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遠程醫療 為窮人遙距治病

印度公共醫療系統落後,國家醫療預算只佔國民生產總值4%,因此大部分醫療開支需由個人承擔,而鄉村地區的醫療設施更落後不堪。據2015年世界衞生組織數據,印度平均壽命僅68.3歲,於世界排名只得125位。

有見及此,出生於印度的雪萊.薩生拿(Shelley Saxena)認為,如果要以低成本改變醫療問題,預防保健顯得非常重要,如果印度人能夠定時檢查身體,即可以避免很多疾病。他希望透過結合醫療和科技,提高人們對預防保健的認知,逐步改善印度人的健康。

團體保險形式營運

雪萊於大學時主修工程,後來到康奈爾大學念工商管理碩士,畢業後擔任IBM的產品經理。雪萊的媽媽住在印度的二線城市勒克瑙(Lucknow),有一次她患了丙型肝炎,卻因為誤診而得到錯誤治療,臨近死亡邊緣。這讓雪萊驚覺,假若二線城市也會發生誤診情況,鄉村的情況想必更加嚴重。2011年,他毅然在美國以46000美元創立Sevamob,決心修補這個發展中國家的嚴重醫療缺口,為金字塔最底層的人提供醫療服務。

Sevamob是全球第一間結合人工智能、大數據和遠程醫療(Telehealth)來提供「最後一哩」的醫療服務,讓病人能在一站式的綜合平台上有更多更全面的選擇。平台分為三部分,第一是供前線護理人員在線下為病人輸入資料的流動程式,資料會在上線時更新資料庫。第二部分是病人與醫生聯繫的B2C流動程式,病人能透過程式預約醫生並進行視像諮詢會議,醫生也能看到病人的電子病歷。第三部分是24小時的網上平台,病人能夠隨時查詢所需的服務、數據、病歷報表等資料。

機構以團體保險形式營運,為受保的團體會員提供流動診所和遠程醫療的市集平台。團體客戶包括鄉村學校、宗教團體、私人公司、非牟利機構、政府、大機構的企業社會責任(CSR)部門,受保的會員一般是低收入或邊緣人士,他們只需付很低的月費,Sevamob的流動診所便會提供基本的醫療護理和藥物。機構提供24小時求助熱線、病人可聯絡醫療網絡的醫院、醫生、診所、病理學家等。

人工智能技術降成本

Sevamob的前線員工會帶着平板電腦和軟件,在三四線城鎮和鄉村為會員登記個人資料和電子醫療記錄,然後進行首次檢查,亦為會員進行基本的護理服務,及現場派發基本藥物如退燒止痛藥、驅蟲藥、營養補充品等。如果藥物需要醫生處方,前線人員會開一張票,即時送至後勤醫生,醫生會就病人情況開處方,或約見病人機構,亦發展了市場上獨有的皮膚病測試技術,在沒有醫生的諮詢下也能準確診斷11種皮膚病。

另一項是低成本的驗血技術,能即時分析紅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的數量。前線人員也能做一些簡單測試,馬上得知病人缺乏哪種營養,然後制定營養餐單和運動建議。機構利用數據分析追蹤病人的健康指標,跟病人建立長遠的關係。

在創辦公司之前,雪萊做了詳盡的市場調查,發現80%的人都願意付便宜的月費換取服務。他把基本月費設為1.4美元,包括基本上門護理檢查和意外保險,而只要多付0.7美元,就能享用高達440美元的住院優惠, 而無需現金預繳。病人可透過視頻諮詢醫護人員,免卻病人長途跋涉到醫院診症的成本。對醫生來說,他們能透過平台獲得更多收入,而且由於平台能收集和整理病人的資料,醫生能利用更詳盡的數據來診症。

