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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創群英:設計思維 打造生命藍圖

「在我美妙而又混亂的餘生中,我要做什麼?」這個是每個人都會想知道的問題,但永遠都想活出最好的自己卻又不知從何做到,經常會令人覺得人生「卡住了」。

如果有人跟你說,「你不必找到你唯一的熱情」、「Work Life Balance是一個迷思」、「生命是過程,不是結果」,你會否更容易找到動力前進?比爾.柏內特(Bill Burnett)與戴夫.埃文斯(Dave Evans)在史丹福大學開設了一門最熱門課程「設計你的人生(Designing Your Life)」並著書立說,教導大家如何以設計思維去打造生命,筆者會以他們認證的導師身份(Certified Coach)分享當中理念與應用。

Bill Burnett從小就喜歡坐在祖母的縫紉機底下畫車子、畫飛機,大學時就發現原來有項主修叫做「產品設計」,他曾經擔任過蘋果電腦第一代筆電的工程師,後來進入史丹福大學擔任設計學程執行總監,指導學生設計課程。同樣就讀史丹福的Dave Evans則不如Bill Burnett平順,他從小就熱愛海洋生物,但發現在大學主修生物讓他無比痛苦。花了兩年半才發現,原來自己喜歡海洋生物是因為喜歡某個電視節目及高中教生物學的老師,想知道海豹到底是在陸上還是海裏交配,並不代表自己願意花上一生的時間躲進實驗室做細胞研究。後來Dave畢業於機械工程學系,三十多年間在高科技產業擔任高層主管與管理顧問,是蘋果公司初代滑鼠與早期雷射印表機的產品經理。

過來人身份做指導

而兩位設計師後來一同回到母校史丹福大學擔任教職,但在傳授專業知識之餘,他們發現學生的需要絕不止於此,他們認為,設計師未來的可能性多,對原創及意義要求亦高,因而經常對未來生涯感到困惑。直到Bill擔任了史丹福設計學程執行總監,兩人在一個午餐之內就一拍即合,決定為史丹福開設一個全新課程:「如何以設計的方法,找出長大後究竟要做什麼?」

香港有「生涯規劃」,但Bill和Dave卻拒絕「規劃人生」這套說法,並反問對未來毫無掌握的人類,如何得到資料去規劃人生?「我們經常認定要做一個『最好』的自己(Best version of me),卻不知道我們可以有很多『很好的自己』(Good versions of me),而設計就是讓你打造很多不同的自己,去選擇這刻的你想嘗試哪一個。」

史丹福設計學院是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的主要推手之一,近十多年這種以人為本的創意解難方式在世界各地不同界別均炙手可熱,就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亦提及要把設計思維引入香港。在發現這套思維方式行之有效後,Bill和Dave都認為用它來設計生命是最好不過了。

首步着重同理心

設計思維的首步着重同理心(Empathy),放在設計生命上面,Bill和Dave強調「接受(Accept)」。他們引用史丹福設計學院門口有一個標誌,指着「你在此(You are Here)」,也就等於要接受自己在目前的這個位置,「不論起點是什麼,也不管你要去哪裏,永遠不嫌遲、永遠不嫌早。」

人生會遇上許多難題,但用設計師的眼光來看,問題卻等於創新機會,重點是我們該如何「重構(Reframe)」問題,讓這些問題不再困住自己,而變成可以行動的方向?Bill和Dave提出「無效想法(Dysfunctional Belief)」,例如試圖去解決一個無解的問題、或是認定只有一個方式可以解決某個事情,從而導致我們感覺人生「卡住了」。

「我找不到我的唯一熱情所在」,或許是其中一個經常令大家頭痛的問題,但Bill和Dave會告訴你,人類總會有許多不同的興趣和愛好,重擬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打造生活的各種方案,找出自己最有共鳴的一部分?

