 興趣創業

與父輩不同,新一代消費者不執着於長期擁有物品,更着重當下如何使用,並願意把閒置物與他人分享。在國內,服飾、電子產品、家居等領域都出現不少租賃和二手平台,例如阿里巴巴旗下公司「閒魚」,以及GoGoVan母公司58同城孵化的「轉轉」,兩者用戶均已超過2億。

魏穎選擇圖書作二手買賣出發點,一方面因身為「文青」,開書店本來就是其夢想;另一方面,她發現書是最標準化的商品,封面上的國際標準書號(ISBN)全球統一,通過掃描即可取得書籍的基本訊息,非常適合二手銷售。宏觀中國紙質書市場,2018年中國圖書零售總規模高達900億人民幣,按年增長11%,延續增長勢頭;微觀上看,書籍具有標準化、耐用、不降價的3個特點,極適合循環交易。亞馬遜、京東等電商巨頭,最初也以圖書切入電子商務市場。

自行創出首個MVP

魏穎決定成立「多抓魚」,名字具兩層含義。從法語單詞拼寫來看「Déjà vu」,描述在陌生場景產生「似曾相識」之感;至於中文語意,創始人把用戶比作一隻挑剔的貓,如同撈取小魚般尋找心儀的二手書。

按設計思維來分析,多抓魚最初以解決一個典型用戶(persona)的痛點(painpoint)為開端。這個典型用戶的藏書特別多,選書質素高且保養佳,但工作繁忙,到搬家時不想全部書收拾帶走,又沒空把書一一拍照放上網賣出,該怎麼辦呢?這其實就是魏穎本人。創辦多抓魚之初其實只做一個功能,就是讓用戶以高效率賣出高品質的書。用戶只要掃一下書後面的ISBN碼,系統會回覆書能不能收,並給出一個價格,快遞也毋須用戶安排,賣一本書只花兩秒鐘,這就是多抓魚的最小可行產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MVP),讓賣書效率提升到極致。

多抓魚以「賣家用戶-交易平台-買家用戶」的C2B2C模式,通過買斷的途徑切入二手書交易,提供了一套二手書定價、回收、清潔翻新及再次交易的標準化服務。為方便用戶放售,創辦團隊開發出一套依附在微信內的掃碼定價和審核系統,打開多抓魚的公眾號,點擊掃碼系統對準書上的ISBN碼,就能確定那本書能不能收,如收的定價又是多少。

理解用戶需要求進

一般用戶在掃描ISBN碼後,若屬可收購圖書(收書具嚴謹條件,起初只收文青類書籍),隔日,快遞員會自動上門收取該書,隨後送入多抓魚物流系統成為「二手書」。二手書經嚴格審核,工人們會揪出任何一本有可能存在的盜版書。經確認為正版後,就會進入翻新打磨及臭氧消毒環節。

多抓魚沒做市場推廣,純粹通過微信內的社群營運帶動用戶自發傳播。這做法非常精益(Lean),創業前期,沒有經營一個獨立App,因為找新用戶、經營成本等都太高,她們活用微信平台的十多億用戶,當發展到一定量級後,才考慮開發自家App。自2017年5月上線,多抓魚微信公眾號一年內已有超過30萬用戶,累計賣出超過20萬本書。2018年開通全國所有城市後,每天穩定售出2000本書,賣出一本書的需時中位數是19小時。同時,用戶黏性和單個用戶產生價值也較高,平台客單價超過70元人民幣,重複購買率達30%以上。賣書最多的用戶,經多抓魚共售出超過1000本書。除經濟效益外,藉重用物品促進循環經濟,也締造社會創新。

多抓魚當時沒有什麼稀缺資源,只是發明出一個新模式讓用戶放心地賣書,使用者及營收便自然增長。再調研深入理解用戶,明白人們通常會怎麼樣處理閒置書籍,發覺80%用戶都選擇丟掉。換言之,其實多抓魚所獲取的用戶不是已經存在於傳統二手市場的人,故競爭對手也不是傳統的二手書商,多抓魚是在傳統市場外發掘出一個市場隱藏需求(hidden need),其真正對手其實是用戶心裏的懶惰。套用魏穎的話:「不用關心非常大的市場趨勢,在創業的初期需要關心的,就是找到實際去解決的具體問題,找到第一個愛上你的用戶」。

通過AI智能調價

隨着用戶增長,最終決定平台如何收書、賣書的,不是創辦團隊,而是算法(Algorithm)。算法是把人對特定事情的理解,轉換成電腦可以理解和執行的模型與代碼,核心是靠海量數據來讓電腦人工智能(AI)不斷學習,並優化決策過程。在電腦學習過程中,需要教會系統拒絕收取無益的書,比如偽科學、倡導反智價值觀、盜用作者名稱及訊息已經完全過時的書一律不收。「一家書店的氣質是通過它不賣什麼書來決定的」,創辦人魏穎自信地說。