每月保費只需1.4美元

Sevamob以輻射式系統( hub-and-spoke model)提供醫療服務,達致成本效益,成本比同類型公司低一半,而且平台具有擴展的潛力。機構主要的收入是保費,以及出售軟件的牌照費。機構以特許經營的模式,透過地區經銷商,把營運模式複製至偏遠地區。Sevamob於2017至2018年的財政年度收入為62萬美元,在創辦的幾年間也吸引了不少社會投資者的注資。今天,Sevamob每個月提供2萬宗病人諮詢服務,超過 500間第三機構共用這個平台,服務已擴至非洲,證明了遠程醫療解決全球醫療問題的巨大潛力。

農民為本的非洲創新FinTech

據聯合國統計, 全球高達7億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大部分均為非洲人。在非洲,七成人口以務農為生,可是這群小農缺乏高質素種子和肥料,亦只靠貧乏的農業知識去耕作,因此他們每年的農穫只夠餬口。

改變儲蓄習慣

MyAgro團隊致力打破此惡性循環,為小農們的生活帶來曙光。MyAgro以科技建立創新金融儲蓄系統,教育小農以預繳的方式積穀防饑,為下一農季的種子和肥料作儲備。團隊除了為小農打好優質的務農基礎,更教授他們耕作技巧,為小農帶來全面協助。

MyAgro的創辦人Anushka Ratnayake 10年前在國際知名的社會貸款機構Kiva工作,過程讓她了解到財務管理對農民的重要性。後來她加入另一個基金會,協助肯尼亞農民發展一個金融還款制度。Anushka做事親力親為,她希望透徹了解小農的需要,因此經常與團隊面見不同非洲國家的小農們,也會刻意留意他們的消費模式和習慣。

先還未來錢

她發現非洲的小農每年有現金周轉的需要。每逢收成期,小農們都能有一定的盈餘;可是在下一個農季開始前,他們卻沒有足夠的現金去添置種子和肥料。當地政府資源同樣貧乏,難以提供農業津貼;而銀行業系統也不健全,住在鄉郊的小農往往需要步行一天才能到銀行申請借貸。近年不少機構會提供微型貸款,然而因環境所限,Anushka指出只有7%的非洲小農能接觸到傳統的銀行或微型貸款服務。

「我能為明年的貸款先還錢嗎?」小農某天的一句話啟發了Anushka。她在訪談中發現小農希望向她借筆資金購買來年的種子和肥料,但小農卻會在今天先把錢「還給」她。雖然小農不會說「信貸」或「預繳」這些財務術語,但她理解到小農需要的不只是貸款,而是一種能讓他們自立的儲蓄服務。

「如何可以建立便捷的儲蓄系統去累積小農資產,以應付明年的農務需要?」Anushka巧妙的乘着當地手機普及化的熱潮,以電話卡作參考,發明一張MyAgro儲蓄刮刮卡,並透過非洲當地小商戶向小農發售。當小農有收入時,便可在附近商戶購買一張指定金額的儲蓄刮刮卡。金額數目多元化,最少可低至1美元。小農使用MyAgro儲蓄刮刮卡時,只需把刮出的編碼通過短信發送給MyAgro,即完成付款手續。此舉等同提前為種子和肥料預繳訂金,在播種前,MyAgro便把優質種子和肥料送到小農手上,MyAgro還貼心的提供相應的種植培訓予小農們,為他們的農季帶來美好開始。

貼心服務 快速增長

2012年起,MyAgro在馬里和塞內加爾提供實驗性項目,起初只有200多名農民加入;在過去一年,MyAgro的小農用家數目增加至3萬多人,並為他們帶來高達六成的年收入增長。更重要是MyAgro打破了傳統現金流系統,以科技建立以小農為本的創新金融體系,改善小農生計。Anushka表示有近七成的用家為女性,她自豪地帶動當地弱勢女性社群參與農業培訓,也樂見女性的財務意識有所提升。

現時MyAgro團隊超過300人,在非洲多個國家去實踐此創新服務。在今年MyAgro更勇奪「 斯科爾社會企業家大獎」(Skoll Award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並將把過千萬港幣獎金用於打開更多非洲農業國家市場。Anushka期望2025年, MyAgro能服務過百萬人用家,使農民收入倍數增長。憑藉着高品質的農產品配送和針對性的培訓服務,一天小農們能達至真正的自由。