「設計生命最好的方法,就是設計許多個生命。」Bill和Dave相當重視發想與嘗試,強調與設計一樣,有更多選擇的你才能做出最好的選擇。原型(Prototype)是設計生命裏面第三個重點,設計思維強調「打造即思考(Building is thinking)」,關於未來的可靠資料那麼少,唯有靠打造大量的原型讓我們牛刀小試,才能找到自己想過的生命。

引入香港 改變論述

這套理論不只是在史丹福成為一門最熱門的課程,書本《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Designing Your Life: How to Build a Well-lived, Joyful Life)》全球銷量數十萬本,兩位教授亦開設了設計人生實驗室,作更多的宣傳和培訓。

筆者是Bill和Dave的學生,他們開設了「設計人生導師認證(Designing Your Life certified Coach)」,筆者有幸成為他們第二屆課程的學生,並取得香港目前僅有四名之一的認證,目前亦為在香港作過幾次「原型」嘗試。

課程上學到理論與工具,亦遇上世界各地用這一套方式在幫不同界別人士的「人生教練」,目前正嘗試把這套理論套進香港的環境之中。

要改變整個香港「成功人生」的論述並非一朝一夕的事,但希望這套破除迷思、容許犯錯、為自己設計機會的方法論,可以拯救更多在生命中覺得「困住」了的香港人。

作者為仁人學社助理創新顧問及設計人生認證導師黃文萱

leticia.wong@education-for-good.com

社創群英:廣告勸降 終結哥國半世紀內戰

 

如何不用一粒子彈,勸降持續打了50年內戰的武裝分子?

過去50年來,哥倫比亞政府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Ejército del Pueblo,簡稱FARC)纏鬥不休,導致大量人命傷亡,數百萬人痛失家園。當地一名廣告公司老闆索科洛夫(Jose Miguel Sokoloff)一天接到「國家級任務」,哥國政府邀其策劃一個勸降計劃。索科洛夫以「人」的角度出發,策劃了不少打動游擊隊內心的「廣告」,包括「聖誕行動」,令無數武裝分子卸下武裝回家。自他加入游說行動以來,共有超過1.7萬位游擊隊成員脫離FARC,歷時半世紀的內戰亦於2016年告終。

故事始於1964年,受馬克思左翼共產思想鼓舞,FARC於該年成立,從那時起,他們成了最讓當局頭痛的反政府武裝勢力,多年來造成大約22萬人死亡,超過700萬人流離失所。儘管FARC的原意是建立共產主義政權,後來卻為了維持組織運作,設法循各種非法途徑,包括綁架、販毒、非法採礦等企圖謀取資金。

奇才受邀策劃游說行動

索科洛夫是哥倫比亞人,自小在戰火中成長,從未在和平國度生活過。長大後,他可謂誤打誤撞地投身廣告業之路:他在大學商學院讀書時,學校要求他完成6個月的實習,而由於原定的實習公司離家太遠,他決定跟隨朋友到距離更近的國際廣告公司Leo Burnett工作,自此便沒有離開廣告業。1996年,索科洛夫與3位合夥人自立門戶,創辦廣告公司,專注於創意設計工作。

至2010年,哥倫比亞政府接洽索科洛夫,冀他策劃一個勸降計劃,游說FARC的游擊隊成員棄械回家,結束這場長達50年的內戰。索科洛夫剛接下這份重任時,心裏一片惘然,因居於城市區的他距戰地甚遠,對游擊隊亦毫無了解。於是,索科洛夫向大量游擊隊前成員進行訪談,發現他們在FARC的控制下,其實根本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與人質無異。

妙招針對聖誕逃脫高峰

初時,索科洛夫想出讓游擊隊成員卸下武裝的最佳方法,是由過來人分享自己的故事,但不久後,過來人故事的真實性受質疑,令策略失效。隨後,索科洛夫更深入了解游擊隊時,有另一項發現:聖誕節前後是游擊隊的逃脫高峰期,因為哥倫比亞是天主教國家,大多數國民十分重視聖誕節,游擊隊員會因為希望在節日中與家人團聚而逃離FARC。

