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輪單車洗衣店 洗出社會效益

對於城市人來說,洗衣是一種花時間的生活必需品。從分類、洗、乾、燙、摺、到收納,真的要花上不少功夫。幸運的話,可能還有媽媽或家傭幫忙,不然工作後回到家中看到那籮堆到滿瀉的髒衣服,真是讓人感到洩氣頭痛。在香港,我們較幸運,因為幾乎每個街角都有洗衣店,如果經濟許可,我們可以很簡單地處理髒衣物。但在人口密度較低的外國,要把髒衣服送到洗衣店,再把乾淨衣服拿回家,是費時失事的雜事。美國的年輕人曼都哈奴(Gabriel Mandujano)就看準了這個商機,於美國費城創立了一間創新的單車洗衣店。

2010年,26歲的曼都哈奴還是一位社會工作者,他當時正苦苦尋找能夠改變社會的機會。正因為本身是社工的關係,他看到非牟利機構的不足,認為NGO的營運模式不一定能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因此他決定創業。

三重底線社會企業

當時,曼都哈奴只希望業務能達到三個目標:建設社區,保護環境,同時賺取盈利。同年,他跟兩位朋友,加上一架單車和一架拖車,成立了Wash Cycle Laundry(WCL)。他創立洗衣店,不是偶然的決定,而是經過仔細分析的結果:他認為洗衣是必需品,市場的需求永遠都在,而且這種手工密集的工作,很適合剛回到社會的邊緣人士。他強調自己既不是洗衣專家,更不是洗衣發燒友,無意在全國200億美元的洗衣行業中分一杯羹。他的目的,純粹是想建立一間能同時擁有社會和環保效益, 並能自負營虧的企業。

WCL是一家牟利的三重底線社會企業。他們透過非牟利組織僱用邊緣群組,包括露宿者、更生人士和低收入人士。他們會騎着共150磅重的三輪單車,後面拖着一輛小拖車,每次載着300磅的衣物,來到顧客家中收集髒衣物,運送到洗衣房清洗,再把乾淨衣物送回客人家中。所有運送過程都是以人力三輪單車進行,洗衣過程中使用的是本地生產和無污染的洗衣粉,包裝衣物的膠袋也是重用的,以達至環保目標。

曼都哈奴拿到費城地區政府25000美元的種籽資金,再加上自己全部的儲蓄來投資這間簡陋的三人小公司,連單車拖車都要自己設計。他不理家人反對,毅然放棄了社會工作,轉行幫人洗衣服。

共享經濟降低成本

一開始,當他們騎着三輪車在街上走,很多人以為他們是賣雪糕的。但公司發展得很快,沒多久便從個人客戶伸延至醫療機構和大學,包括佐治華盛頓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最近連華盛頓的聯邦政府都成為了他們的客戶。有了企業客戶,便能確保員工一年到晚都有工作。由於發展得快,他們需要很多洗衣機,但因為資金不足, 他們未能自設洗衣工房。因此他們想到更好的共享經濟模式-於非繁忙時間向區內的小型洗衣店租用洗衣機,靈活地運用社會資源,也大大減低了成本。

大型競爭者一般都會在遠離市中心50里以外的郊區設立洗衣房,運輸成本不菲;WCL則租用市內的小型洗衣店,不論在租金和運輸成本上都佔優勢。因為用三輪車在市區送貨, 相比起一般洗衣店以貨車送貨,省卻了泊車、保險、和電油等成本,所有這些因素都提升了WCL的價格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另外,零售店選擇WCL的服務,也是因為他們不會把大貨車泊在街上,阻塞店舖門口。

最近,WCL在華盛頓的一個露宿者庇護中心裏面建設了洗衣工場,這樣不單止能讓住在裏面的露宿者工作,也可順便幫庇護中心清洗衣物,更善用了未充分利用的空間,可謂是三贏。當天氣太凍,下雪不能騎單車時,他們會跟租車公司ZipCar作交換,為ZipCar免費清洗車上的地墊,而ZipCar則會免費借車給WCL運送衣物,把共享經濟精神發揮到極致。

