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啡」一般的英倫年輕商業領袖

英國《衞報》一年一度頒發的「可持續商業領袖」大獎得主都是擲地有聲的領袖,例如2014年的得獎者是聯合利華59歲的行政總裁Paul Polman。2015年的得獎者卻只得24歲,是位名不見經傳,剛從倫敦大學畢業的社會新鮮人,但倫敦市長約翰森(Boris Johnson)為其說項,英國創業界表表者布蘭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更讚他的點子為絕世好橋,可見其實力非凡,他是奇亞瑟(Arthur Kay)。

這位奇先生,生於1990年,名副其實九十後,於巴特利建築環境學院(The Bartlett)修讀建築,2013年與朋友共同創辦生物燃料公司Bio-bean。Bio-bean以專利技術用工業方式轉化咖啡渣,製成生物柴油及粒狀生物燃料,是世界第一所把咖啡渣升級再造成燃料的工廠。這個初創工廠佔地二萬尺, 位於英倫東部劍橋郡,麻雀雖小但讓創辦人亞瑟獲獎無數,包括倫敦市長主理的「倫敦領袖」大獎、英國蜆殼主席頒贈「英國最創新創業家」及報章Evening Standard的「25個25歲以下最具影響力倫敦人」,亞瑟更獲英國皇室、議會及倫敦交易所邀請其分享可持續理念。

一舉三得 製高級生物燃料

亞瑟相信「廢」物不存在,垃圾的存在只是資源錯配。當時就讀建築系的他,正研究一個設計及建造咖啡店和咖啡工廠的項目,發現每年英國要處理5萬噸咖啡渣,其中棄置費用涉及5000萬英鎊,過程中更產出高達1800萬噸碳排放。亞瑟發起一個大想頭,如果可以有某種科技將廢棄咖啡渣製成有用物件,這樣既可解決嚴峻的廢物處理問題,又可以達到循環再造,減廢減碳之餘亦具經濟價值,一舉三得!

亞瑟聘請全英國唯一研發生物燃料製粒技術的博士人才,閉門成功研發以咖啡渣提煉出生物柴油及粒狀生物燃料,亞瑟及團隊將其命名為「高級生物燃料」。

生物燃料不是新科技,早年於美洲已有研發利用大豆及玉米提煉出生物柴油。但環保及社會人士狠狠批評該技術使農作物價格提升,製造過程亦須大量使用土地和乾淨水資源,提煉出的生物柴油並非想像中的低碳環保,反而為食物供應帶來負面影響,得不償失。

Bio-bean所謂的「高級生物燃料」,全面利用棄置咖啡渣為原料,不但為英國堆填區源頭減費,製成的生物柴油能供應車輛使用,粒狀生物燃料亦可供工業鍋爐燃燒,為建築物提供暖氣,成為燃燒木碎的最佳替代品,絕對是雙管齊下的減碳伎倆,所以謂之「高級生物燃料」。

平價減廢 輕鬆變成原材料

據統計,英國咖啡館須為每噸棄置的咖啡渣付出平均64英鎊的費用,另加存取、收集及運輸費用,東主須付出總共154英鎊處理一噸咖啡渣。有見及此, 具備靈敏商業觸角的亞瑟便與大型垃圾收集公司及物流公司合作,向連鎖咖啡館提供一站式服務,只須付約60英鎊就能妥善處理一噸棄置咖啡渣。他於短短兩年內成功地取得大量客戶。

一般初創企業要逐家逐戶上門收集物資,此舉動既不夠經濟規模,亦費時失事。亞瑟其中一個成功之道是凡事向大處着手,他的商業模式不僅不用購買生物燃料的原料,更有大企業願意付費給他送上源源不絕的原材料,難怪布蘭森爵士都大讚其商業模式。只有20人的先進生物能源工廠Bio-bean,創辦兩年已集資超過2400萬英鎊,預計2016年的營業額會接近750萬鎊。

亞瑟確是「人見人愛」。他的咖啡渣煉油方案,一方面能幫助企業節省處理廢料成本,另一方面為企業客戶建立可持續環保品牌,再者提煉出來的生物燃料是賣錢的產品,現時向企業大樓、醫院、超市等大型建築提供平價而可再生燃料,每使用一噸咖啡渣燃料可以減少排放6.8噸碳排放,豈不是人見人愛嗎?