在早期數據積累不足時,多抓魚以一刀切的方式收書(比如1折收,3折賣)。如今已做到在保證60%毛利前提下,根據市場供求關係由算法動態調價。這意味着稀缺舊書可能比新書還貴。智能算法大大提高多抓魚的賣書效率,然而,搭建智能系統絕非易事,須考慮周全的經濟學模型、市場供需平衡、平台自身利潤,以及與京東、亞馬遜等綜合平台的價格競爭等。

至2018年5月,「多抓魚」宣布獲騰訊的新一輪融資,融資估值約為1億美元,但這家新創企業由青年團隊成立計起,僅有一年歷史而已。

*仁人學社主辦、中國銀行(香港)贊助,對象為香港、大灣區及東盟各國大專生的社會創新比賽「Social Innovation+」即將接受報名,詳情請留意仁人學社專頁︰Facebook.com/educationforgood

作者為仁人學社董事及資深創新顧問羅偉鴻

創新工作坊學校 個個係狀元

人與生俱來有不同的性格和喜好。有些孩子不喜歡定定地坐在課室聽書,或者對某些科目提不上興趣, 但是單一的教育方式未能照顧不同孩子的需要。結果上學對某些學生變成苦事,考試成績往往未能達標。父母總以為孩子無心向學,但有沒有想過孩子的能力在哪方面? 學校的教學方法適合他們嗎? 什麼是真正有用的學習? 如何為他們設計合適的學習環境呢?

英國青年基金會(Youth Foundation)是一個推動社會創新、社會企業和公共政策的中心,在人口老化、教育和扶貧政策等領域提出創新的理念。

基金會主席莫傑夫(Geoff Mulgan)在牛津和西敏寺大學畢業後, 跑到斯里蘭卡接受佛教僧侶訓練;後在英國政府部門擔任不同角色,包括政府策略小組及首相辦公室政策主管等職務。傑夫現為英國國家科技藝術基金會(NESTA)總監, 多國政府的政策及策略顧問,同時也是數間國際院校的客席教授,多家致力解決世界性問題組織的董事會成員,以及著名公共政策評論員和作家。

公開試最差學生變優等生

傑夫離開政府後大力推動社會企業, 解決最迫切的社會與教育問題。他主力研究青少年失學率的問題。結果有兩項發現:第一,大量的青少年對於上學提不起興趣,他們看不到所學的知識與將來的工作有何關聯,這些孩子在教室中很容易感到無聊、枯燥與失落,精力無處發洩,因而輟學或走上街頭鬧事。第二,雇主抱怨畢業生缺乏所需的正確工作態度、技能與經驗。

經過與大批學生、老師、社區人士和企業家多方的交流與討論後,傑夫提出「工作坊學校」(Studio School)的新模式,並在2010年9月分別在魯頓機場和度假勝地黑池的學校試行,經過多番改良後,大受青少年歡迎。學生畢業後的考試成績與表現也很優異,受到教育部的認可,各地紛紛廣設「工作坊學校」,第二年擴展到35所,現在已設立了44所學校,獲得政府與商界人士的積極支持。最重要的是,在公開考試中,表現最差的學生一躍成為了優等生,證明了這種教育模式在學生身上產生了極佳的教育效果。

「工作坊學校」讓那些無法適應主流教育的學生找到一個能發展技能的平台。

體現工作與學習結合

學校以工作室的形式,把工作實踐與學習結合起來,學生非常喜歡這種富主動性與創造性的教學模式。這就是教育界的「智能多元論」,即大多數人的智力發展都是不平均的,每個人都有自己最擅長的智能領域。有些人邏輯思維能力強,擅長理論學習;有些人善於分辨色彩、形象,富藝術創造力;有些人則手作能力強,喜歡實驗與工作。主流教育所注重的是卻是「一元化」,強調的是個人的學術和考試能力。有些能適應得很好的學生,便成為公認的「高才生」;而其他的學生則很可能在主流教育中屢屢受挫,甚至懷疑與否定自己。

「工作坊學校」的特色是學校規模小,學生人數祗有三百人到四百人左右。學生的年齡在14至19歲之間,不需要甄選。

其教學方式亦與主流中學不同,以學以致用的教育為目的;教學重點不是放在考試成績或學術理論上,而是着重知識的實用性。有八成的學習內容是以實際的參與和執行為主,並與工商機構的實際情況掛鈎;而其餘兩成才是課堂學習。