索科洛夫更想出,欲說服游擊隊員回家,並非要與「游擊隊」這樣冰冷的身份對話,而應切實地以人文關懷與「人」對話,只有把游擊隊成員都看成「人」,從他們的感受上着手,才能勸其回家。廣告團隊其後到叢林中的重要位置,選了9棵約75呎高的大樹,圍上聖誕燈飾且放了告示牌,寫上「若聖誕可來到叢林之中,你亦可回家」。

另外,索科洛夫又向叢林河邊的村落查詢,是否有話想向游擊隊說,結果竟收集到逾6000個訊息,當中甚至包括村民的珠寶及十字架飾物。團隊把所有訊息放進浮波內,讓游擊隊有機會經河道撿得,從而感受到大家的關愛。這些聖誕樹及村民訊息,效果驚人,直接使5%的游擊隊成員、共331人逃離FARC回家過節,後來被稱為「聖誕行動」(Operation Christmas)。

因應局勢調整宣傳訊息

「聖誕行動」後數年,哥倫比亞政府與FARC展開和談,商討如何結束內戰。索科洛夫指出,這段時間游擊隊成員的心態與以往有別,他們懼怕的不再是會否因背叛而喪命,而是擔心自己回到社會不被接納。因應其想法轉變,團隊亦調整策略,轉而宣傳「社會樂意接納FARC前成員」的訊息。

團隊找來27位游擊隊成員的母親,取得她們子女兒時的相片,並寫上「在加入游擊隊以前,你先是我的孩子」,四處張貼,期望讓游擊隊成員感受到親屬的關懷和接納。團隊亦在2014年世界盃期間,國家十分團結之際,拍攝宣傳片傳達「我們為你留了位置」的訊息,讓游擊隊成員明白重投社會後不會被孤立、邊緣化。

自2010年索科洛夫加入游說行動以來,共有超過1.7萬位游擊隊成員卸下武裝,儘管並非所有棄械回家者都是因其廣告叛離FARC,但團隊的宣傳策略確實影響了當中為數不少的人,令他們思考作戰以外的另一條路。到2016年,哥倫比亞政府終與FARC簽訂停火協議,結束這場持續半世紀的內戰,時任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更因此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至於FARC則轉型成合法政黨,循正當途徑參政。

事實上,所謂社會創新,並不一定是指科技或政策上有重大突破,例如以一個嶄新的角度去解決存在已久的問題,就像索科洛夫用軟性方法,不費一顆子彈解決一場歷時50年的內戰,也是一個成功的社會創新。

作者為仁人學社特約專欄作家 李尚賢 詹偉杰

保國女科學家 創點字板腦惠盲人

「常人能易如反掌完成的事,對盲人來說居然如此艱難──我完全不能接受這件事。」現今科技日新月異,但全球近3億視障人士卻因為輔助技術追不上,而慢慢被時代淘汰。保加利亞年輕女科學家克莉絲汀娜(Kristina Tsvetanova)親眼目睹視障朋友在生活中面對的挑戰,因此研發出專為失明和視障者而設的觸控式平板電腦Blitab,藉嶄新的「液體驅動」技術(Liquid-based Actuation Technology),讓他們以不一樣的方式去認識世界。

190年前,一名法國人為失明者研究出一套通用的文字系統──布萊葉點字法。縱使該系統已適用於幾乎所有已知語言,但在資訊發達的二十一世紀,卻只有僅僅百分之一的出版書籍提供有點字版。此外,目前盲人可用的唯一電子設備是採用壓電技術(Piezoelectric technology)把電腦上顯示的內容轉換為盲文代碼的鍵盤。

不幸的是,這些鍵盤每次只能呈現5個字,不但效率低,每個鍵盤的製作成本更高達5000美元,視障人士根本難以負擔。昂貴的盲文顯示器令數以百萬計的視障兒童在教育方面嚴重落後,繼而衍生盲人失業率高企和社會排斥等問題。目前全球有超過2.85億視障人士,世界衞生組織報告更預測未來一年可能激增。