創新模式獲基金青睞

對社會投資者來說,他們希望慈善項目可以跟傳統的捐贈不一樣。2013年,WCL得到費城社會創投基金的青睞,讓他們拿到33萬美元的天使投資基金。因為除了這個商業模式有社會效益外,更因為這個模式有擴展的潛力。

另一間創投基金於2014年更以一種創新的投資方式,給予WCL一筆45萬美元的貸款,五厘的利息會隨着公司請人的數目而改變,如果公司能在未來五年聘請500位邊緣人士,利息便會降至一厘。對WCL來說,以貸款來擴展業務能讓他們持續擁有公司的權益,不會受到傳統捐款的規條約束。公司已先後得到好幾間不同的創投基金公司的支持,創投公司認為像洗衣這種人力密集的工作,正是社會上需要的,而這些工作,讓顧客認識和接納更生人士,給他們機會重投社會。

去年,WCL的年度收入已超過100萬美元。WCL的員工保留率為80%,相比起費城的平均45%為高。公司的八名辦公室職員,也是因為有共同的社會目標才加入洗衣行業的。2015年,WCL已創造了50個新職位,分別位於費城、首都華盛頓、和德洲的奧斯丁。

因為這類三重底線的社會企業是營商的大趨勢,就連政客都會為了爭取選民的選票而大力支持。相對起醫生、律師和銀行家,洗衣工人不是大學同學聚會時最值得炫耀的職業,但是曼都哈奴深信,當大家看到他這間小小的洗衣店建立出來的成就和社會效益時,就會尊敬他的職業,並相信社會創新能夠帶領世界潮流。

永續家居 循環經濟尖兵

香港人對宜家家居絕不陌生,我們家中或多或少有幾件宜家的家具,甚至滿屋宜家傢俬的,也絕不罕見。周末一家老少去逛宜家,吃個十元雪糕熱狗,喝杯免費添飲的有機咖啡,也是城中周末的便宜好節目。

宜家過去幾十年在全球快速增長,主要有賴其簡約的北歐家品設計,性價比高,一般人不用花大錢請專業設計師,也可以把小房子裝扮得時髦別致,入型入格。不論是書櫃、衣櫃或廚櫃,都豐儉由人,只要花點心思,參考產品目錄的設計去布置家居,出來的效果都不會太差。宜家的市場策略也是高班,每一間零售實體店都是Mega store,布滿讓人目不暇給的陳列設計。除了賣家具,還有北歐風情的餐廳、快餐小食部、兒童遊戲室等不同附件,讓整個宜家的購物經驗別具一格,無論你是搬新屋要搜尋一屋的家俬,還是來買套煮飯仔玩具,都能待上一整天,樂而忘返。

節省成本回饋顧客

宜家成功的關鍵,除了是企業在優質產品、控制成本、營運細節等各方面表現出色之外,其對永續發展的企業方針也為機構帶來市場優勢。

宜家透過產品生命周期的每一個部分,從設計、採購、包裝、運輸、安裝到回收,來證明永續、價格和效率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把永續融入產品不一定要提高成本,例如他們用評分卡來重新設計一盞名為Vidja的燈。產品本來包含33個元素,最後經過分析後拿走24個,產品的重量因而減半;把全棉改為混合人造棉,產品的價錢也因此減少三分一;產品用扁平包裝,體積和重量都減低,每次能運送更多產品,每年因此節省40%的燃油費。

經典產品Ektorp沙發也是另一個好例子:設計師把一套體積龐大的沙發扁平包裝,從顧客經驗來說,可能有點負面,因為客人需要花多15分鐘去安裝沙發。但因為這樣能節省運輸成本和燃料,顧客最後能以更低的價格去享受質素一樣的沙發,實際上是雙贏。宜家賣的電磁爐,除了能高速煮食,也為顧客節省煤氣費。現在所有系列的燈都已經是LED,而且新設計的燈會用最少的燈泡,為顧客節省能源開支。這些例子都證明了永續、高效和價格三者是互相緊扣的,亦不一定要在三者中作出取捨。

採購方面,宜家於2000年制訂了一套名為IWAY的供應商守則,即供應商要遵守社會、安全、環境等各方面的指引,目的是確保供應商有跟隨其地區的法律規限。今天這套守則已經完全融入了公司的採購模式,每年宜家有60位審計員為這些供應商進行審查。