「啡」一般的英倫年輕商業領袖

英國《衞報》一年一度頒發的「可持續商業領袖」大獎得主都是擲地有聲的領袖,例如2014年的得獎者是聯合利華59歲的行政總裁Paul Polman。2015年的得獎者卻只得24歲,是位名不見經傳,剛從倫敦大學畢業的社會新鮮人,但倫敦市長約翰森(Boris Johnson)為其說項,英國創業界表表者布蘭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更讚他的點子為絕世好橋,可見其實力非凡,他是奇亞瑟(Arthur Kay)。

這位奇先生,生於1990年,名副其實九十後,於巴特利建築環境學院(The Bartlett)修讀建築,2013年與朋友共同創辦生物燃料公司Bio-bean。Bio-bean以專利技術用工業方式轉化咖啡渣,製成生物柴油及粒狀生物燃料,是世界第一所把咖啡渣升級再造成燃料的工廠。這個初創工廠佔地二萬尺, 位於英倫東部劍橋郡,麻雀雖小但讓創辦人亞瑟獲獎無數,包括倫敦市長主理的「倫敦領袖」大獎、英國蜆殼主席頒贈「英國最創新創業家」及報章Evening Standard的「25個25歲以下最具影響力倫敦人」,亞瑟更獲英國皇室、議會及倫敦交易所邀請其分享可持續理念。

一舉三得 製高級生物燃料

亞瑟相信「廢」物不存在,垃圾的存在只是資源錯配。當時就讀建築系的他,正研究一個設計及建造咖啡店和咖啡工廠的項目,發現每年英國要處理5萬噸咖啡渣,其中棄置費用涉及5000萬英鎊,過程中更產出高達1800萬噸碳排放。亞瑟發起一個大想頭,如果可以有某種科技將廢棄咖啡渣製成有用物件,這樣既可解決嚴峻的廢物處理問題,又可以達到循環再造,減廢減碳之餘亦具經濟價值,一舉三得!

亞瑟聘請全英國唯一研發生物燃料製粒技術的博士人才,閉門成功研發以咖啡渣提煉出生物柴油及粒狀生物燃料,亞瑟及團隊將其命名為「高級生物燃料」。

生物燃料不是新科技,早年於美洲已有研發利用大豆及玉米提煉出生物柴油。但環保及社會人士狠狠批評該技術使農作物價格提升,製造過程亦須大量使用土地和乾淨水資源,提煉出的生物柴油並非想像中的低碳環保,反而為食物供應帶來負面影響,得不償失。

Bio-bean所謂的「高級生物燃料」,全面利用棄置咖啡渣為原料,不但為英國堆填區源頭減費,製成的生物柴油能供應車輛使用,粒狀生物燃料亦可供工業鍋爐燃燒,為建築物提供暖氣,成為燃燒木碎的最佳替代品,絕對是雙管齊下的減碳伎倆,所以謂之「高級生物燃料」。

平價減廢 輕鬆變成原材料

據統計,英國咖啡館須為每噸棄置的咖啡渣付出平均64英鎊的費用,另加存取、收集及運輸費用,東主須付出總共154英鎊處理一噸咖啡渣。有見及此, 具備靈敏商業觸角的亞瑟便與大型垃圾收集公司及物流公司合作,向連鎖咖啡館提供一站式服務,只須付約60英鎊就能妥善處理一噸棄置咖啡渣。他於短短兩年內成功地取得大量客戶。

一般初創企業要逐家逐戶上門收集物資,此舉動既不夠經濟規模,亦費時失事。亞瑟其中一個成功之道是凡事向大處着手,他的商業模式不僅不用購買生物燃料的原料,更有大企業願意付費給他送上源源不絕的原材料,難怪布蘭森爵士都大讚其商業模式。只有20人的先進生物能源工廠Bio-bean,創辦兩年已集資超過2400萬英鎊,預計2016年的營業額會接近750萬鎊。

亞瑟確是「人見人愛」。他的咖啡渣煉油方案,一方面能幫助企業節省處理廢料成本,另一方面為企業客戶建立可持續環保品牌,再者提煉出來的生物燃料是賣錢的產品,現時向企業大樓、醫院、超市等大型建築提供平價而可再生燃料,每使用一噸咖啡渣燃料可以減少排放6.8噸碳排放,豈不是人見人愛嗎?

