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亂中有序的實驗式地球村

「髒亂、危險」大概是不少港人對印度的印象,但另一方面,印度的傳統宗教與文化亦是不少迷惘西方青年前往尋找心靈啟迪與智慧的地方,香港獨立戰地記者張翠容曾形容印度「最靈性也最污穢,最神聖也最不公」。但印度民間同時有不少讓人驚艷的社會實驗,當中包括1968年成立的「烏托邦」曙光村(Auroville)。

曙光村位於印度南邊、前法國殖民地Pondicherry附近,創辦人是一位法國女士,名為阿爾法薩(Mirra Alfassa)。1968年,124個國家及印度所有省份的代表出席「動土」儀式,在這塊當時的荒地灑上各國帶來的泥土,正式開始建造這條地球村。這裏佔地大約84平方公里,足以5萬人入住。根據曙光村網站提供數字,這裏目前住了約2500人,來自約50個國家,當中三分之一是印度人。村民年齡由3歲至80歲都有,但平均年齡30歲。文化多元是曙光村的靈魂,不論國籍、職業、宗教、政治背景,人們只要試住一段時間,由居民大會評核覺得合適就可以入住,成為村民,並因應村的需要而參與義務工作。

不是為錢而活

曙光村背後的推手阿爾法薩被稱為「母親(The Mother)」,她在巴黎出生,父親是埃及人,母親是土耳其人。她年輕時遊歷四方,並在二十年代跟丈夫移居Pondicherry,跟一名印度哲學家學習禪修,醞釀出建村的念頭。她為曙光村寫下憲章:「曙光村不屬於任何人, 而是屬於全人類整體」、「曙光村會給予無止境的教育,不斷進步,以及永不老去的青春」。這個實驗式城鎮是她心中理想國的體現。

曾三度到訪當地的德國攝影師克拉默指出,大部分入住的外國人都在曙光村擔任不同的崗位:「醫生成為廢物管理大師,輟學者從事城鎮規劃。人們做一段時間,然後再做別的事情」、「他們早上練習瑜伽,中午到農場工作,晚上學下探戈。他們都不是為錢而活,大部分人都不富有」。

今年2月曾到訪曙光村的印度總理莫迪亦形容,曙光村是一個在環境研究、再生能源、水資源及廢物管理方面,讓人終身學習的場地,「一個物質與心靈和平共存的地方」。曙光村其中一個最大的成就就是將一大片荒地,重新植林三百萬棵樹,如今綠化森林地帶佔據村落一半面積,包圍村落。最為人注目的是最中心的一座巨型黃金球體建築:「母親之廟」,這象徵曙光村的靈魂,是村民前往默想、洗滌心靈的地方。

這裏沒有村長、沒有警察,但齊備城市應有的學校、商店、餐廳等,當中150間中小型企業為曙光村帶來大約五成收入,其他收入依賴資助及捐獻,包括印度政府的撥款。其中較為成功的企業例子是曙光村顧問公司,由一個七十年代起已經入住的荷蘭人共同創辦,主要在風力及太陽能發電方面為客戶提供意見及培訓。今年6月,曙光村亦跟當地電動車公司合作,推動村內的綠色運輸系統。所以這裏在生態保育方面絕對是印度的楷模城鎮。

沒有村長警察

雖然曙光村未足以做到自給自足,但印度政府仍然在各方面提供支持,看重的當然不是其賺錢能力,是其展示印度軟實力的能力,正如莫迪所言:「曙光村滙集如此多樣的人和想法,讓對話和辯論成為自然。印度社會從根本上是多樣化的,它促進對話和哲學焦點,曙光村向世界展示了這種古老的印度傳統。」

曙光村亦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力支持,在多屆的全體代表大會點名表揚。有居住當地十多年的村民承認當地物質條件有限,天氣炎熱乾燥,但吸引他留下的是有許多正面的元素、平和靈性的環境、參與式管治,以及許多工作及創作的空間。

專業自主 一場寧靜的護理革命

面對人口老化,醫院、院舍資源緊絀,在家安老是一個重要課題,但政府推行力度有限,各種機構架床疊屋,總是令社會潛力資源無法善用。但在荷蘭,有一個人徹底改革了居家護理的原有模式,在此之前,沒有人想到社區照顧原來可以如此簡單而有效。