永續融入品牌

宜家在全球47個國家已有381間零售店。2015年度純利為37億美元,營業額為332億美元,其中29%的銷售增長都是來自可持續的產品。永續概念在一些國際大企業,包括宜家,已經變成了優先的考慮元素,它們知道永續不會把利潤拉低,相反地,還能為企業帶來長遠的優勢。永續已經不再是「good to have」,而是必須融入在核心業務裏面。

企業巨人因為不持續創新而倒下的案例屢見不鮮。宜家的高管認知到永續對於品牌長遠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新生代消費者對這個觀念的重視,決意要把永續融入產品和品牌。宜家更自2011年起開設了首席永續官(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的職位,高度重視永續發展,從此永續在管理層有代表,而不是一般企業的CSR。永續部門的目標是製造「純利」(net positive),即整個業務扣除了財政成本、社會和環境成本後,會為整個地球帶來正面的效益。透過節約能源和水,減低和回收廢物,為人類帶來可持續的家居生活,而且是可負擔和容易達到的。

回收和再生能源成焦點

宜家另一個發展焦點,是投資再生能源──只有能源獨立,才能提高整個營運系統和供應鏈的效率,讓永續生活平民化,同時維持產品的質素。企業去年承諾投資10億歐羅來發展再生能源,和協助落後地區處理氣候變化為社區帶來的影響。它更承諾到2020年,會採用100%潔淨能源來發電。它們已於6個國家擁有300個風力能源場,同時亦於全球宜家的建築物上,安裝了超過70萬塊太陽能板。過去兩年,它們嘗試把潔淨能源平民化,在英國的宜家出售家用的太陽能板。上年更決定投資 4000萬美元興建位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永續零售店,並認為長遠會回本。

回收重用的議題也是永續發展不能忽視的。在設計上,宜家用回收廢物造茶几和餐桌的腳;在丹麥的店,顧客能把舊的宜家傢俬回收而賺取積分,而回收的物品會以回收價重新賣出去。奇怪的是,當這個回收項目開始後,店舖的銷售額居然不跌反升,因為資源得以重新分配。

未來,宜家展望能發展新興的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的商業模式,即透過設計來產生零廢物無污染的工業經濟。這跟共享經濟一樣,已是全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2030年將會有共50億消費人口,比今天多出30億,而其中20億會是中產,地球面對着嚴峻的資源問題。在發達國家,人們對家具的需求開始飽和,增長放緩是必定會發生的事,但全球還有很多人家徒四壁,很多人連基本的桌子和椅子都沒有,全球性的業務還是個大商機。推廣永續發展,實現無碳增長,不一定是個夢。

改變地球與商業環境

大自然是我們最寶貴的天然資源,但現今世代,全球暖化導致暴風雨和旱災頻繁、冰河融化、水平線上升、農耕地消失等嚴重後果。人類的生存危機,已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然而,對決策者和大多數民眾來說,氣候變遷只是「知道但不放心上」的議題,大家仍着眼於當下的方便與利益。台灣有一間社會企業力圖改變這個問題,運用科技與創新的商業模式,以簡單的行動,為社會與環境帶來正面的影響與改變。

綠然能源」由6名具有科技、互聯網、商業與公關專業背景的創業家所組成。聯合創辦人之一的連庭凱, 在28歲時成功將他所創辦的醫藥電子商務公司在台灣上櫃,然後投身商業策略,創新科技及創業領域。他長年在北京工作,聽到同事的女兒一直咳嗽,經診斷後發現小孩因為吸入不乾淨的空氣導致肺部受損,不能做劇烈運動,身為父親的他才驚覺,在這樣的環境長大的孩子,健康會大受影響。

從家出發 保護地球

為了不讓孩子在空氣污染的環境下生活,連庭凱選擇回到台灣。有一天當他推着嬰兒車走在街頭,看到汽車黑煙直撲孩子的臉時,才驚覺不管搬到哪裏,空氣都會受污染。這班三、四十歲的父母們下定決心,投身環境改善行業,讓下一代呼吸新鮮空氣,因此便在2013年創立了社會企業「綠然能源」,英文名叫 DOMI, 是來自拉丁文「家」的意思。