學生們透過小組研習課題, 與同學互雙合作而學習。「工作坊學校」將重點放在三個部分:高等會考主要科目(簡稱GCSE)、職業考試專業科目與工作實習。學生能達到既定的學業要求,也可以申請進入大學就讀。除老師外,每名學生都有一位導師,提供充分的學習與方向性的指導。

英太空總署提供有薪實習

學習日程環繞工作時間表,使學生像置身於機構的工作環境中,體現了工作與學習相結合的教學原則。這類學校由政府資助,但獨立營運。

「工作坊學校」是一個嶄新的職業技術與教育結合的概念,學校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模擬學生將來工作後會運用到的知識。學校一般與當地的企業或機構建立夥伴關係,後者則提供工作機會和實習場地。例如英國太空總署(UK Space Agency)會提供學生兩天的有薪工作,學生可以一邊準備職業考試,一邊工作賺取工作經驗和生活所需,還要當一天的義工服務。

「工作坊學校」畢業生的出路並不如外界想像的以低技術或以勞力為主。以英國太空總署為例,署內的太空機器人、衞星通訊部門和其他太空科技迫切需要熟練的機械材料工程技師。頂尖大學固然可以提供太空科技的理論專家,但這些專家對於機器人或材料的製造、維修,甚至物流與組裝的流程並不了解,反而需要更多專職教育的畢業生。英國太空總署與最靠近總署的「Banbury太空工作坊學校」(Banbury Space Studio School)合作,提供該校學生參與機器人開發與維修工作,畢業生自然能在當地找到適當的工作。所以「工作坊學校」的畢業生的就業競爭能力反而比主流教育的畢業生強;企業或機構對於自己訓練的畢業生滿意度也比較高,對於雇主和學生來說,是個雙贏的局面。

「工作坊學校」的類型非常多樣化,例如Yorkshire郡集中在創意和媒體工業上;Durham地區發展重點放在成人與嬰幼兒健康照護上;Dorset郡着重環境工程與土地相關的教學研究;Warrington鎮專攻與電子科技相關的課程;離島Isle of Wight則專攻與海洋相關的研究,例如船隻製造、維修與海洋工程。

「工作坊學校」與職業訓練所不同,前者是依照當地的特色產業,去設計「工作坊學校」的專職教育,並真正與當地的產業結合。這種新形態的技術職業教育不僅與地方結合,亦填補了整體學校與人才的需求。

這種創新的教學模式不只為社會未來的發展提供人才,最重要的是學生可以獲得學習的喜悅與成就感,知道能發揮所長,將來可從不同的角色貢獻社會。

「鉛筆的承諾」 成就孩童教育夢

假如今天你的錢包裏有25美元,你會用這些錢來做什麼?有沒有想過,這25美元,不但可以成為你創業的資本,甚至可讓你有機會觸碰來自全球不同角落不同階級的生命,引領你實踐人生使命,改變世界?

教育一直是全球關注的議題,聯合國千禧發展八大目標之一便是普及小學教育,讓發展中國家適齡兒童均有機會入學。但至現時,全球仍有5700萬名兒童沒有機會上學接受教育,2.5億名小學適齡兒童因資源貧乏、師資不足等各種問題,缺乏基本閱讀、寫作、數理的知識與技能。

亞當.博朗 (Adam Braun)就在25歲那一年,毅然決定放棄華爾街的高薪厚職,以25美元在銀行開了一個賬戶。從此,踏上了為全球貧困兒童帶來教育機會之路。自2009年起,「鉛筆的承諾」(Pencils of Promise)已在全球各地的貧窮國家包括亞洲老撾、非洲加納、中美洲危地馬拉創辦了304間學校,為超過3.3萬位貧童帶來教育機會,並確保教師們得到適當的培訓、為有需要學童發放獎學金、校服、書本文具等。博朗深信,教育能改變貧童的命運,為他們帶來希望與出路。

追隨熱情 改變世界

博朗本身是匈牙利猶太裔移民的後代。他的祖父母是二戰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經過重重艱辛與困苦,才有機會到美國定居。博朗一直為長輩們的付出與努力而深深感恩。他亦從小培養出對金融業的興趣,16歲便到了基金公司當暑期工,希望將來能投身金融業,過富裕的生活,回報家人的期望與栽培。

在大學時候參加「海上學府」(Semester at Sea)的經歷,改變了博朗的一生。他有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一起,參與環遊世界的航海經歷與學習。可是出發不久,他們乘搭的郵輪便遇上了巨大的風暴,引擎無法運作。