亞瑟的Bio-bean在價值供應鏈上的每一層都為客戶不斷增值,能成為《衞報》史上最年輕「可持續商業領袖」大獎得主實在實至名歸。除了投資銀行RBS和Santander分別入股外,大企業如Shell和Tata、政府的英國貿易投資部和大倫敦市政府都成為其合作夥伴。技術上來說,Bio-bean是廚餘回收的一員,能做到如此境界,未知香港政府的5億社創基金、香港投資推廣署或新興的環境保護署「綠在區區」計劃,會否考慮引入倫敦這個成功模式?

循環經濟 為市區重新設計

亞瑟歸功於建築學教導他的水準思考法(Literal Thinking),在解決問題前思考各種各類天馬行空的想法。在學期間,他已經開始幻想市區如何可以重新設計,共用經濟、綠色經濟都是亞瑟熱情所在,而最讓其發揮無盡思考的是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所謂循環經濟,即是在經濟發展中,實現廢物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使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和諧循環,維護自然生態平衡。高效利用資源和循環再用是其核心精神,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循環經濟是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棄置」的傳統增長模式作根本性變革。

「市區重新設計」(Urban Redesign)為城市設計出一個更有效管理廢棄物的方式,是亞瑟焦點所在,Bio-bean側重如何以科技改造垃圾,研發出「本地、平價、更潔淨和可再生」能源,去解決城市人民面臨的三大重要挑戰:依重石化能源、巨額排放溫室氣體以及大量廢物處理。

年輕的亞瑟坦然承認,Bio-bean在解決能源危機上幫不了什麼大忙,但他的創新方式卻為商界帶來一股新動力。咖啡文化在歐洲植根數百年,以咖啡渣做生物燃料竟然由一個20歲出頭小子在如此一個國際大都會做主導領袖,一方面我們欣賞泰晤士河後浪推前浪的勢頭,另一方面那些大企業領袖及歐洲大國政界應該加把勁趕上循環經濟,免得一次又一次被後浪顛覆。

不以傳統創業家或綠色企業家自居的亞瑟,給予自己一個特殊身份——「城市掘金者」(Urban Digger)。 在英國處理咖啡渣只是「市區重新設計」的第一步,走出英倫三島、擴展至研發改造不同垃圾將會是順勢而行的發展大計。亞瑟夢想卻不止於此,他言明「在我出生的1990年,全球城市人口比例佔40%,而50年後全世界將有70%人口住在城市」,把都市廢物升級為具經濟價值的物質不僅富有社會意義,更會是一個經濟大寶藏,亞瑟預料循環經濟將成為另一個淘金潮,他只是其中一個「城市掘金者」。沒想到英文諺語說的「Where there’s muck, there’s brass 」(哪裏有髒亂,那裏就有黃金),竟然給一個年輕有為的奇先生以創新科技繼承這項英國傳統精神。

汽車技工小發明 拯救難產母嬰

在醫學文明的香港,「難產」對我們來說很遙遠,婦女生育是一件最平常不過的事,婦女一般都不用太擔心生育的危險,因為這裏有足夠的醫療資源去應付生產時的突發事情。在私家醫院,我們甚至可以因為害怕十級痛而選擇剖腹生產。但在世界很多落後地區,生育還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很多婦女在家生育,當生產過程中出現問題時,媽媽和嬰兒因為得不到應有的醫療支援而釀成悲劇,每年全球因難產而亡的婦女中,99%來自發展中國家。

一位居於阿根廷的汽車修理機械師奧當(Jorge Odon),在機緣下發明了一個小工具,能夠針對嬰兒出生不順的問題,拯救無數女性的生命。

YouTube短片成創新主意

2006年的一天,當時52歲的奧當在YouTube上看了一條短片,是教你如何使用塑膠袋,把掉進葡萄酒瓶裏的軟木塞取出來。於是晚飯時他跟同事打賭,看誰能學會這個技巧,把掉進酒瓶裏的木塞拿出來,結果他贏了。