連庭凱認為,大家共同的家園就是地球,所以創辦人稱自己為「創始園丁」,每一位夥伴都是這個家園的園丁,從自己的家開始行動,盡個人力量為環境行一點小善,成為創造改變,並領導改變的人,產生漣漪效應 ,影響身邊的人,地球才能永續地發展下去。由於合夥人中有一位曾在LED廠工作十年,大夥經討論後,決定利用現有科技產品,把「再生能源簡單化」,從民眾的日常照明用品開始,降低能源使用,進而節能減碳。

台灣LED產業產值居全球第三,但台灣民眾使用LED燈具比例卻明顯偏低。一般人是燈泡壞了,立即換掉,卻沒有想過對環境的影響。LED燈和其他燈泡最大的差異是:其他燈泡壞了只能丟掉,好的LED燈泡可以用3至5年,即使壞掉,只要更換電源線就可繼續使用,能做到循環使用的綠色照明。

一減一加 創新模式

綠然的主要營運模式是推廣商用與家用LED燈,汰舊換新,但它和一般售賣LED產品的企業截然不同,綠然賣的是一種生活的價值,讓為環境作貢獻的概念進入家庭,所以公司運用「一減一加」的做法。

所謂「一減」,指裝換比傳統燈泡節省約七成能源的LED燈,減少碳排放。不過 LED產品良莠不齊,有些用了半年就壞,讓消費者對LED燈泡有所顧慮。針對這問題,綠然設計了一套LED CP指數,提供各品牌LED燈泡的資訊,先看發光效率(即流明數除以瓦數,流明值愈高表示愈亮),90以上代表具一定品質;其次看保養年期,最後再比較價錢。

為吸引消費者更換燈泡,綠然又用淺白文字,自行編製以台電電費公式為基礎的「照明節能計算器」,不論企業或家庭,只要輸入使用燈源的數量與時數等資料,就能得出更換後的節能效益與減碳數據。

台灣有1200萬家店舖,很多是藥店、化妝品店、茶飲店等小商家,一家如果有10顆燈源,全部汰換就有1.2億顆市場。很多店主為了省錢不肯換燈具,但遲換等於浪費金錢。公司曾協助一家企業,把40瓦的T8燈管換成20瓦的LED燈,立刻省下16萬元新台幣的電費,約佔舊電費的一半。為方便用家,綠然還提供網購服務。

綠然不是以賣產品為出發點,重點是「一加」。公司會讓客戶清楚知道更換LED燈的效益為何,然後承諾把收益的20%,以客戶為名種樹。另外還會定期舉辦「綠樹派對」,邀請客戶帶着孩子到戶外,一起加入種樹的行列,讓大家接觸大自然;並透過環境教育,使孩子從小就愛護及關懷土地。樹木不僅可以過濾空氣中的微塵,成樹還可增加碳消化力,產生更多的氧氣來提供我們生存所需。連庭凱相信,讓環境教育成為孩子DNA的一部分,才是改善環境的長遠方式。一年多來,綠然已經在新竹、台北、台南等地,為客戶種了600多顆樹。

送光明給低層家庭

除了種樹,綠然還送暖到弱勢家庭。在台灣,有將近5000 戶一級弱勢家庭(即收入為零的家庭),扣除政府補助費外,每月還要支出約200至800元新台幣的房租,但每月的電費卻達400至1000元新台幣,用電開支的比率很高。這些家庭平時不太開燈,孩子長期在黑暗的環境下生活及做功課,壓力沉重。因此,綠然免費協助他們把燈換成LED燈,來降低他們的用電支出。

到目前為止,綠然的能源貧窮計劃,已為將近1600家能源貧窮戶裝換了LED節能照明設備,替每戶家庭省下年均約一個月的房租,總共約70萬元新台幣,為他們帶來明亮的空間,並為孩童創造舒適的閱讀環境。

綠然想要打破社會對成功的定義,希望運用商業力量為環境做好事;同時也挑戰商業模式以及經營的持續性。團隊發現,不管在台灣還是世界其他國家,愈來愈多創業家及商業領袖有着同樣的使命,大家認為商業機構應該改變,運用商業的力量行善,解決社會及環境問題。綠然便決定加入B型企業,在2014年中獲得認證,成為台灣第一家獲得B型企業認證的公司;並於2015年獲得由B型實驗室頒發小型企業「對世人最好的公司」典範獎項。