失明同學求助啟發

保加利亞年輕女科學家克莉絲汀娜對視障人士的關注,全因7年前一次偶然的經歷。「一切始於2012年,當時我在大學遇到一位失明的同學,她因未能獨自在網上平台完成報讀大學課程的手續,向我尋求協助。那時我才發現,在保加利亞的盲人買不起閱讀設備。」她完全接受不了一些常人以為簡單易辦的事,對視障同學而言居然如此艱難。

畢業後,克莉絲決心為視障人士設計出輕便又實惠的設備,讓他們可以與世界連接。在集思廣益的同時,她認識了拍檔斯拉維斯拉維夫(Slavi Slavev)。

克莉絲作為第一位、亦是唯一一位擁有保加利亞索非亞大學工程系學士學位的女性,她的社創之路並不順利。正當兩人着手進行研究時,逐漸意識到在保加利亞,沒有人相信兩位年輕的工程師可以解決這樣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他們不但沒有專業的實驗室去開發技術,亦缺乏社會各界的支持。在面對重重阻力下,二人決定移民到奧地利發展,希望能獲得當地社會企業界的助力。

液泡變化革新技術

直到4年前,克莉絲為視障人士設計了世界第一部觸控式平板電腦Blitab,並創辦了一間公司以支持開發。Blitab主要由熒幕及鍵盤組成,然而,其熒幕並非傳統平板電腦的LCD液晶熒幕,而是由1200顆小液泡(Tixels)組成的立體熒幕。操作Blitab時,用家可選擇插上外來裝置,如USB、記憶卡等。透過內建軟體,裝置能辨識出文字,並將檔案內容轉換為盲文字母(Braille letters)。克莉絲同時採用了「液體驅動」技術,控制小液泡變化在熒幕上凸起,盲人就可以經觸摸來閱讀資訊。產品同時配備語音合成組件及多功能觸控屏,配合盲文輸出功能,讓失明人士不但能閱讀,更可以輸入文字、編輯文件及與外界保持聯繫。

Blitab的出現為視障人士的生活帶來革命性的改變。Blitab與現存技術的差異在於,市場上的盲文顯示器不僅體積龐大,每次更只能顯示一行點字,嚴重減慢視障人士的閱讀速度;而Blitab的熒幕能一次顯示13至15行的文字,讓用家可以閱讀整頁盲文文本。相較之下,Blitab體積小巧、攜帶方便、功能廣泛,熒幕又能顯示簡單圖像及線條,有助失明人士接觸文字以外的資訊,包括地圖、地形特徵甚至相片等。此外,Blitab藉由觸覺傳達資訊,可以為使用者提供更多的隱私保障,以及更便捷的輸入和輸出功能,從而提升視障人士的生活素質。

現時,Blitab的生產成本約為500美元,僅是現有盲文代碼鍵盤的十分之一。這部價格相宜的平板電腦在推出市面後,迅速獲得許多非政府組織和教育機構的青睞。克莉絲隨即加強跟這些合作夥伴的關係,冀擴大Blitab的使用範圍,並與電子商務分銷渠道聯繫合作,以便讓Blitab可直接購買及下載電子書,加上Blitab的雲端軟件可以把任何文字檔案轉換為立體熒幕上顯示的盲文版本,從而為平板電腦以外的書籍商業化提供新市場。

屢奪獎獲國際肯定

克莉絲在「科技」和「社會創新」方面的貢獻,引來不少機構關注,如維也納商務署(Vienna Business Agency)率先資助Blitab的研發,英國皇家國家盲人協會(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RNIB)和巴克萊銀行(Barclays)也表示高度興趣。至2017年,Blitab在丹麥設計比賽Design To Improve Life中的1401隊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成為56個入圍者之一,獲得獎金總額約58萬美元,以支持克莉絲的團隊繼續開發Blitab技術。