那天晚上,奧當在睡夢中突發奇想,這個小把戲是否也能把卡在產道裏的胎兒救出來?他的阿姨正是因難產而離世的。於是他於凌晨四點,叫醒正在熟睡的太太,跟她說出這個主意。太太罵他瘋了,反身便繼續睡,但他卻很認真,第二天早上,跟一位朋友提出這個主意,朋友雖然滿肚疑惑,但還是馬上為他引見一位產科醫生,於是兩個穿着西裝的中年男人坐在一群孕婦中間等待見醫生。

醫生聽了這個主意,非常興奮,至少證明了奧當不是瘋子,於是他便開始了他的試驗,在自家廚房裏製成了第一具原型。

奧當用一個玻璃瓶當做子宮,女兒的洋娃娃則當做卡在子宮內的胎兒,再拿環保袋和太太縫製的袖管當做是他的救生裝置,這個簡陋的工具,便是以後的奧當裝置(Odon Device)。

這個裝置是用於第二產程階段,以溫和的方式通過產道協助分娩新生兒。用法是把一個塑料袋放進一個環繞胎兒頭部的塑料袖管裏,將塑料袋充氣讓它抓緊胎兒頭部,然後往外拉袋子,直到看到胎兒為止。奧當裝置跟產鉗或真空吸盤的目的一致,但危險度卻大減。

簡單裝置解決難產

全世界每年共有1.37億次分娩,其中約10%可能會出現嚴重的併發症,約560萬胎兒生下來就已經死亡,或者很快死亡,而有26萬的女性死於分娩。當胎兒的頭部過大,或者母親筋疲力盡宮縮停止時,就會發生梗阻性分娩(俗稱「難產」 ),而這是導致分娩事故的主要因素。

在富裕國家,出現胎兒窘迫時,產婦會被迅速送往手術室進行剖腹生產,但在貧窮國家的鄉村診所或產婦家中,如果胎兒出不來,產婦就只能靠自己了。如果出現這類情況,現在基本上要靠產鉗,或是使用緊貼着嬰兒頭部的真空吸盤。如果醫生缺乏訓練,這兩種手法都可能導致大出血,壓壞胎兒的頭部,或者扭曲胎兒的脊柱。

奧當裝置能以經濟簡單的方式輔助分娩難產嬰兒,保護母嬰健康。它可以為那些沒有破腹生產條件的地區,提供挽救生命的能力。助產士只要稍加訓練就能夠安全地使用這一裝置。這項發明有巨大潛力,能夠在貧窮國家挽救嬰兒的生命。就算在富裕國家,它也有可能降低剖腹產的比例。

奧當裝置在獲得多個專利獎項之後,更獲得了世界衞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和大型捐款機構的熱切支持,其中包括比爾與美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和加拿大大挑戰(Grand Challenges Canada)的研究經費。

獲利才能可持續經營

美國的醫療科技公司BD(Becton, Dickinson and Company)於2013年獲得生產授權,充氣袋使用的是聚乙烯材料,整個設備的生產成本不到50美元。公司希望能夠從所有的銷售中都獲益,富裕國家的定價會較高,而給貧窮國家的定價會低一些,以可持續及可負擔的方式,讓產品實現規模化。世衞官員都支持公司以微利為目標,因為曾經有其他能夠挽救生命的好點子,例如能夠避免致命性子癎的硫酸鎂針劑,以及能加速早產兒肺部發育的皮質類固醇等,正是因為沒有這樣的目標而夭折。

產品將被優先引入世界衞生組織確定的孕產婦高死亡率的國家。世衞現在正在阿根廷和南非等不同地區,為順產和難產婦女進行測試 。取得科學上的驗證後,便能正式推廣到發展中國家。

在生育過程中這麼重要的一個關口,醫學界多年來在這方面取得的進展卻非常有限。一個產科醫生可能會去改進產鉗或者真空吸盤,並非說他們不夠創新,而是我們很多時會被自己的知識和經驗所限,無法跳出現有框框,奧當的故事,證明了創新無分界限,「think out of the box」的精神才是創新最需要的元素。

電訊商助阿富汗戰亂重生

假如有種商業模式,不僅能讓企業在貧窮與政治動盪的逆景中扎根,創出可觀盈利,同時還能照顧社區需要、推動社會變革,以上想像是否過分完美?企業能否兼顧商、社目標?遠在阿富汗的電訊供應商羅山(Roshan Telecom),證明採取結合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模式可行,為遭戰亂摧殘的阿富汗土地帶來希望,並發展成佔百分之七本地生產總值的龍頭企業,更獲認證成為阿國首家B型企業(Benefit Corporation)。