勃洛克(Jos de Blok)出生於荷蘭,於傳統天主教家庭長大,自幼熱心於社區事務。大學修讀經濟,卻認為所學所做的沒什麼意義,毅然投身護理行業,並在服務及照顧他人當中找到歸屬感。勃洛克曾於醫院工作,及後成為一位社區護士,深受當時經歷所感動:「當社區護士是我人生中最美麗的一部分,我有同事和我一起,然後合力解決了所有問題。」

護理人員回到鄰里之間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初,荷蘭政府希望令護理行業變得更「專業」,將小型機構合併變成大企業,護理服務變成產品,而非針對個人,工作名目、職位、服務欄目愈見繁瑣,效率降低但成本愈高。對被照顧者來說,同樣付出了更高金錢但回報更低,勃洛克指出,最誇張是一個月內會有30多個人上門照顧一名認知障礙患者,這對於着重建立信任與情感的照顧行業,可謂是相當大打擊。

在2006年,當時作為一間護理機構的創新主任的勃洛克,眼見目前護理行業與自己作護士的初衷背道而馳,就毅然決定辭去工作,成立了Buurtzorg。Buurtzorg是荷蘭語,意思為「鄰里關懷」,勃洛克希望以自己於八十年代作社區護士的成功模式重新帶回鄰里之間,目標是「更低成本、更好照顧(Lower Cost for Better Care)」。

沒管理層 小團隊全權自主

機構架構相當簡單,護士自行組成一個8至12人的團隊,為一個特定社區內的病人提供以人為本、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由評估到照顧均由團隊全權處理,更彈性、更貼身,亦能與客戶建立深厚的信任和感情。Buurtzorg亦設立「Buurtzorg照顧模式」,為客戶編織一個網絡,讓他們能夠自理,而並非長期依賴醫療團隊。

Buurtzorg沒有管理層,九千幾名員工只有數十位行政人員,盡力免去各種繁瑣,勃洛克深信:「你將事情做簡單了,你便不需要配備眾多人員去檢查整個過程。」Buurtzorg每位護理人員均會配備平板電腦,當中內置由機構自行開發的系統,這套系統除了可整合客戶資料外,亦可第一時間收到各團隊的反饋及意見,從而快速作出改進。Buurtzorg的服務由保險公司付費,護理人員甚至可獲得比以往更高的薪酬。

近萬員工 模式擴至全球

這個由下而上的模式,從根本上改革了整個荷蘭的護理行業,成本更低、效果更好。Buurtzorg的成功亦令荷蘭政府積極引入這個模式,影響力亦遍及歐洲。10年間,Buurtzorg由四人團隊,發展成九千多名員工、八百多個獨立團隊的公司,每年照顧7萬名客戶,營業額近3億歐羅。Buurtzorg亦連續3年成為荷蘭最佳僱主,目前亦在十多個國家設立子公司,對此勃洛克並不居功,只稱:「我們什麼都沒做,只是放手讓專業的人自己管理,他們知道怎麼做最好。」

盧旺達無人機運輸拯救生命

近兩年,不少中國和美國科技巨頭都宣布採用無人駕駛飛機來運輸貨物,但一直只聞樓梯響,未見具規模的商業運作。殊不知遠在非洲的盧旺達,早於2016年已有一間公司以無人機運送緊急醫療用品,把運送時間從幾小時縮短到數十分鐘,不斷拯救生命。

醫療用品有時效性

不少醫療用品有時效性,例如美國藥監局指出紅血球細胞只能存放42天,而不常用的醫療用品(例如罕見血型)會存放在中央血庫,待有需要時取用。在偏遠山區,由於遠水不能救近火,尤其在基礎設施不發達的盧旺達,從山區醫院去首都基加里的血庫動輒需要3至4小時,延遲救治令生命平白犧牲,是否有方法可以更快響應這些緊急需求?