亞瑟的Bio-bean在價值供應鏈上的每一層都為客戶不斷增值,能成為《衞報》史上最年輕「可持續商業領袖」大獎得主實在實至名歸。除了投資銀行RBS和Santander分別入股外,大企業如Shell和Tata、政府的英國貿易投資部和大倫敦市政府都成為其合作夥伴。技術上來說,Bio-bean是廚餘回收的一員,能做到如此境界,未知香港政府的5億社創基金、香港投資推廣署或新興的環境保護署「綠在區區」計劃,會否考慮引入倫敦這個成功模式?

循環經濟 為市區重新設計

亞瑟歸功於建築學教導他的水準思考法(Literal Thinking),在解決問題前思考各種各類天馬行空的想法。在學期間,他已經開始幻想市區如何可以重新設計,共用經濟、綠色經濟都是亞瑟熱情所在,而最讓其發揮無盡思考的是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所謂循環經濟,即是在經濟發展中,實現廢物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使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和諧循環,維護自然生態平衡。高效利用資源和循環再用是其核心精神,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循環經濟是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棄置」的傳統增長模式作根本性變革。

「市區重新設計」(Urban Redesign)為城市設計出一個更有效管理廢棄物的方式,是亞瑟焦點所在,Bio-bean側重如何以科技改造垃圾,研發出「本地、平價、更潔淨和可再生」能源,去解決城市人民面臨的三大重要挑戰:依重石化能源、巨額排放溫室氣體以及大量廢物處理。

年輕的亞瑟坦然承認,Bio-bean在解決能源危機上幫不了什麼大忙,但他的創新方式卻為商界帶來一股新動力。咖啡文化在歐洲植根數百年,以咖啡渣做生物燃料竟然由一個20歲出頭小子在如此一個國際大都會做主導領袖,一方面我們欣賞泰晤士河後浪推前浪的勢頭,另一方面那些大企業領袖及歐洲大國政界應該加把勁趕上循環經濟,免得一次又一次被後浪顛覆。

不以傳統創業家或綠色企業家自居的亞瑟,給予自己一個特殊身份——「城市掘金者」(Urban Digger)。 在英國處理咖啡渣只是「市區重新設計」的第一步,走出英倫三島、擴展至研發改造不同垃圾將會是順勢而行的發展大計。亞瑟夢想卻不止於此,他言明「在我出生的1990年,全球城市人口比例佔40%,而50年後全世界將有70%人口住在城市」,把都市廢物升級為具經濟價值的物質不僅富有社會意義,更會是一個經濟大寶藏,亞瑟預料循環經濟將成為另一個淘金潮,他只是其中一個「城市掘金者」。沒想到英文諺語說的「Where there’s muck, there’s brass 」(哪裏有髒亂,那裏就有黃金),竟然給一個年輕有為的奇先生以創新科技繼承這項英國傳統精神。

汽車技工小發明 拯救難產母嬰

在醫學文明的香港,「難產」對我們來說很遙遠,婦女生育是一件最平常不過的事,婦女一般都不用太擔心生育的危險,因為這裏有足夠的醫療資源去應付生產時的突發事情。在私家醫院,我們甚至可以因為害怕十級痛而選擇剖腹生產。但在世界很多落後地區,生育還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很多婦女在家生育,當生產過程中出現問題時,媽媽和嬰兒因為得不到應有的醫療支援而釀成悲劇,每年全球因難產而亡的婦女中,99%來自發展中國家。