位處亞洲心臟的阿富汗,由70年代開始長年經歷內戰及遭受入侵。戰亂導致基礎建設遭受破壞,地雷遍野、經濟發展滯緩。而在電訊落後的阿富汗,任何人想用電話只有2個途徑:親身穿越邊境到巴基斯坦,或者使用費用高昂的衞星電話。後者幾乎屬於少數人的專利。

亂世中一點光

2003年,獲阿加汗促進經濟發展基金會(Aga Khan Fun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資助的羅山電訊向阿富汗政府購入牌照,本着「與身在各地的朋友和家人保持聯系是每個阿富汗人應有的權利」而引進電訊服務,並希望促進戰後經濟發展和社會凝聚力。

Roshan字面上是「光和希望」的意思,出自阿富汗兩大主要語言──普什圖語和達利語。該基金會主要透過支持發展中國家私營部門、初創企業的發展,改善最貧窮地區人民的生活條件和機會。

羅山電訊的首席執行官Karim Khoja過去是一家德國電訊公司的高層,從沒有想過到阿富汗「開荒」。當時他想:「我有一份優厚的工作,生活既安全又無憂,為何要到阿富汗?」直至信奉伊斯蘭教的Khoja接到伊斯瑪儀派領袖阿迦汗的來電,希望他親身到阿富汗與通訊部門洽談,為當地建立電訊服務,Khoja受寵若驚,感覺有如「天主教徒收到教宗來電般」。他最終接受了這重大挑戰。

羅山電訊在2003年成立。創立初期,阿富汗連一間健全的銀行也沒有,Khoja與當時的首席財務官只好每晚駕駛貨車,巡迴首都喀布爾各處,收集票據,並把它們存放在7個保險箱中。因為這個嚴重的問題,公司其後發展了名為M-Paisa的手機付款平台, 為97%沒能獲得銀行服務的人提供安全快捷的轉賬服務。

羅山電訊始創時的核心策略是引入外資競爭,縮短政府提議的10至15年專營期至僅僅3年。而公司在這3年間印證投資阿富汗的電訊行業能取得雙位數字回報,吸引了另外2間區域電訊商在阿富汗注資,投資額高達12億美元。此舉不僅能為國家引進外資,推動經濟,還能帶來更好的營商環境,推動羅山電訊的成長。例如政府稅收增加有利施政, 增加覆蓋範圍有利電訊市場成長, 而且競爭之下必定帶來更好的服務。

礙於阿富汗基建落後、地雷密集,建設電訊網絡和訊號塔成為羅山電訊的主要挑戰。公司需要逐一勘察和移除地雷,確保訊號塔有道路和能源連接。更甚的是塔利班要求他們部分時間關閉訊號塔,羅山電訊為此聘請保安應對,但仍頻頻有訊號塔被塔利班炸毀。

回饋當地社會

當競爭對手選擇向塔利班支付保護費時,羅山電訊則選擇和社區合作,發展社區參與模式。公司在區內聘請社區成員,培訓他們操作訊號塔的知識,確保運作正常;社區成員亦因而對訊號塔產生責任感,確保社區與外間的聯繫。

為進一步實踐企業的社會效能,該公
司成立了羅山社區(Roshan Community), 主力在衞生、教育、創業和社會發展4個範圍培訓兒童、婦女和社區人士,推動阿富汗重建。

該組織運用公司的資源、科技和員工支持各個項目。其中包括在多個社區興建水井,成員能透過電話程式,互相通報水井是否可用;女孩子不需要每天再花4小時取水而放棄學業,可以回到學校學習。在鄉郊地區,羅山社區以貨櫃改建為電子網上學習中心,並與社區簽訂合約,讓女性能夠使用,希望借此讓女性能獲得工作機會和進入科技世界。羅山社區有感阿富汗過去因教派部族紛爭不斷,造成內戰,特別在城市投資建立遊樂場,讓不同背景的兒童一同玩樂,待他們長大後都會認同大家都是阿富汗人。