這個想法催生了全球第一間商業化運作的無人機運送公司Zipline。他們是一間醫療用品運輸公司, 其商業模式非常簡單,當醫院需要血液時,以手機短訊(SMS)「落單」。Zipline的分發中心收到指令後,立即取貨包裝,然後上載到無人機上,馬上出發飛往目的地。到達時血包上簡單的紙造降落傘會平穩打開降落在醫院門口,醫生取血救人。「我們的核心是顛覆醫療用品供應鏈的運輸部分,令它更高效。目前整個過程存在不少浪費,加上醫療用品昂貴,減少因存放造成的浪費,減輕巨大的經濟損失。」共同創辦人兼CEO Keller Rinaudo說。

運送時間僅半小時

Zipline時速高達130公里,整個運輸過程平均在30分鐘內完成。目前為止,盧旺達共有15架無人機,進行超過6000次運送,共12000個血包,總航行里數為45000公里。由於無人機單程可航行長達80公里,首都附近的分發中心可有效覆蓋21所醫院,加上目前正建造的第二個分發中心,足以覆蓋盧旺達整個國家。事實上,無人機運輸發展一直受到諸多掣肘,為何Zipline可以順利在盧旺達推行?當中涉及天時地利人和。

天時:Zipline幾位創辦人2014年到坦桑尼亞考察,期間遇到一間正在研發醫療通報系統的機構,機構發現醫護人員在通報系統上的訴求大多沒法被滿足,尤其位於偏遠地區的醫院,經常因為運輸成本太高或根本無路可通而使病人失救,「長長的名單上有一個又一個悲慘的故事。」共同創辦人Will Hetzler說。適逢其中一個考察者Keenan Wyrobek是史丹福大學博士生,在機械人領域有豐富經驗。回美國後,幾位共同創辦人結合問題和技術,研發出第一代Zipline無人機。

天時地利造就生意

地利:盧旺達是非洲有名的「千山之國」,城市鄉村多在山上,相互連接的道路設施非常落後。根據非洲發展銀行報告,盧旺達僅有8.5%路是柏油路,意思是90%以上都是泥石路。筆者曾到訪盧旺達一個位於首都兩小時車程以外的礦場,一出首都沿路顛簸不已,車不能開得快,而且下雨的話即泥濘滿布,舉步維艱。可以說,小型飛行似是為這種地理環境而設。

人和:盧旺達作為非洲其中一個最細的內陸國家,政府近年來積極對外開放,引進技術和外資,希望成為「非洲的新加坡」。Zipline在盧旺達得到政府鼎力支持,不光是在政策上開綠燈,在財政上醫療衞生局負責買單(每次運送,當局要付15至45美元給Zipline),而且在系統和數據上給予大大支援。「Zipline最大的挑戰不是無人機的設計,而是把我們的系統和盧旺達的國家醫療系統對接,在這方面,盧旺達政府是一個非常棒的夥伴。」Wryobek說。

整個計劃目前為人詬病最多的是成本問題:用無人機運輸成本看似高昂。以這個成本來計算,會否把醫療用品直接儲存在山區醫院會更划算?對此,Keller的回應是:「從一開始,Zipline就不是一個慈善項目,而是一盤生意。事實上,我們今天已經達到單位成本收支平衡。每一次服務,盧旺達政府都會付費。他們付的錢,遠比現有運輸、存儲和浪費成本加起來便宜。」

Zipline的社會影響不言而喻,6000次的運送,意味着協助拯救數千生命。而且可以更有效善用珍貴資源,Keller在2017 TED talk提及:「過去9個月沒有一滴血被浪費,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醫療系統都難以做到。」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曾到訪盧旺達拜訪Zipline,大讚他們的創新和影響力。

世界對於Zipline 的喜愛,不單在於它實實在在拯救生命,而它更是一種顛覆傳統觀念的創新。「誰說非洲不可領先全球去創新?」Keller驕傲地說。事實上,只要成功配合天時地利人和,非洲國家可以是更多創新主意的試驗場,更可能將已驗證的商業模式反向輸出發達國家。Zipline會在東非大國坦桑尼亞開展業務,而且更計劃回到美國,於不同地區試行。