至今,Blitab已獲得多個國際創新獎項,包括Second European Award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isability、EIT Digital Challenge、CES 2017等,而克莉絲更藉此發明榮獲The Social Movers Nowadays 2015、「歐盟女性創新獎2017」及「卡地亞女性創業大獎2018」等獎項。

「在5年內,我們將徹底改變全球盲人用戶的社會投入程度,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前景。」通過徹底改變失明人士的體驗,克莉絲和其團隊擁有一個共同的願景──為每位視障人士提供現代化的數碼生活。

作者為仁人學社特約專欄作家

另類旅行團 成澳洲最大共益企業

體驗式旅遊近年愈來愈多捧場客,有不少人外遊不再單純為了食、玩、買,或走馬看花跑景點,而是想跟當地人接觸、參與在地的日常活動,以及體驗本土文化等深度旅遊。澳洲歷險式旅遊公司Intrepid Travel早在31年前應運而生,提供上述另類旅行團。公司兩名創辦人由背包客搖身一變成為今日在全球擁有超過2000名員工的老闆。這家重視回饋社會的公司,去年8月更成功獲認證為B Corp(共益企業),是當中最大規模的澳洲公司。

毋懼虧蝕風險助突圍

曼徹斯特(Geoff Manchester)和韋德(Darrell Wade)是大學同學,齊在墨爾本大學攻讀商科,亦是旅行發燒友。1988年,他們辭去各自的運輸及零售業工作,跟12名志同道合的朋友集資買來一輛二手貨車,重新改裝成適合公路旅行之用,其後把車托運到倫敦,並開展了長達6個月的穿梭非洲大陸之旅,為兩人日後創立旅遊公司播下種子。那輛旅行車最後還以高於買入價4倍售出。

非洲旅程結束後,他們決定圍繞自己的興趣創業。兩人留意到當時的旅行社,大部分行程都是走馬看花,但背包客數量逐漸增加,這些人從來不會參與旅行團,反而擅長自己計劃行程,到處尋幽探秘。「總會有些人想一嘗當背包客的經歷,但自己不夠信心踏出第一步」,曼徹斯特憶述31年前創業的初衷,兩人正正是針對這班膽量不足或不想自己一個人去探險的群組,成立了Intrepid Travel。

創業初期,他們兩人分別負責宣傳及帶團,每團最多12人,特別的是公司沒有設定最低成團人數,但擔保都能成功出發,寧願承受不夠人所帶來的虧蝕風險,因此十分受旅遊中介公司歡迎。曼徹斯特形容,這個不怕蝕底的策略是公司能夠快速成長的因素。往後的30年,Intrepid Travel生意持續上揚,到2017年,公司團隊已經壯大至在全球聘用超過2050名員工,一年營業額達到3.2億澳元(約17.9億港元),號稱全球規模最大的歷險旅遊公司。

Intrepid的旅行團重視原汁原味的外國體驗,鼓勵旅客要有一顆好奇心。他們會去當地人常到的食店、乘搭本地交通工具,以及跟居民同住,務求深入認識當地文化。他們亦強調旅程能夠讓目的地社區直接受惠,確保旅客的消費盡可能落入本地人的口袋,而非跨國大企業的賬戶。他們更在2002年成立Intrepid基金會,至今投入多達600萬澳元(約3351萬港元),以支援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組織及社企。

巨企合作因了解分開

每一次出發,他們都會教育旅客何謂「負責任旅遊」,敦促人們尊重本地文化,盡量減少對目的地帶來社會及環境的負面影響。例如在泰國,騎大象是受歡迎的旅遊活動,但Intrepid Travel基於動物權益為由剔除有關活動。公司亦致力反對「孤兒院旅遊」,認為遊客不論是做義工抑或探訪,都會干擾院舍兒童的身心健康,甚至助長不法分子藉此斂財。

Intrepid Travel的核心經營理念是「Purpose Beyond Profit」,即顧及盈利的同時,社會目的必不可少。這個理念更是他們跟上市跨國旅遊公司Tui長達4年「婚姻」終於和平分手的主因。兩家公司曾於2011年合組新公司,Tui作為大股東,佔六成股權,業務仍以體驗式旅行團為主,但至2015年,Intrepid在雙方共識下買了Tui的股份,正式與Tui分家。