首家企業獲認證

從電訊服務的一點「光」,慢慢照亮到社會和社區的每個角落,羅山藉企業與社會共生的模式,從眾多國內外的電訊商中脫穎而出。這家原本只有10人的電訊公司,如今已發展為全阿富汗首屈一指的企業,每年產值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的7%,旗下直屬員工超過1300人,其中19%為女性,間接創造的就業職位超過3萬個。其服務覆蓋全國71%的人口,客戶達650萬人。

2012年12月,羅山電訊成為首家獲得B型企業認證的阿富汗企業,其對社會正面影響的評分更高出中位數一倍之多,成為B型企業中的模範。假如這個模式能在最腐敗的國家成功,那為何世界各地的企業不能作出轉變,回應一些緊迫的社會問題呢?

B型企業旨在重塑私人企業只為股東謀取最大利益的觀念,認為企業應超越股東利益,以其核心業務解決社會和環境問題,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商業模式。企業能透過非牟利機構B Lab取得認證,審核標準包括企業對環境、員工、顧客、社區等實質影響。

手機驗證系統 假藥即現形

仿冒品的問題在發展中國家非常嚴重,尤其是仿冒藥品更對消費者構成生命威脅。仿冒藥品當中,可能會包含危害健康的成分,對於居住在落後地區,本來健康就脆弱的貧窮人口,影響更加大,誤服偽藥會導致身體殘障,甚至死亡的嚴重後果。偽藥的盛行也加重了社區和國家的負擔,因為病人服食偽藥而增加了醫療需求,也因延遲治療而引致病情惡化,而需要創傷性治療。

生於非洲加納的阿斯非博士(Ashifi Gogo)親眼目賭仿冒藥品在其國家帶來的影響,深感痛心,於是他於2009年創立了牟利社會企業Sproxil

短訊辨藥品真偽

根據聯合國的報告,每年在非洲和亞洲地區,仿冒藥品共佔有20億美元的市場。世界衞生組織估計,在這些國家發售的藥品當中,三成是偽藥;在加納和巴基斯坦,有超過一半的藥是低於標準的,每年有70萬的病人是死於誤服假瘧疾和肺結核藥,情況非常嚴峻。近年,偽藥甚至從黑市滲透到售賣合法藥物的零售藥房,令消費者更難去分辨藥物的真假。

在很多亞、非國家,政府是醫療保健的唯一提供者。泛濫的假藥滲透至政府醫院,市民因為服了醫院開的假藥,要再三回到醫院診治,繼而誤服更多的假藥,這個惡性循環讓藥廠、政府和人民都受到傷害。

加納的流動電話佔有率為70%,讓阿斯非看到了機遇,認為消費者能透過手機去對抗偽藥。他研發了一個流動電話的驗證系統,讓消費者只要拿起藥物,便能夠簡易、有效、快速地驗證其真偽。這個系統名為MPA(Mobile Product Authentication),消費者只需在藥物包裝上刮開標籤,如刮彩票一樣,便會看到一組驗證號碼,然後透過手機短訊把號碼發給一個免費熱線電話,他們便會馬上以下其中一則短訊:「是,真的」,或「不是」,「假的」。如果發現藥物是假的,他們可以馬上致電舉報熱線,接待員收到舉報後,便能跟有關的政府部門報告。

2010年,阿斯非首次在尼日利亞試驗MPA。那裏的仿冒藥品問題猖獗,雖然政府大力打擊偽藥,但成效不大。尼日利亞的一間藥品分銷商剛好正在積極尋找有效的方案,於是Sproxil跟分銷商和政府機構合作,在三大城市試驗了一個為期100天的計劃,把Sproxil的標籤貼在100萬份藥品上,結果出乎意外的好,短短90日便看到藥品的銷售上升了10%,而分銷商也看到多過1000%的投資回報。自此之後,Sproxil便迅速在尼日利亞、加納、肯尼亞和印度擴展。機構把MPA賣給製藥公司和分銷商。系統包括一個驗證碼標籤和流動短訊服務,他們跟流動電話公司協商一個低的價格,讓標籤加短訊,這個最後產品只需要幾仙美元。

使用這套產品只需流動電話,因此不需要投資大型的基礎設施,而且,當地人經常要刮開電話增值卡上的標籤為電話增值,因此已經很熟悉刮開標籤和發短訊這個動作,不需要重新教育他們使用產品。