高舉理想主義的良心銀行

2008年金融風暴後,銀行業形象一落千丈。2013年日本大熱電視劇《半澤直樹》道出銀行業「晴天開傘,雨天收傘」為人詬病的一面。但其實,國際間亦有不少銀行正正希望扭轉業界「唯利是圖」的營商手法,表明盈利僅是手段,環境及業務可持續發展才是目標,務求成為銀行界一股清泉。總部設於荷蘭的Triodos Bank正是當中的表表者,他們強調借出的一分一毫都必須對社會、環境或文化方面有裨益,拒絕向核能、煤礦、武器、煙草等公司借貸。生存到嗎?它屹立至今已經38年。

環保博士帶來改變

這間被譽為歐洲具領先地位的「良心銀行」(ethical bank)在1980年創立,專門向「變革者」借貸,同時冀望為金融業操守帶來變革(Financing Change and Changing Finance)的理念自居。「透明度」是Triodos最驕傲的一環,打開其網頁,你會找到所有獲它貸款的公司資料。2017年借貸對象涵蓋472個再生能源項目,足夠向140萬戶歐洲家庭提供清潔能源,2016年則有381個。其他還包括有機農場、社區房屋、藝文活動等,甚至有一個受貸類別是「Philosophy of Life」,包括各種宗教或提倡身心靈健康活動,例如瑜伽學校。其他營運數據亦悉數刊出,據稱它是唯一一間完全對外披露平衡計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s)的銀行。

Triodos重視環保已經入血,其位於英國的分行在2016年更加破天荒委任一名博士論文研究垃圾回收業的「專業」環保主義者瓦茨(Bevis Watts)為其董事總經理,統領Triodos UK。42歲的瓦茨去年接受《金融時報》訪問,強調自己最重要的身份是環保主義者,不是銀行老闆。他大學修讀工商管理,但博士則研究垃圾回收策略。有如此轉變,是因為大學曾留學瑞典一年,從此改變他的一生。「我意識到當地社會與自然環境及健康有着很不同的關係,企業十分有意識思考這種關係。」

瓦茨兩度在環保組織及Triodos UK之間遊走,他成為英國分行總舵手前,早在2008年加入成為其商業銀行業務的主管近5年,離開後輾轉於2016年重返Triodos UK,希望從內部入手,發起一場改變銀行業的運動。

法國學運催生

以「良心銀行」自居的Triodos,其名稱本身已帶出經營理念。Triodos取自希臘文「三條道路」的意思。麻省大學2011年一份針對Triodos的研究引述Triodos早期員工表示,Triodos有許多「三」的元素,大家會認為是3P(People、Planet、Profit),但銀行借貸對象主要是3個界別,即社會、環保及文化界。員工表示,Triodos的出現,某程度是由1968年5月法國學運催生而來:「當我們知道法國的騷動,我們覺得要把構想盡快化為行動,這場運動確實推了我們一把。」

Triodos的創辦人早在六十年代已經思考社會正義的問題。1968年一班經濟學家、稅務學者及銀行家等人組成小組,研究如何可持續管理金錢。1980年,Triodos在荷蘭獲發牌以54萬歐羅資本開展營運,並在1990年開始,陸續推出「綠色、可持續地產、再生能源、可持續貿易」等基金項目。期間分別在比利時、西班牙、德國等成立6間分行。2009年獲《金融時報》選為年度最可持續銀行,並在2015年獲正式認證為共益企業(B Corp)。

冀為業界設下行為楷模

瓦茨指出,英國分行借出的7億英鎊中,約有60%用於社會項目,其餘大部分用於可再生能源和有機農業等環保項目。他認為,銀行可以是讓社會變得更好的力量(a force for good):「金錢是一種巨大的民主形式,我們想要動員更多人思考,銀行的角色是什麼?應如何處理你的金錢?銀行可以是非常積極的變革推動者。」

當然有人質疑Triodos這種高舉理想主義的銀行到底可以走多遠。誠然比起滙豐等大行,Triodos的業績只是小巫見大巫。該行在2017年全歐洲擁有逾60萬個儲蓄賬戶,按年增長4%;去年盈利只有3900萬歐羅(約3.6億港元),按年增長28%;管理資產總額約為145億歐羅,聘有1377人。而聘用近3萬人的滙豐,單是今年首季盈利就有約377億港元,已經是Triodos全年盈利的100倍。因此Triodos在業界可算是名副其實的「小」清新。特別值得一提,其高層薪金設定不高出其他員工最低人工的10倍。Triodos追求小但是更好的管理哲學。