曼徹斯特道出了不少上市公司被指追逐短期盈利的弊病:「基本上我們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是一個非常具有創業精神的組織,而且一直在思考未來幾年要做些什麼;而作為一家上市公司,Tui只是在考慮到下個季度,(公司)文化上合不來。經過4年半的磨合,我們雙方都認為行不通,需要分開。」

申認證鎖緊初衷理念

變回獨立公司後,Intrepid兩位已屆六旬之齡的創辦人開始為承接問題鋪路,其中最重要就是確保企業的理念及文化得以延續,因此二人特意為公司申請成為共益企業。曼徹斯特表示,他本人和拍檔韋德經常思考萬一將來要退下來,接任的行政總裁會否一下子改變公司的方向,將初衷置諸腦後,「有了共益企業認證,想改變就難得多,這把公司牢牢地跟我們的理念鎖着。」

成為共益企業後,公司必須在員工福利、透明度、社會及環境方面投放一定水平的資源。曼徹斯特指出,單是申請認證過程就花了100小時,但認為當中好處不少,包括增加員工的認同感及減少流失率。Interpid的其他開創性措施還包括員工股份計劃,目前有23名員工持有公司股份;Intrepid還推行「123」政策,即將1%營業額投資於社會性項目,2%員工時間用在義工服務,3%股份給予基金會以支持海外慈善項目。曼徹斯特強調:「要有長遠視野,不要只着緊下一季度的得失,這是唯一能成功及做出更好決定的關鍵。」

作者為仁人學社特約專欄作家

karywong512@gmail.com

 

 

出獄展新生 掀鐵窗通訊革命

費特力.克遜(Frederick Hutson)或許是最典型「走歪路」的年輕人,有着企業家精神卻因貪圖「快錢」入獄。費特力在獄中看出社會需要與商機同時存在:全美國共有230萬名囚犯,他們的親友人數多達2000萬,但雙方接觸渠道少且代價高;又有調查顯示,他們若能持續與親友聯繫,未來再犯罪的機會率大幅降低。費特力因而創辦了Pigeonly,這是一個囚犯和親友的溝通平台,並改寫了許多在囚者──包括自己──的人生。

年少犯錯 牢中尋找商機

費特力在紐約布魯克林區長大,他的單親媽媽在家裏經營小餐廳,一手養大四兄弟姐妹,他自小就有企業家頭腦,透過當跑腿或修理東西幫補家計。中學畢業後入伍當空軍,退役後,他在佛羅里達州從事買賣小型公司的貿易生意,可惜誤入歧途,藉走私毒品「賺快錢」,年僅24歲就被逮捕及判監4年3個月。

進入監獄後,費特力發現囚犯與親友聯絡既困難亦欠效率,獄中不能上網,只能靠傳統郵遞書信或長途電話聯繫,但現代人溝通依賴科技,親筆寫信和寄照片對人們來說並不方便。儘管費特力跟家人關係很好,他也少有收到照片。加上囚犯會經常被移送往不同的監獄,親屬也很難追蹤其位置,讓雙方更難取得聯絡。

另外,囚犯要跟監獄特准的私營公司簽合約才能打電話,該些公司會與監獄瓜分盈利。電話費高達每分鐘14美元(約109港元),但獄中工作平均時薪才得1.25美元,即是要勞動12個小時才足以打一分鐘電話。

在這個一人一手機的年代,要求親友坐下來寫信和打印照片根本不切實際。費特力想,為何沒有一個平台,可讓親友簡單地打印出手機、電腦或社交網裏的電郵、短訊、照片甚至新聞,然後幫你裝入信封內再寄給囚犯?