連鎖效應人人受惠

Sproxil除了改善了人民的健康之外,這套系統也大大減低了藥房和製藥廠的虧損。除了假藥,在運送過程中偷盜藥品也是嚴重的問題,製藥廠蒙受金錢上和聲譽上的損失。系統能有效地幫助藥廠追蹤被偷走的藥物,當顧客拿到被盜的藥物,發送驗證碼,系統馬上能確認被盜品的地點,讓執法部門能快速找到被盜品的所在,藥廠因而避免了昂貴的產品回收甚至法律訴訟等麻煩。另外,當藥廠或分銷商得知藥品安全運抵零售商時,它們會激活驗證碼系統,之後藥品才能正式上架,這樣更能保障藥廠和消費者。

對於海外的藥品捐贈機構來說,系統也能確保捐贈的藥品是透過正常的渠道分送給病人,而不是被貪污的政府部門賣給黑藥市場。

由於系統能大大減低藥廠的虧損,它們願意花錢去宣傳和教育顧客如何應用系統。透過教育顧客,同時也保護了公司的品牌和形象。例如,對於假藥佔有率超過六成的瘧疾藥來說,顧客不可能想用自己的健康來賭博,如果他們有足夠的教育和支援,他們必定會好好使用系統來分辨真偽。

籌1.4億創投基金

MPF驗證系統成了Sproxil的主要收入來源。除此之外,Sproxil也會把合法收集到的消費者數據,賣給商業夥伴,讓他們更能掌握顧客的消費模式、改善他們的營銷策略,和監察仿冒品的熱點。機構也提供其他產品,如透過流動網絡來策展營銷項目、數據分析、商業諮詢等。Sproxil雖然是一間社會企業,它自負盈虧的商業模式和龐大的社會效益,得到創投公司的青睞。2011年,公司得到社創基金組織Acumen Fund共籌得1800萬美元(約1.4億港元)的資金,讓Sproxil能把產品拓展至更多國家。

今天,多間大型藥廠包括Johnson & Johnson 和Merck的分銷商都採用了Sproxil的技術。Sproxil系統不只保護了藥業,更伸延至多個產業,包括農產品、汽車零件、美容、個人護理產品、食品、電子產品,甚至成衣。公司已處理了超過1400萬次驗證,這是同類驗證系統裏面最高的紀錄,這也為公司帶來無數的國際獎項和榮譽。阿斯非於2014 年獲得Schwab Foundation的年度社會創業家大獎, Sproxil也於2013年被美國Fast Magazine選為全球50間最創新的公司之一,排行第7。Sproxil的創新意念,除了讓政府、藥廠和人民受惠之外,也為電訊商、執法者、藥品捐贈者和投資者帶來了機會,影響深遠。

以創科為#Me Too受害人伸張正義

近日一個在全球各地鬧得熱烘烘的社交媒體主題標籤#Me Too,主要用於譴責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在美國,5個女性中就會有一個成為校園性侵犯與性騷擾的性罪行受害者,男性受害者比率亦高達百分之七。但不論男女,當中只有不足十分一會選擇報案。由捷斯.拉德(Jess Ladd)所創的通報系統Callisto正為這些受害者提供支援,阻止犯案者繼續作惡。

親身經歷埋下改變種子

捷斯出生於愛滋病肆虐高峰期的舊金山,成長環境讓她早意識到性健康、自身權利和爭取正義的重要性。大學時期一次被好友性侵的經歷讓她慨嘆:「比起事件本身,後續的通報流程和調查往往更具創傷性。」她更驚覺在通報過程中與她有相似感受的受害者大有人在。

在完成公共衞生(Public Health)排名全美國第一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公共衞生碩士課程後,捷斯決心利用科技解決舊有報案程序的缺陷。

2011年她成立「性健康創新」(Sexual Health Innovations,簡稱SHI)期望以創新技術改善普及美國的性健康觀念。Callisto原本是SHI於2015年兩所學校的試點項目,後來Callisto以出色表現成為該企業的主打項目。