隨着氣候變化跡象愈來愈明顯,各國對抗這場危機的力度亦日益增加,190多個國家簽署通過的巴黎氣候協定正是一例,儘管美國執意退出,但無阻綠色大潮。誠如瓦茨相信,「未來的銀行,必須具有強大社會目標理念」,Triodos未必一下子成為大衛,擊敗銀行界巨人歌利亞,甚或它根本無意追求,但至少期望為業界設下行為楷模,Be a Force for Good.

讓人口販賣生意變得無利可圖

你相信我們還處於奴隸無處不在的時代嗎?據國際勞工組織資料顯示,分布世界各地各式現代奴隸人數高達4000萬人,其中超過八成是強制勞動,當中七成半屬女性和女孩。我們可如何協助受害者逃離魔掌?創於2002年的北極星(Polaris)一直為根除現代奴隸、破壞人口販賣網絡而奮鬥。

雙重期盼 貫徹機構宗旨

現任行政總裁Bradley Myles早年為北極星的義工,他為一家小型研究機構進行全國性分析時,對人口販賣問題產生了濃厚興趣。憑藉豐富的經驗和熱情,Bradley於2010年成為機構新設立專門小組的負責人。經過持續的努力與創新,北極星去年取得突破性進展;Bradley亦於同年獲得「斯科爾社會企業家大獎」(Skoll Awards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他在頒獎禮上表示,機構取名北極星不單因為它是自由的象徵,更因為北極星是十九世紀時秘密結社「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road)所採用的象徵性符號。此秘密結社深遠影響解放奴隸運動,而且動力來自民間,不存在任何參與門檻。這種全民參與模式正是北極星所期盼的,亦是其商業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7全球奴役指數》報告將現代奴役定義為「由於威脅、暴力、強迫和欺騙造成人們無法拒絕和離開被剝削的局面。」強迫婚姻、強制勞動、債務奴隸,以至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即屬現代奴隸範疇。與傳統奴隸制相比,現代奴隸種類更多,亦更難察覺,故人口販賣成為千億美元市值的「高利潤」產業。有見及此,北極星決意破壞該行業的既有市場,讓它變得無利可圖。

龐大數據庫 不可或缺協作平台

人口販賣長久以來屢禁不止,激發北極星團隊發起「建構一個盡可能連結最多具相關經驗人士網絡」。身處科技世代,Bradley認為許多現代奴隸仍可接觸手機,如何整合眾多工具,並迅速連結求助人將成為救援關鍵。他以酒店從業員為例,經驗豐富的酒店從業員能夠輕易從客人進出的情況、行為舉止發現可能存在的非法性交易,是拯救受害者的重要資訊。

最終,機構與全國人口販賣熱線(National Human Trafficking Hotline)合作,充分借助非牟利組織和執法部門力量,透過各式廣告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同時,機構採用一切可用途徑,如電子郵件、短訊,甚至Google表格等,務求讓受害者及時獲救助,而且為大眾提供便利的舉報方式,鼓勵每個人成為對抗人口販賣的一分子。

在此模式下,熱線滙聚各界人士成為連結不同種類受害者的節點,透過這些數據,企業可迅速協調當地非牟利組織及執法機構為求助人提供醫療、庇護等多元化服務,助受害者走出困境。

全民參與成效顯著

透過數據及情報進行分析,Bradley發現人口販賣作為一門生意,其主要的商業模式多達25種,其運作方式和市場均不盡相同。這一發現讓打擊人口販賣的行動能對症下藥,更具針對性地進行跨國及跨部門合作。北極星更為合作夥伴提供數據分析和應對方法兩方面培訓,從而快速有效地破壞人口販賣行業的產業鏈,逐步實現「把人口販賣變成高風險,無利可圖的產業」的目標。