一位居於阿根廷的汽車修理機械師奧當(Jorge Odon),在機緣下發明了一個小工具,能夠針對嬰兒出生不順的問題,拯救無數女性的生命。

YouTube短片成創新主意

2006年的一天,當時52歲的奧當在YouTube上看了一條短片,是教你如何使用塑膠袋,把掉進葡萄酒瓶裏的軟木塞取出來。於是晚飯時他跟同事打賭,看誰能學會這個技巧,把掉進酒瓶裏的木塞拿出來,結果他贏了。

那天晚上,奧當在睡夢中突發奇想,這個小把戲是否也能把卡在產道裏的胎兒救出來?他的阿姨正是因難產而離世的。於是他於凌晨四點,叫醒正在熟睡的太太,跟她說出這個主意。太太罵他瘋了,反身便繼續睡,但他卻很認真,第二天早上,跟一位朋友提出這個主意,朋友雖然滿肚疑惑,但還是馬上為他引見一位產科醫生,於是兩個穿着西裝的中年男人坐在一群孕婦中間等待見醫生。

醫生聽了這個主意,非常興奮,至少證明了奧當不是瘋子,於是他便開始了他的試驗,在自家廚房裏製成了第一具原型。

奧當用一個玻璃瓶當做子宮,女兒的洋娃娃則當做卡在子宮內的胎兒,再拿環保袋和太太縫製的袖管當做是他的救生裝置,這個簡陋的工具,便是以後的奧當裝置(Odon Device)。

這個裝置是用於第二產程階段,以溫和的方式通過產道協助分娩新生兒。用法是把一個塑料袋放進一個環繞胎兒頭部的塑料袖管裏,將塑料袋充氣讓它抓緊胎兒頭部,然後往外拉袋子,直到看到胎兒為止。奧當裝置跟產鉗或真空吸盤的目的一致,但危險度卻大減。

簡單裝置解決難產

全世界每年共有1.37億次分娩,其中約10%可能會出現嚴重的併發症,約560萬胎兒生下來就已經死亡,或者很快死亡,而有26萬的女性死於分娩。當胎兒的頭部過大,或者母親筋疲力盡宮縮停止時,就會發生梗阻性分娩(俗稱「難產」 ),而這是導致分娩事故的主要因素。

在富裕國家,出現胎兒窘迫時,產婦會被迅速送往手術室進行剖腹生產,但在貧窮國家的鄉村診所或產婦家中,如果胎兒出不來,產婦就只能靠自己了。如果出現這類情況,現在基本上要靠產鉗,或是使用緊貼着嬰兒頭部的真空吸盤。如果醫生缺乏訓練,這兩種手法都可能導致大出血,壓壞胎兒的頭部,或者扭曲胎兒的脊柱。

奧當裝置能以經濟簡單的方式輔助分娩難產嬰兒,保護母嬰健康。它可以為那些沒有破腹生產條件的地區,提供挽救生命的能力。助產士只要稍加訓練就能夠安全地使用這一裝置。這項發明有巨大潛力,能夠在貧窮國家挽救嬰兒的生命。就算在富裕國家,它也有可能降低剖腹產的比例。

奧當裝置在獲得多個專利獎項之後,更獲得了世界衞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和大型捐款機構的熱切支持,其中包括比爾與美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和加拿大大挑戰(Grand Challenges Canada)的研究經費。

獲利才能可持續經營

美國的醫療科技公司BD(Becton, Dickinson and Company)於2013年獲得生產授權,充氣袋使用的是聚乙烯材料,整個設備的生產成本不到50美元。公司希望能夠從所有的銷售中都獲益,富裕國家的定價會較高,而給貧窮國家的定價會低一些,以可持續及可負擔的方式,讓產品實現規模化。世衞官員都支持公司以微利為目標,因為曾經有其他能夠挽救生命的好點子,例如能夠避免致命性子癎的硫酸鎂針劑,以及能加速早產兒肺部發育的皮質類固醇等,正是因為沒有這樣的目標而夭折。

產品將被優先引入世界衞生組織確定的孕產婦高死亡率的國家。世衞現在正在阿根廷和南非等不同地區,為順產和難產婦女進行測試 。取得科學上的驗證後,便能正式推廣到發展中國家。