報告顯示,百分之九十的性罪行都是由慣犯重犯,平均重犯案件數目高達六成。但由於極低的告發率,犯罪者往往不受法律制裁!即使有上報案件,亦只有百分之六罪犯會受到無關痛癢的小懲戒,此可謂對受害者雪上加霜。而且,受害者往往因為報案時間的延遲或證據不足等原因,在協助調查的過程中飽受質疑。

低定罪率成受害者夢魘

當美國校園性罪行屢屢成為新聞頭條,捷斯認為改變的時候到了。她認為這是讓人感到遺憾的問題可以有創新出路。團隊研發出Callisto通報系統,旨在「打擊性罪行、支持受害者和推動公義」。

研發前,捷斯與團隊首先深入訪談超過100名校園性罪行的受害者。最終得知他們想要「一個可以讓他們隨時進行案件記錄、自行選擇報案方式及自動生成案件舉報的網頁」。捷斯根據受訪者所需,建立了Callisto通報系統。網站可讓她們據自身情況,在最合適的情況下保留案件的細節、證據等,並生成具時間標記的詳盡記錄文件,記錄整件不幸事件的經過。未經當事人同意,包括Callisto團隊,所有人均不能查看案件的細節。

捷斯團隊讓受害者作出適合他們的選擇,而不是告訴他們應該怎樣做。因此,網站為受害者提供3種選擇:第一,純粹留下案件記錄;第二,向學校提供電子書面報告;第三,當發現相同的加害者名字時,受害者將收到通知並選擇是否報案。其中以第三項選擇最為重要,網站獨特的配對系統一旦發現慣犯,就會核實相關受害者的聯絡方式,同時送往授權機構,以便進行後續調查。

集記錄連結舉報於一身

這種方式能讓受害者知道她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此舉或許可以賦予他們挺身而出的勇氣,讓他們成為彼此支持的力量,更有可能令加害者接受應有法律懲罰。Callisto的運作方式讓受害人私隱獲得最大的保障,同時保留他們日後追究的權力,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受害者需要多次陳述案情造成的二次傷害。

Callisto平台大幅縮短受害者決定報案的時間,由平均事發後11個月減少至4個月。同時,Callisto的合作院校在短短幾年間已增至13所,支援近15萬學生。最近席捲全球的#Me Too譴責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運動,使Callisto團隊決定將平台擴展至學校以外領域,推出全新的顧問服務。

當發現慣犯時,Callisto會與相關受害者逐一聯繫,讓他們選擇是否需要諮詢或跟其他受害人聯絡。捷斯在今年獲得「斯科爾社會企業家大獎」(Skoll Award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獲獎時捷斯表示我們決心尋求改變,現時是建構心中理想世界的最佳時機!

以創效為主的良心投資

在投資的領域上,未來最大的發展是什麼?是「創效投資」(Impact Investment)。洛克菲勒慈善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推算未來10年,投放在「創效投資」上的資金,可高達10000億美元。由良心出發的創效投資,希望透過資本創造正面價值。這些基金除了追求回報,投資前更會考慮社會公義、民生福利、環境保護等責任問題,希望做到經濟及社會層面都有所得益。創效投資讓現代投資者既能獲取投資回報,又能改善社會。

以色列在1948年立國,創業者的人數領先全球,約為美國的兩倍之多,因此有初創之國(Start-up Nation)的美譽。以色列國土雖小,但在高新技術產業上的發展速度超過了歐洲,全國有4000多家高新技術企業,高科技研發及技術輸出已經成為這個彈丸小國的立國之本和發展基石,佔整個國家出口額的70%,是世界上除美國矽谷以外高科技公司最密集的地區。

社會科技(Social Tech)指的是利用科技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司。以色列有許多這類的初創企業,但這些企業並沒有像其他初創公司般快速成長,主要原因是難於在早期階段獲取資金。傳統的天使投資者只專注於投資回報率的高低。在社會科技領域,初創企業要照顧雙重底線:賺錢以及創造不同,所以更難吸引那些只注重短期回報的投資者。 雖然有不少組織提供慈善基金給初創公司,然而在早期階段,初創的社會科技能夠產生的影響並不明顯。許多傳統慈善基金不願意冒這樣的風險,令社會科技企業難於獲取資金。另一方面,以色列雖享有頂尖的科技人才,社會科技專案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但像歐美般大規模的投資還很少見。