面對死亡的威脅,博朗第一次感受到他內在清晰的呼喊。當他與學員們最後平安脫險時,他知道,他的生命有一個重要的使命,自此開展了他尋找心靈與探索使命之旅。每到達一個地方,他也爭取機會與當地人接觸,希望打破舊有思維的框框,以不同的角度深入認識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在印度之旅途中,他在街頭遇上了一個正在乞討的孤兒。當他問男孩最想要的東西是什麼,男孩率真而堅定地回答﹕「一枝鉛筆」。博朗把背包中的鉛筆送給男孩時,男孩如獲至寶般的反應深深撼動了博朗。原來,小至一枝鉛筆,也可為缺乏教育的孩童帶來希望與機會。

但在夢想與現實的選擇中,總有不同的試探與難關。畢業後,博朗因過人的成績,被大企業成功取錄,在顧問公司表現突出,賺取豐厚的收入,過着令人艷羨的優越生活。可是,他的內心總是覺得若有所失,缺乏了動力與滿足感。終於,他意識到,真正令生命有意義的,並不在於物質的充裕,而是找到人生的使命,並以生命去服務與點燃其他人的生命。

經過一段時間的掙扎與考量,在家人與朋友的反對下,博朗仍決定追隨他的熱情,全心全意投身到「鉛筆的承諾」中。即使前路是一片未知,但當他想像每位有機會接受教育的孩童,臉上所帶的笑容與他們未來的無限可能,他知道,只要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還有一位兒童缺乏教育的機會,他亦要為這位孩童帶來改變生命的教育而努力。

善用商業知識與網絡

博朗善於運用他的商業知識與人際網絡,在發展「鉛筆的承諾」的不同階段,既找來志同道合、值得信任的好友與人才,發揮他們的專業技能,協助宣傳與募款,以及計劃與執行各地創辦學校的項目。他亦為「鉛筆的承諾」一步步訂立發展目標,建立良好的團隊文化,並釐定嚴格的成效評估標準。

一般慈善機構在扣除成本開支後,大約有70%的募款能直接用到項目發展上。「鉛筆的承諾」有83%至86%的募款均用於創辦學校及所有相關項目,為更多偏遠地區的學童帶來教育的機會。他們亦承諾,從網絡上募集得來的捐款,會百分百用於學校項目上,直接支持老師與學生的培訓與教育。透明公開的財務狀況、清晰的目標及負責任的機制為「鉛筆的承諾」建立良好的信譽,爭取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信任與支持。

為確保教育項目的長足發展,「鉛筆的承諾」亦要求每間學校所屬的社區,按其能力需要承擔10%至20%的項目經費。若社區部門、成員及家長有經濟困難,可以幫忙找尋當地建築資源、興建學校、縫製校服等勞力工作代替。這些措施不但為孩童帶來教育機會,亦為當地民眾帶來就業機會,並增加當地居民對學校的承擔與歸屬感,讓他們更關心學校的狀況與學生教育的需要,全面提升學校教育的質素與確保教育項目的持續發展與改進。

博朗亦為「非牟利」(non-profit)一詞作出新定義。在創立「鉛筆的承諾」過程中,博朗發現一般人對非牟利機構均存有偏見, 認為此類機構與「牟利」(for-profit)機構處於對立面,往往會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前者,認為它們缺乏持續發展的能力,需依賴外來的資助。

博朗認為,這樣是漠視了前者所帶來的豐厚社會價值與意義,亦抹殺了創辦非牟利組織所同樣需要的企業家精神、嚴密組織架構、專業知識、成效評估、長遠策略發展等各方面。他深信,真正的價值不在於得到最大的利益回報(profit),而是來自將資源投放在他人的快樂與健康以及社會發展上(purpose)。

因此,他稱他所創辦的機構為「使命機構」(for-purpose organisation),而不是「非牟利機構」(non-profit organisation)。透過簡單的轉念,博朗希望能更彰顯「鉛筆的承諾」及同類機構的正面價值與意義。

每個人都能成為變革者

博朗相信,真正的改變不在於個人的付出與努力,而是滙集每個人的參與及貢獻,積少成多,集合成改變世界的巨大力量。他發起了「不願妥協的每一位」(Impossible Ones)計劃,鼓勵認同他們使命與理念的支持者,自行為「鉛筆的承諾」組織募款活動,透過挑戰自我,實現願望,為全球教育出一份力。