在生育過程中這麼重要的一個關口,醫學界多年來在這方面取得的進展卻非常有限。一個產科醫生可能會去改進產鉗或者真空吸盤,並非說他們不夠創新,而是我們很多時會被自己的知識和經驗所限,無法跳出現有框框,奧當的故事,證明了創新無分界限,「think out of the box」的精神才是創新最需要的元素。

電訊商助阿富汗戰亂重生

假如有種商業模式,不僅能讓企業在貧窮與政治動盪的逆景中扎根,創出可觀盈利,同時還能照顧社區需要、推動社會變革,以上想像是否過分完美?企業能否兼顧商、社目標?遠在阿富汗的電訊供應商羅山(Roshan Telecom),證明採取結合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模式可行,為遭戰亂摧殘的阿富汗土地帶來希望,並發展成佔百分之七本地生產總值的龍頭企業,更獲認證成為阿國首家B型企業(Benefit Corporation)。

位處亞洲心臟的阿富汗,由70年代開始長年經歷內戰及遭受入侵。戰亂導致基礎建設遭受破壞,地雷遍野、經濟發展滯緩。而在電訊落後的阿富汗,任何人想用電話只有2個途徑:親身穿越邊境到巴基斯坦,或者使用費用高昂的衞星電話。後者幾乎屬於少數人的專利。

亂世中一點光

2003年,獲阿加汗促進經濟發展基金會(Aga Khan Fun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資助的羅山電訊向阿富汗政府購入牌照,本着「與身在各地的朋友和家人保持聯系是每個阿富汗人應有的權利」而引進電訊服務,並希望促進戰後經濟發展和社會凝聚力。

Roshan字面上是「光和希望」的意思,出自阿富汗兩大主要語言──普什圖語和達利語。該基金會主要透過支持發展中國家私營部門、初創企業的發展,改善最貧窮地區人民的生活條件和機會。

羅山電訊的首席執行官Karim Khoja過去是一家德國電訊公司的高層,從沒有想過到阿富汗「開荒」。當時他想:「我有一份優厚的工作,生活既安全又無憂,為何要到阿富汗?」直至信奉伊斯蘭教的Khoja接到伊斯瑪儀派領袖阿迦汗的來電,希望他親身到阿富汗與通訊部門洽談,為當地建立電訊服務,Khoja受寵若驚,感覺有如「天主教徒收到教宗來電般」。他最終接受了這重大挑戰。

羅山電訊在2003年成立。創立初期,阿富汗連一間健全的銀行也沒有,Khoja與當時的首席財務官只好每晚駕駛貨車,巡迴首都喀布爾各處,收集票據,並把它們存放在7個保險箱中。因為這個嚴重的問題,公司其後發展了名為M-Paisa的手機付款平台, 為97%沒能獲得銀行服務的人提供安全快捷的轉賬服務。

羅山電訊始創時的核心策略是引入外資競爭,縮短政府提議的10至15年專營期至僅僅3年。而公司在這3年間印證投資阿富汗的電訊行業能取得雙位數字回報,吸引了另外2間區域電訊商在阿富汗注資,投資額高達12億美元。此舉不僅能為國家引進外資,推動經濟,還能帶來更好的營商環境,推動羅山電訊的成長。例如政府稅收增加有利施政, 增加覆蓋範圍有利電訊市場成長, 而且競爭之下必定帶來更好的服務。

礙於阿富汗基建落後、地雷密集,建設電訊網絡和訊號塔成為羅山電訊的主要挑戰。公司需要逐一勘察和移除地雷,確保訊號塔有道路和能源連接。更甚的是塔利班要求他們部分時間關閉訊號塔,羅山電訊為此聘請保安應對,但仍頻頻有訊號塔被塔利班炸毀。

回饋當地社會

當競爭對手選擇向塔利班支付保護費時,羅山電訊則選擇和社區合作,發展社區參與模式。公司在區內聘請社區成員,培訓他們操作訊號塔的知識,確保運作正常;社區成員亦因而對訊號塔產生責任感,確保社區與外間的聯繫。