有見及此,一群熱心的投資界專才在2011年成立了Impact First Investments, 目的是協助本土的創新科技發展,解決世界各地的社會問題;並透過創效投資的模式,致力取得市場回報率。公司主要為有潛力的初創科技企業提供起動資金,是以色列首家專注於社會科技的投資基金。該投資公司是以色列最大的創投基金Pitango Community Ventures的成員, 主席為Yair Safrai。

從初創到效益之國

Safrai曾在空軍服役,在特拉維夫大學畢業後,負笈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和沃頓商學院深造。回國後在高科技和創投行業工作。他成立了以色列首個最成功的創投基金Nitzanim Venture Fund;在九十年代中,又成立了資本達2.7億美元的Concord Ventures。

lmpact First確信在二十一世紀,真正的規模是透過科技才能達到,若能採用適當的投資策略,以色列可以成為主要的科技解決方案輸出國。為達成這目標,公司聚集傳統投資和慈善基金,為立志解決社會問題的科技公司提供早期資金,令這些初創企業能快速成長和發展市場。Safrai希望建立一個新的投資生態環境,令以國從一個初創之國成為效益之國(Impact Nation)。

該公司以「捐款」和「投資」並行的方式運作。「投資」指的是投資者投入的定期風險資本會一直存放在公司,直至有其他投資者接手為止;公司會以售賣股權方式、或把收購交易的收入分發給投資者。而所謂「捐款」則是一種不追求快錢的「耐性」資金,讓創新的社會科技得到支援和發展,假以時日,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

到目前為止,Impact First已投資在5間企業上,其中包括AngelSense、Catalyst AgTech和Intendu。Angel Sense設計和生產微型追蹤器,專門用於追蹤自閉症兒童,保證他們的安全。該設備包含GPS晶片、手機網路連接系統、攝像頭和麥克風,可附在孩子衣物上,當孩子活動時,這些工具都會不間斷運行。設備拍攝的照片、記錄的位置及其他活動會自動上傳至一個伺服器,父母可在伺服器上即時查看孩子的動態,他們的手機還可接收通知,獲得孩子的準確位置。

另一家是Catalyst AgTech。該公司為減少農用化學品對環境的污染,研發了一項專利技術,採用「自毀」機制來降解持久性農藥殘留物對環境的破壞。這項技術將適量的定制型催化劑加入到指定一種農藥中混合,然後直接噴灑在作物上,在農藥作用完成後,殘留物分子滲透到植物根部以下的位置。降解作用發生,可顯著降低甚至完全消除農用化學品對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這項革命性的技術可望解決全球農藥問題,保障消費者的健康。

Impact First在2015年投資在一家專門設計說明鍛煉大腦的軟體公司Intendu。該公司是目前市面上唯一開發腦部鍛煉和四肢鍛煉的遊戲軟體,主要針對腦梗塞病人的術後康復,同時也可幫助老年癡呆患者和精神病患者鍛煉大腦。該公司開發的軟體已經在美國和以色列多個大型的康復中心使用。

「對世界最好的公司」

猶太傳統思想的「Tikkun Olam」(意指改善世界,追求社會正義的精神),與創效投資的理念不謀而合。儘管以國存在懸而難解的政治、社會不公、貧窮暴力等問題,但是猶太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及積極面對困難、努力解決困難的態度,令創新意念和技術源源不斷。

Safrai開宗明義地表示:企業可以運用其資源及市場的力量去修正世界問題。

着重永續經營的企業本來就能為社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創效投資特別注重對社會或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Impact First把市場的資金由傳統投資轉而投向能引發大規模社會效益的企業上,同時為投資者帶來回報。這股雙重使命吸引了不少希望能做好事的投資者。

Impact First採取開放式的態度,在網站上公開招攬初創企業申請資金。公司重視申請者的願景,如何把項目發展成改變遊戲規則、可擴展的全球解決方案。投資規模由種子基金到200萬美元不等。此外,公司要求它所投資的公司同樣重視業績和奉行高透明度及問責度。

Safari希望與國際上擁有共同理念的企業合作,重塑商業社會的價值觀。因此在2013年成功申請成為以色列首家共益企業(即B Corp),並在2014年被B型實驗室選為「對世界最好的公司」典範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