自此,全球各地的支持者紛紛透過不同的方式發起募款活動,有17歲女孩透過以單車橫越美國來爭取支持、有公司透過周年活動募集捐款、有家庭舉行鉛筆義賣來募款,也有人在生日時不接受禮物換成捐款來支持。博朗以開放的胸懷及遠大的理想,感染每一位支持者,讓人人也能參與其中,成為有能力改變世界的其中一員。正如他的經歷所證明,改變,其實就始於順從內心指引,鼓起勇氣所踏出的第一步開始。

「鉛筆的承諾」現正以每100小時興建一間學校的速度全力發展,同時為超過30萬名學生、他們的家庭及社區的成員帶來正面的影響。博朗於2012年獲《福布斯》(Forbes) 雜誌選為「30位30歲以下教育創業者」,亦被世界經濟論壇選為首批10位全球傑出青年(Global Shapers),亦是美國白宮、聯合國、克林頓全球計劃(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等特邀演講嘉賓。

婆婆挺身改變幫會文化

按傳統,祖母級的人一般是準備好退休或過着單調退休生活的婦女,在眾人眼中是年老體衰,要人照顧的長者。在泰國卻有一名花甲婆婆,大膽地闖入連警方也無法摧毀的幫派,以創新的方法全力解決當地嚴重的青少年問題,並被Ashoka選為院士。

清邁市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地方。那裏景色怡人,是著名的旅遊勝地,也是泰國北部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同時,清邁鄰近黃、賭、毒和軍火泛濫的金三角,面對販賣人口、難民困境和泰緬邊境衝突等複雜社會問題, 在繁華歡樂背後暗湧處處。

繁華社會 問題嚴重

清邁青少年犯罪率偏高的現象,並非偶然。清邁是泰北唯一的大城市,吸引無數青年人到此尋找機會。在人生路不熟,或沒有家人的支援下,這些青年人往往成為當地幫會招攬的對象。

據不完全統計,清邁連同附近的城鄉共有50至70多個幫會,大的多達數百人,小的只有幾十人,總成員人數估計超過6千至7千人。幫派內部成員的年齡差距很大,最小7歲,最大的有30多歲。加入幫派不分年齡和貧富,只要加入就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幫派活動非常「豐富」,包括舉辦摩托車馬路競賽,在馬路上飆車、搶佔車道,學生更視加入幫派為英明神武的表現。

單人匹馬 勇闖幫派

幫派往往因為爭地盤而互相打鬥,還有搶劫、偷竊、收取保護費和販賣毒品等違法行為,嚴重影響社會治安,更危害處於反叛期的青少年。警方對此束手無策,只能嚴厲逮捕領頭人物,瓦解幫派,但幫派人多勢眾,像燒不盡的野草。警方也利用傳媒把幫派青年妖魔化,形容他們為悍匪,引起眾怒。

陳娜旺(Laddawan Chaininpun)於1945年在清邁出生,當年的政府壓迫傳教士,娜旺的家人見義勇為,挺身協助傳教士執行各種社會服務,在年紀小小的娜旺心中,種下了強烈的使命感。她在基督教學校念書,並在教會擔任青少年服務領袖。在師範學院畢業後,娜旺一邊教書,一邊開展長達40多年的青少年發展輔導工作。

娜旺婚後育有3名子女,過着安穩的生活。當她發現其中一名孫兒參加了臭名遠播的「武士幫」, 令她頓時晴天霹靂。該幫派成立於1996年,以手持長刀而得名,約有300個成員,年齡介乎13歲到20歲之間。娜旺向警方、老師和親友求助,但大家對幫會青年持負面態度,她惟有自己想辦法拯救孫兒。

她知道幫會組織緊密,家人沒法強迫孩子離開。於是她反其道而行,借機會了解幫會的內部運作,如實際為成員提供什麼「福利」、成員是什麼人、涉及哪些活動、領導是如何構成等。結果她發現幫會的年輕人不是外界想像中那麼壞,他們多是在沒有其他選擇下才走歪路。有些是被趕出學校的離校生,有些是因為貪玩或晚上無聊才加入了幫派。

雖然幫派之間時常發生衝突,但同一個幫派中的成員,卻有着深厚的兄弟或姐妹般的情誼,能夠給他們一種歸屬感。由於她已50多歲,又是祖母級別,娜旺便順理成章地以眾人婆婆的姿態出現,與他們混熟。幫會的成員都暱稱她為「艾麗婆婆」(Yai Elle)°

官方一貫的做法是大力搗破幫派,將壞分子繩之於法。娜旺是首個深入研究幫派活動的人,並大膽地提出青少年加入幫派的原因是渴望得到支援和歸屬感。她了解到最佳的辦法是利用幫派現有的網絡,帶領青少年走一條重回社會之路。