為進一步實踐企業的社會效能,該公
司成立了羅山社區(Roshan Community), 主力在衞生、教育、創業和社會發展4個範圍培訓兒童、婦女和社區人士,推動阿富汗重建。

該組織運用公司的資源、科技和員工支持各個項目。其中包括在多個社區興建水井,成員能透過電話程式,互相通報水井是否可用;女孩子不需要每天再花4小時取水而放棄學業,可以回到學校學習。在鄉郊地區,羅山社區以貨櫃改建為電子網上學習中心,並與社區簽訂合約,讓女性能夠使用,希望借此讓女性能獲得工作機會和進入科技世界。羅山社區有感阿富汗過去因教派部族紛爭不斷,造成內戰,特別在城市投資建立遊樂場,讓不同背景的兒童一同玩樂,待他們長大後都會認同大家都是阿富汗人。

首家企業獲認證

從電訊服務的一點「光」,慢慢照亮到社會和社區的每個角落,羅山藉企業與社會共生的模式,從眾多國內外的電訊商中脫穎而出。這家原本只有10人的電訊公司,如今已發展為全阿富汗首屈一指的企業,每年產值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的7%,旗下直屬員工超過1300人,其中19%為女性,間接創造的就業職位超過3萬個。其服務覆蓋全國71%的人口,客戶達650萬人。

2012年12月,羅山電訊成為首家獲得B型企業認證的阿富汗企業,其對社會正面影響的評分更高出中位數一倍之多,成為B型企業中的模範。假如這個模式能在最腐敗的國家成功,那為何世界各地的企業不能作出轉變,回應一些緊迫的社會問題呢?

B型企業旨在重塑私人企業只為股東謀取最大利益的觀念,認為企業應超越股東利益,以其核心業務解決社會和環境問題,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商業模式。企業能透過非牟利機構B Lab取得認證,審核標準包括企業對環境、員工、顧客、社區等實質影響。

手機驗證系統 假藥即現形

仿冒品的問題在發展中國家非常嚴重,尤其是仿冒藥品更對消費者構成生命威脅。仿冒藥品當中,可能會包含危害健康的成分,對於居住在落後地區,本來健康就脆弱的貧窮人口,影響更加大,誤服偽藥會導致身體殘障,甚至死亡的嚴重後果。偽藥的盛行也加重了社區和國家的負擔,因為病人服食偽藥而增加了醫療需求,也因延遲治療而引致病情惡化,而需要創傷性治療。

生於非洲加納的阿斯非博士(Ashifi Gogo)親眼目賭仿冒藥品在其國家帶來的影響,深感痛心,於是他於2009年創立了牟利社會企業Sproxil

短訊辨藥品真偽

根據聯合國的報告,每年在非洲和亞洲地區,仿冒藥品共佔有20億美元的市場。世界衞生組織估計,在這些國家發售的藥品當中,三成是偽藥;在加納和巴基斯坦,有超過一半的藥是低於標準的,每年有70萬的病人是死於誤服假瘧疾和肺結核藥,情況非常嚴峻。近年,偽藥甚至從黑市滲透到售賣合法藥物的零售藥房,令消費者更難去分辨藥物的真假。

在很多亞、非國家,政府是醫療保健的唯一提供者。泛濫的假藥滲透至政府醫院,市民因為服了醫院開的假藥,要再三回到醫院診治,繼而誤服更多的假藥,這個惡性循環讓藥廠、政府和人民都受到傷害。

加納的流動電話佔有率為70%,讓阿斯非看到了機遇,認為消費者能透過手機去對抗偽藥。他研發了一個流動電話的驗證系統,讓消費者只要拿起藥物,便能夠簡易、有效、快速地驗證其真偽。這個系統名為MPA(Mobile Product Authentication),消費者只需在藥物包裝上刮開標籤,如刮彩票一樣,便會看到一組驗證號碼,然後透過手機短訊把號碼發給一個免費熱線電話,他們便會馬上以下其中一則短訊:「是,真的」,或「不是」,「假的」。如果發現藥物是假的,他們可以馬上致電舉報熱線,接待員收到舉報後,便能跟有關的政府部門報告。