2007年至今,機構已揭發超過4萬宗美國的人口販賣案,並向執法部門轉介超過6500個案。值得一提的是,北極星發表最新報告顯示,最多受害者通過家人及朋友而得救;其次則是司法與執法部門介入,由此可見,推動全民參與的做法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其創新的救助模式亦成功促使政府正視問題,並推動通過127條相關法例。

旅行箱內的太陽能

非洲和發展中國家電力不足,嚴重影響醫療手術的進行。醫生在沒有足夠電力照明的產房內動手術,風險甚高。結果是每150名產婦中,就有一名因難產或其他併發症而死亡。在發達國家,比例則低至3800:1。世界衞生組織的統計顯示:在2010年,全球有287000名產婦因難產而死亡,99%在非洲及亞洲發生,尼日利亞則是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國家。

來自美國的婦產科醫生史蘿拉(Laura Stachel)在2008年到尼日利亞進行產婦死亡率的研究。蘿拉在美國行醫十多年,不少複雜的產科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生育為婦女和她們的家庭帶來無限喜悅。

創意與使命的原動力

起初,她以為尼日利亞的產婦死亡率高是出於非比尋常的原因。但她從未想過由於電力不足,死亡就在彈指之間來臨。蘿拉憶述:「醫生在進行剖腹生產手術時突然停電,產婦在死亡邊緣掙扎,祇靠我攜帶的電筒艱苦地繼續手術。要輸血時,沒有血可用。因為缺乏電力,很多醫院也沒有血庫冰箱。」

由於醫院經常停電,醫護人員只能用煤油燈或蠟燭照明。很多偏遠地區的診所根本就沒有電力供應:在馬拉維,準備產子的婦女要自攜蠟燭和火柴到診所;烏干達的助產士也要借助手提電話發出的光線在晚間接生。這些慘況讓蘿拉感到悲憤莫名,深深體會到讓醫院擁有可靠的電力供應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

史蘿拉的丈夫艾朗森是柏克萊大學講師,從事再生能源的研究,在1983年設計了一款政府認可的民用太陽能發電系統。夫妻兩商討研究後,萌發出利用太陽能來儲存足夠產房與急症室照明所需電力的想法。

便攜式解決方案

艾朗森便在自家的後院埋頭研制,設計了一款小型的太陽能裝置,讓蘿拉可放在旅行箱內,方便出入海關,也方便為醫護人員介紹太陽能裝置的各種功用,於是「太陽能手提箱」便誕生了。兩人又為尼日利亞醫院設計了一個大型、永久性的太陽能裝置,可供發電和通訊。有了這些設備後,該醫院的產婦死亡率竟下降了70%。

這個手提箱是將太陽能板、電池、充電控制器,以及光二極管燈安裝在箱內,足以提供12伏特電力,可以支援高達200瓦的太陽能板以及20小時的電池,不僅可供病房與急症室照明,也供緊急聯繫需要的對講機與手提電腦使用。

消息傳開後,各地的醫療診所都要求蘿拉提供這種既簡單又方便的電力供應系統。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偏遠區域也希望獲得「太陽能手提箱」。 在使命感驅使下,夫妻兩人成立了「我們關心太陽能」(We Care Solar)非牟利組織,研發以太陽能發電的手提箱,改善貧窮落後地區的電力供應。

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後,各國對「太陽能手提箱」的需求更高。艾朗森遂與生產商合作,把各項組件送到廠裏加工裝嵌。他和專業伙伴不斷改良產品的設計,令其更堅固耐用,電池的壽命可長達數年。

「我們關心太陽能」將電力送到25個國家,包括尼日利亞、海地、利比利亞、盧旺達、尼泊爾等地,為170多家醫院提供照明電力,大幅降低病房與急症室的死亡率。該組織的長遠目標是為30萬家沒有足夠照明設施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醫院、診所、學校及孤兒院提供「太陽能手提箱」。

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和其他國際人道組織紛紛與蘿拉合作,改善落後地區的醫療系統。蘿拉培訓了十四名「太陽能大使」,遠赴亞、非各國,協助當地醫護人員安裝和使用「太陽能手提箱」。

「我們關心太陽能」獲得多項美國與國際人道及科技獎。蘿拉被Ashoka選為2010年創革者(醫療、女性類別) 及CNN選為2013年度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