娜旺積極地與幫派青少年打交道,協助他們運用和平方法解決糾紛,不再訴諸暴力,並為他們的家事和個人問題提供輔導,取得愈來愈多人的信任,這些幫派沒有「重要人士」當靠山。有些幫派領袖只能靠向警方告密,才能保住性命。「艾麗婆婆」變成他們真正的靠山,而且這位老人家確實創造了不少奇蹟。

娜旺甚至出面調解幫派和警方的衝突。起初警方還懷疑她不是義工,而是幫派的「教母」。娜旺的努力漸漸得到了回報,而警方也對這位老人家信任有加。到後來,連警員捕獲滋事分子後,也邀請娜旺出面協調,令本來繁重的落案和監禁工作獲得紓緩;高危的青少年也上了重要的一課。

以夷制夷 返回正途

娜旺目光遠大,她看到幫派深層次的意義︰它們骨子裏是有領袖架構的青年組織,只不過傳統上是散播消極的價值觀和教唆會員做非法勾當。她便透過幫派組織,在孫兒的「武士幫」發動禁毒守則,結果幫內許多成員已戒掉毒癮。

有見及此,娜旺在2001年成立「清邁青年社區中心」,把「武士幫」的成功轉型擴散開去,協助幫派重新出發,培訓核心成員,減低罪行。一年後,中心已和8個幫派合作,發起由200名成員認同遵守的約章,其中包括禁毒、禁止持有武器、禁打鬥、禁在公眾地方生事和定期參與中心的聚會等守則。

另外,她還組織足球聯賽和周末領袖課程,希望讓這些失足青年戒掉毒癮、約束暴力行為,並培訓核心成員的領導力,令問題青年成為解決方案的一分子。

到2007年,中心的合作幫派達到30個,參與的青少年超過4000人,把原來培育罪犯的溫床,變成支緩問題青少年的正規組織。其中有26個幫派,約1500人參加了由她發起的戒毒感化計劃。該計劃還獲得了瑞士非官方組織「國際戒酒會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Good Templars)的支援。

此外,娜旺與警方、市政府有關部門、心理學家、社工和家長連成一線,由專家為年輕人提供各種訓練,致力打破社會帶着有色眼鏡看待這些反叛青少年,令中心的工作獲得更廣泛的支持。她的工作還得到了泰國「麻醉品管制局」的資助。往後十多年,她一直幫助這些問題青年戒掉毒癮,重新做人,深獲他們的信任。現在幫派的一些成員,已經成為當地最出色的足球健將,有的還加入了政府軍。

中心還把清邁的成功經驗與其他省份和研究中心分享。最重要的是,娜旺敢於逾越界線,改變了少年人的價值觀及自我形象,並協助他們發放正能量。

1個足球改變生命 迸發無限可能

遊戲,是每個人成長中重要的部分,能夠促進兒童及青少年的心智發展及身心健康、啟發創意與多元潛能、培養健康人際關係、建立團隊精神等。現今社會物質豐裕,各式各樣的玩具、數碼產品、網絡遊戲充斥着新一代的生活。正當我們享受種類繁多的選擇的同時,在全球不同的角落,不少兒童及年輕人卻正在戰亂、天災、疾病、貧窮中奮力掙扎,缺乏基本生活所需,更看不見他們的未來。

賈尼根(Tim Jahnigen)是社會企業「大同遊戲計劃」(One World Play Project)的創辦人,本身是一名創業者、著名填詞人與演唱會製作人。2006年在電視新聞上偶然看見關於非洲蘇丹達佛(Darfur)地區衝突的報道。畫面上看見一批心靈受創的年青難民,在髒地上踢着一個以麻繩及垃圾製成的簡陋足球。根被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不屈不撓精神所感動。他亦深信,遊戲有改變世界的力量,簡單至一個足球,也可以為弱勢社群帶來快樂、希望與出路。

堅持夢想 學習平等

根於是開始萌生了新的夢想,希望能夠製作一個耐用常新的足球,並送到世界各地有需要的地區。往後兩年他反覆構想,亦努力嘗試募集資源以進行研發及開展計劃。終於得到世界知名歌手史汀(Sting)的支持,提供研發足球的經費,並於2010年正式開始生產。為感謝好友的支持,根以史汀的著名歌曲《大同世界》(One World)作為計劃及足球的名稱。

「大同足球」重量與一般足球無異,卻採用了特別研發的物料,能抵抗各種撞擊,即使受到刀刺、水浸、被車輾過也能絲毫無損。在任何的氣候與地形,如街頭、泥地沙地、山區也可安心使用,亦不需要定期充氣、保養。根希望在任何地方的小孩與青年,也可擁有高質素的足球,無間斷地享受遊戲與運動的樂趣,為他們帶來心靈上的扶持與正面的改變。