2010年,阿斯非首次在尼日利亞試驗MPA。那裏的仿冒藥品問題猖獗,雖然政府大力打擊偽藥,但成效不大。尼日利亞的一間藥品分銷商剛好正在積極尋找有效的方案,於是Sproxil跟分銷商和政府機構合作,在三大城市試驗了一個為期100天的計劃,把Sproxil的標籤貼在100萬份藥品上,結果出乎意外的好,短短90日便看到藥品的銷售上升了10%,而分銷商也看到多過1000%的投資回報。自此之後,Sproxil便迅速在尼日利亞、加納、肯尼亞和印度擴展。機構把MPA賣給製藥公司和分銷商。系統包括一個驗證碼標籤和流動短訊服務,他們跟流動電話公司協商一個低的價格,讓標籤加短訊,這個最後產品只需要幾仙美元。

使用這套產品只需流動電話,因此不需要投資大型的基礎設施,而且,當地人經常要刮開電話增值卡上的標籤為電話增值,因此已經很熟悉刮開標籤和發短訊這個動作,不需要重新教育他們使用產品。

連鎖效應人人受惠

Sproxil除了改善了人民的健康之外,這套系統也大大減低了藥房和製藥廠的虧損。除了假藥,在運送過程中偷盜藥品也是嚴重的問題,製藥廠蒙受金錢上和聲譽上的損失。系統能有效地幫助藥廠追蹤被偷走的藥物,當顧客拿到被盜的藥物,發送驗證碼,系統馬上能確認被盜品的地點,讓執法部門能快速找到被盜品的所在,藥廠因而避免了昂貴的產品回收甚至法律訴訟等麻煩。另外,當藥廠或分銷商得知藥品安全運抵零售商時,它們會激活驗證碼系統,之後藥品才能正式上架,這樣更能保障藥廠和消費者。

對於海外的藥品捐贈機構來說,系統也能確保捐贈的藥品是透過正常的渠道分送給病人,而不是被貪污的政府部門賣給黑藥市場。

由於系統能大大減低藥廠的虧損,它們願意花錢去宣傳和教育顧客如何應用系統。透過教育顧客,同時也保護了公司的品牌和形象。例如,對於假藥佔有率超過六成的瘧疾藥來說,顧客不可能想用自己的健康來賭博,如果他們有足夠的教育和支援,他們必定會好好使用系統來分辨真偽。

籌1.4億創投基金

MPF驗證系統成了Sproxil的主要收入來源。除此之外,Sproxil也會把合法收集到的消費者數據,賣給商業夥伴,讓他們更能掌握顧客的消費模式、改善他們的營銷策略,和監察仿冒品的熱點。機構也提供其他產品,如透過流動網絡來策展營銷項目、數據分析、商業諮詢等。Sproxil雖然是一間社會企業,它自負盈虧的商業模式和龐大的社會效益,得到創投公司的青睞。2011年,公司得到社創基金組織Acumen Fund共籌得1800萬美元(約1.4億港元)的資金,讓Sproxil能把產品拓展至更多國家。

今天,多間大型藥廠包括Johnson & Johnson 和Merck的分銷商都採用了Sproxil的技術。Sproxil系統不只保護了藥業,更伸延至多個產業,包括農產品、汽車零件、美容、個人護理產品、食品、電子產品,甚至成衣。公司已處理了超過1400萬次驗證,這是同類驗證系統裏面最高的紀錄,這也為公司帶來無數的國際獎項和榮譽。阿斯非於2014 年獲得Schwab Foundation的年度社會創業家大獎, Sproxil也於2013年被美國Fast Magazine選為全球50間最創新的公司之一,排行第7。Sproxil的創新意念,除了讓政府、藥廠和人民受惠之外,也為電訊商、執法者、藥品捐贈者和投資者帶來了機會,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