冀助釋囚更易重投社會

出獄後,費特力馬上實現了這個想法,在2012年創辦了Pigeonly,希望為囚犯提供簡單的溝通平台,透過親友傳遞的關懷,紓減獄中生活所帶來的壓力,同時給予更多正能量,助他們在出獄後更容易重投社會。

費特力認為,除了那7%的暴力罪犯,其餘大部分在囚人士都是為金錢而犯罪,如走私販毒、詐騙、商業罪案等,他們其實都有企業家的頭腦,只是動機和操守出了問題。假如他們能把動機和才能循正面發揮出來,必可對社會帶來貢獻。然而,大眾往往只重視司法,很少協助囚犯重新投入社會。有調查指出,囚犯出獄後的3年間,68%會因不同原由再次被捕入獄,不過能保持與親友接觸者,再犯罪的比率明顯較低。

他很快便把這個主意變成一個簡單的網站,但如何才能讓囚犯得悉這個平台?於是他把政府公開的囚犯資料,包括他們在囚位置、出獄日期等編成目錄,再用直郵廣告向囚犯推銷其產品──5毫美元打印一張照片,居然有25%的回饋率,很快就得到2000名客戶,每周打印1萬張照片,證實了市場需求。之後,他把服務聯繫到囚犯搜索平台,讓相關親友可以便捷地找到囚犯所在。

親身經歷說服投資者

接着,費特力前後跟60名投資者會面,最後有6人感興趣並投資了共100萬美元。這對他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因為沒有幾個投資者會願意投資巨款在一名更新人士身上。但他在獄中的經驗能體會到這個邊緣群組的最切身問題,也比任何人更了解該市場,這些均是投資者相信Pigeonly的原因。

開業第三年,費特力再開發了廉價長途電話服務,運作有如電話卡,把價錢降到6仙美元一分鐘。現在,服務內容已擴展至電郵、照片、網上文章、明信片、賀卡和電話通訊等,月費一律是5美元以下的合理價格。Pigeonly待囚犯如普通人,為他們提供高質的客戶服務,這跟其他囚犯服務供應商風格迥異,結果突圍而出。

美國的監獄工業是一個總值1800億元的經濟體,但整個刑事司法系統卻非常落後,幾乎是社會上唯一不倚靠數據來營運的工業。由於司法系統是地區性的,每區都以不同的方法和格式來記錄數據。費特力決定重新審視這個市場,立志成為第一間以科技改革該系統的公司,目標是要整合散亂的數據,創造一個開放式數據庫,讓市場上其他創業者也能共贏,一同創造改變,例如增加願意聘請更新人士的僱主、房東、金融機構等。至今,Pigeonly已經歷了5輪融資,共籌得500萬美元的資金;於2017年賺得150萬美元的收入。

作者為仁人學社特約專欄作家

Katherine.sy.lam@gmail.com

改裝廢舊手機 監聽雨林盜伐

熱帶雨林供應了地球三分之一的氧氣,並吸收近六成的人為碳排放,但非法伐木令全球雨林面積大幅減少,是導致全球暖化的第二大原因。可是,對於護林員來說,要在滿布植物枝葉、密不透光又充滿各種生物聲音的雨林中辨識出非法伐木者的聲音及將其繩之於法,既艱難也危險。美國工程師杜化(Topher White)因一次目睹伐木的經歷,決心透過自己的專業去守護雨林,他在2014年創辦了Rainforest Connection,藉改裝舊手機並結合電話網絡,監聽雨林並及時回報可疑活動,冀使護林工作更有效率。

目擊非法砍樹帶來啟示

美國工程師杜化在印尼婆羅洲一個長臂猿保護區做義工時曾親眼目睹非法伐木過程。砍樹點與最近的護林站,步行距離不過5分鐘,但3名全職護林員居然完全聽不到電鋸的聲音,遑論前往阻止。

杜化明白這並非護林員的錯──若要你在看不見盡頭、充滿各種聲音的密林中尋回一個走失的朋友,即使該人身穿鮮色衣服且不停呼喊,也像大海撈針般困難。非法砍伐活動向來行事隱密,伐木者會選擇入黑後才開始,到護林員終於發現時,樹林早已被夷平,他們亦已逃之夭夭。