為令社區中每個有需要的年輕人都有機會接觸足球,並可得到學習與成長的機會,「大同遊戲計劃」不會將足球直接送給個別小孩或青少年。他們會發掘一些當地的服務機構,確保這些機構不論性別、種族、政見、宗教背景,一概為所有社區人士提供不同類型的教育,如預防愛滋病、男女平等、衞生與健康、處理衝突及其他重要生活技能。計劃會按需要將足球送到這些機構,機構再配合他們本身的服務,妥當運用「大同足球」作資源,透過遊戲建立年輕人的信心、人際關係及各種技能,為他們的生命帶來正面的改變,並為受戰亂、天災人禍的地區的居民重建信任與希望,務令每個足球均能發揮最大的價值。

「大同遊戲計劃」的團隊有來自不同界別的精英,對營運、銷售推廣、科技、產品設計、社區發展、遊戲與運動等均有豐富的經驗。團隊重視創新與實效,設計不同形式的銷售與合作方案,務求計劃能以國際性的規模全速發展。

策略銷售拓展全球

他們首先針對經濟富裕的地區及有能力負擔的客戶群,以「買一送一」的模式銷售「大同足球」。顧客每付出39歐羅購買一個「大同足球」,計劃便會將一個足球送到有需要的社群。顧客亦可直接選擇以23歐羅購買一個足球送給指定的機構。足球是世界最受歡迎的運動之一,本來便可連結各地不同的愛好者,顧客在購物之餘亦可行善,吸引了不少人的支持與購買。

同時,計劃亦爭取企業作長期贊助。自2010年計劃開展以來,雪佛蘭汽車公司(Chevrolet)一直全力支持「大同遊戲計劃」的發展。作為一間國際企業,雪佛蘭以公司的全球網絡,將「遊戲能改變生命」的訊息帶到不同地區,並提供資源及策略性建議協助服務的拓展,令計劃在短短數年間,得以覆蓋了非洲、亞洲、歐洲、美洲不同國家。

「大同遊戲計劃」亦積極與不同企業及機構合作,配合他們的資源,發展地區、國家、及地方規模的合作夥伴計劃。既能為這些企業及機構提升品牌形象,亦可為計劃帶來新的資源,支持計劃進一步發展。「大同遊戲計劃」發展迅速,至今年8月,已送出了超過150萬個「大同足球」至全球94個國家,讓超過4500萬名生活在在嚴峻環境與崎嶇地形的年輕人與兒童,透過遊戲學習到各樣知識與所需技能,來面對生活與挑戰。

改寫4500萬生命

計劃用心整理與紀錄不同年輕人透過遊戲改變生命的故事,放到網站及社交媒體上,讓支持者能見證這些年輕人的成長。例如在海地偏遠農村出生的瑪蒂(Martine),因為先天聽障,令她難於與其他人溝通。後來得到海地聾人學院的支持,並參與「大同遊戲計劃」,在足球活動中與其他年輕人建立友誼,找到自己的夢想,並開始擔當教練培訓其他年輕人。在非洲塞拉里昂,因長期內戰令很多人口均受傷需要截肢。

當地一個為單腿截肢者服務的機構,以「大同足球」幫助肢體傷殘者重建信心。他們不但能代接國家參加單腿足球比賽,也被委任為「和平大使」,改變他們對自己與殘疾的看法,讓他們看見自己的能力。

今年夏天,「大同遊戲計劃」亦開展了All Girls Can Play項目,希望透過遊戲來提升對女孩的尊重。全球性別歧視的問題依然嚴重,在很多落後地區,女孩往往缺乏機會與資源,受到童婚、性暴力、拐帶販賣、疾病、不平等薪酬及待遇、被剝奪教育機會等問題困擾。計劃希望能讓各地女孩均有機會透過遊戲及教育,加強她們的自信心,令她們發掘與肯定自己的潛能。

正如計劃的理念所說,處處都是遊戲的地方。改變,亦可隨處發生。

星級名廚大戰垃圾食物

舉世知名的英國廚師Jamie Oliver除了是一位電視名廚、餐廳老闆、作家、MBE,同時也是社會創業家和挑戰強權的健康飲食運動推動者。他多年來致力在全球發起無數健康飲食運動,讓更多人去思考食物與生活的關係。

27萬簽名請願改革學校餐單

Jamie Oliver中學會考只有兩科及格,他升讀工業學院,然後再考取家政資格。之後他到餐廳當廚師,他的廚藝被英國廣播公司(BBC)賞識,於1999年首次主持煮食節目The Naked Chef,提倡簡約、醒目、高效的煮食理念。節目出街後他一舉成名,出版的食譜大賣。3年後,他變身為社會創業家,創辦了社企Fifteen,培訓並僱用邊緣少年,帶領他們投身飲食界。

2004年,年僅28歲的Jamie Oliver主持了一系列探討英國學校膳食的紀錄片節目,揭露了這個一直被忽視的社會問題,他決心要改善英國學校的午餐,讓英童能食用營養和新鮮的食物。當時政府給予學童每份膳食的預算只有36便士,學校沒有太多選擇,只能提供垃圾加工食物。

當Jamie Oliver在學校推動健康餐單時,也受到很大阻力,因為學生從小習慣了垃圾食物。他到學校教育老師和學生,請他們到廚房幫忙,讓他們了解食物,例如向他們展示炸雞塊的製作過程。同時他發起網上請願運動Feed Me Better,取得27萬個簽名,向當時首相貝理雅請願。

最後,他成功說服英政府投放2800萬英鎊來改革公立學校的午餐,教育部也成立了6000萬英鎊的學校膳食基金,支援學校行政。部分的垃圾食物如炸火雞麻花(Turkey twizzlers)被市政府禁止在學校餐單出現;學校每周也只能提供油炸食物最多兩次,且不能售賣汽水。當時全英國只有三成的公立學校有熱盤供應,6年後,這數字增加至八成。

挑戰麥當勞及飲品製造商

2010年,他在美國推出一套名為Food Revolution的電視節目,揭示美國人惡劣的飲食文化。美國人愛吃加工食物,政府也縱容加工食物標籤和廣告的資訊偏差,誤導市民的問題嚴重。他在節目中揭露粉紅肉渣(pink slime)的製作過程,挑戰麥當勞的漢堡包。粉紅肉渣是把最低等、充滿細菌的牛肉脂肪,加入阿摩尼亞水消毒加工,製作成漢堡包的肉塊。他不斷在各大媒體討論粉紅肉渣會導致的嚴重問題,終於麥當勞、漢飽王(Burger King)和塔可鐘(Taco Bell)在2012年低調宣布停止在產品中使用粉紅肉渣。

他每6個月就會邀請全球的醫生、專家、社運家等到他的辦公室,討論如何推動飲食革命。其中一項發現讓他感到震驚,就是白糖對人類,特別是兒童所帶來的禍害。2015年,Jamie Oliver發動停止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運動。英國孩子每年大量攝取糖份,下一代的小孩中逾七成女孩及五成男孩都會變成超重或肥胖而導致各種疾病,含糖飲料是最大元兇。他製作了電視紀錄片Sugar Rush,紀錄了白糖對人類帶來的健康問題,在放映的2天內成功收集了10萬個簽名,正式向英政府請願,要求在所有含糖飲料徵收糖稅。2018年4月6日,英國開始正式實行徵收糖稅,每罐汽水的成本會增加7便士,這將為英國庫房每年帶來1億英鎊的稅收。事實上,飲品製造商為了避開糖稅所帶來的成本影響,在過去2年來已經相繼減少了飲品中的糖份。

運用網上平台擴大影響

Jamie Oliver是一個總值2.2億英鎊的品牌,他的餐廳業務遍布全球,共8000名員工。他深信科技和數據能夠幫助人類對抗因飲食而引起的疾病,他公司有專職製作和管理網上平台的團隊,有策略地運用網上力量來推動環球公共健康。傳統媒體很多時候被大財團操控,因此市民很難在電視得悉食物背後的真相。他大量運用社交平台和YouTube等平台來擴大影響:他的網站每個月有800萬人瀏覽,而他的YouTube頻道「Food Tube」已吸引了360萬個登記用戶。

他重視內容的質素和穩定性,每年撰寫400份食譜,他刻意把食譜中的糖鹽份量降低兩成,但最重要的是,他的食譜必須在Google搜尋中排在第一位,這樣便能改變以億計人口的煮食和消費習慣。

他發起的運動困難重重,不一定成功,2011年,政府停止資助學校膳食,膳食價格因而增加,他承認運動失敗,但同時,食物教育卻於2014年被納入至中學必修課程,因此也不能否定運動所帶來的社會效益。他知道不能依賴政府,深信當人有足夠的知識和技能時,他們便會作出不同的選擇,最後影響商界作出讓步。

他不是要讓全世界的人都戒掉漢堡包,重點是有能力去選擇吃怎樣的漢堡包。近年他積極游說2020年奧運會不要接受麥當勞和可口可樂的贊助,如果這項挑戰成功,將會是他的飲食運動中的另一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