雨林面積遼闊,要完整巡視整片雨林,往住花上幾個月的時間。巴西原住民天北族人(Tembe)生活在當地北部一片2800平方公里的雨林中,其領土內的森林面積也在盜伐、放牧的啃蝕下消失了三成,天北族族長說:「我們以前在領土上徒步巡邏,有時會遇到入侵者,引發很多衝突。有些族人遭對方僱用的槍手殺害,永遠離開了我們。」如果在10至15年內天北族無法保護他們賴以為生的雨林,整個族群將面臨滅絕。

全天候24小時偵察通報

杜化讀大學時主修物理,而且精通編程語言。他知道人類的耳朵很難從雨林的雜音中察覺到非法伐木的電鋸聲,不過,電腦可以做到。同時,他注意到手機服務訊號在雨林裏無處不在,鎮上的人亦常常用手機上網、玩Facebook。以上兩項發現同時啟發了他:何不設計一個儀器,收錄雨林裏的聲音,再連上手機網絡,當偵測到可疑聲音時馬上通知護林員?

至2014年,杜化成立了非牟利初創Rainforest Connection,他把父母的車庫當為工作室,動手設計有助守護森林的監察器。「工程師總想要高科技,想出超瘋狂高科技解決方案,但事實上,你身處雨林,這個方法必須簡單、易操作。」他主張使用已有的工具和資源去解決問題,例如舊手機和現有電話軟件。美國人每年丟棄1.5億部手提電話,一般人眼中的電子垃圾經杜化簡單升級再造後,便被賦予新的功能。

杜化把舊手機系統重新編程,連接外置麥克風和太陽能板,再放在耐用的3D打印保護盒裏。他親自爬上60米高的大樹,把製成品安裝在高處,讓其24小時收集樹林內的聲音。只要手動調低動物、昆蟲等生態雜聲,就可以聽到背景中的其他聲音。一旦偵測到電鋸聲,系統便會自動向護林員發送文字訊息,讓他們選擇介入伐林活動或向當地管理機構通報。杜化把這些守護雨林的儀器命名為「守護者」(Guardian)。

兼收錄生態聲音助科研

Rainforest Connection由此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個24小時運作、實時通報的護林系統,每台儀器可聽到方圓1公里外的電鋸聲。系統在測試時已發揮效用,成功揭發並阻止非法伐木,在言談間更得知那伐木者的行動以往從未被中斷過,自此該人再沒有來同一地方砍樹。此外,儀器收集到的音訊還可以作為呈堂證供。護林員亦再毋須依賴徒步巡邏,他們可在收到警報後,先做好準備才動身前往,以保障個人安全。杜化第一步選擇與巴西天北族合作,除助解燃眉之急外,因該族教育水平高且不抗拒使用新科技,也知道如何跟當地政府及執法人員交涉,故由他們來守護雨林、擊退伐木者就最適合不過。

目前,除了巴西,該系統亦在秘魯、厄瓜多爾、蘇門塔納和非洲喀麥隆等10個國家監控非法伐林活動。天北族族長笑道:「起初看見一堆電線纏着一個舊電話,我並不相信這個儀器會起什麼作用。現在我很佩服這個儀器,我覺得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

據悉,一台「守護者」可以保護約300公頃的雨林,所涉減碳效果相當於一年少開3000輛汽車,杜化期望未來一年可以多覆蓋4000公頃,並在25個新地點開展計劃。系統現時使用Google的開源軟件,運用機器學習分析收集所得的音訊,可更準確地分辨出電鋸、貨車甚至槍聲;也可以辨別不同動物的叫聲,同時為生態研究提供寶貴資料。

在2015年,杜化獲《國家地理雜誌》評為「Emerging Explorer」之一,並帶領Rainforest Connection贏得不少表揚科技創新的獎項,他期望更多人可善用「守護者」系統,應付更多對自然環境的挑戰。

作者為仁人學社助理創新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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