連庭凱回想開業時,困難重重,打電話到拜訪客戶的成功率只有3%,業務成交率更低。公司獲得B認證後,不但客戶願意接見,連帶生意成交率提高之外,客戶也更樂意推薦綠然給友儕。大家愈是了解,就愈願意買綠然的燈泡,形成善的循環。

守護大地的社會企業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經歷了一段貧困期,當經濟進入高速增長初期時,生活水準有所提升,但是社會和環境污染等問題也以倍速產生。在上世紀60年代,日本的「效率革命」在全國農村推行,農民只知道大量噴灑農藥後便有收成,蔬果看起來更漂亮,滿足了分銷商和消費者的要求,但卻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首先,農民的健康變壞了,消費者也直接受害,接着,生態也遭受嚴重破壞。這時候,有一位提倡有機農業的先驅者,不只帶領大規模從下而上的運動,還把理想與現實結合起來,以社會企業的模式把有機農產品和社會創新發揚光大。

藤田和芳生於岩手縣一個水稻農家,在田野山澗長大,1966年到東京上智大學念書,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畢業後,他在出版社工作,但還是念念不忘要改變社會。在工作期間,他認識了一位醫生,知道很多農民受到農藥的毒害,出現手腳麻痹、 精神萎頹的症狀。這位醫生不停思索預防的方法,並研製出無農藥的礦物肥料。藤田因此接觸了很多農民,並首次吃到用有機方法種植的蘿蔔,形狀雖然歪歪曲曲,但一口咬下去,香甜甘潤。然而,就算農民有心用無農藥方式種植,但產品的賣相不好看,大小也不一致,遭到超市拒絕銷售。

一根蘿蔔開始終生事業

藤田和數位朋友嘗試找銷路,周末把農民的產品拉到社區裏擺檔叫賣,竟然吸引了好些對安全農產品有要求的家庭主婦,帶着蟲眼的菜很快銷售一空。一傳十,十傳百之下,「安全蔬菜」的消息就傳開去了。藤田開始增加品種,到周邊的社區賣菜,到出現了斷貨或賣剩貨的問題時,就採取預訂的方法。隨着銷售的地方和品種愈來愈多,願意和他們合作的農戶也多起來。藤田集合了300名農戶和消費者成為會員, 在1975年成立了非牟利組織「大地守護協會」。他的口號是「與其叫嚷農藥危害100萬次,倒不如從種植、運輸、消費一根無農藥的蘿蔔開始。」想不到本來為幫農民的忙,卻成就了一生的抱負和事業。

協會成立初期,舉步維艱,經歷了數不勝數的失敗。藤田和他的朋友辭掉工作,成為協會的專職人員。由於付不起工資,藤田靠失業保險金和妻子的工資來維持家計,其他人員也過着捉襟見肘的生活。他意識到只講理想抱負,沒有經濟支撐是難以持續下去的,遂在1977年,把分銷部門獨立出來,成立了「大地股份有限公司」。 協會的農戶、消費者會員及員工成了第一批股東,集資近1700萬日圓。藤田希望透過商業模式,賺取資金,使公司成為支援運動永續發展的根本力量。但此一大轉變當時受到不少輿論壓力和各方面的批評。

從非牟利到社企模式

踏入80年代,愈來愈多女性投入社會工作,無暇到市場買菜。有見及此,大地在1985年開發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宅配模式 (即由送貨員把產品送到指定地點)。送貨範圍以東京為主,配送的產品主要是蔬菜、肉類、禽蛋、魚類和日用品。這種配送方式大受好評,客戶人數爆炸式地增加,成為了大地擴張業務的契機。公司順勢拓展批發業務,在東京、千葉縣和神奈川縣等地逐步建立了5處發貨中心,又進軍超市;及後經營了一間餐飲店,製作飯盒和速食,也供貨給其他餐廳。此外,大地還與建築公司合作,提供全天然國產木材。2009年開始,大地開始發展電子貿易,在網絡營銷。

公司成立初期還沒有社會企業的概念。到2009年的股東大會改寫了章程,確認大地是一間社會企業,為實現社會目標而開拓各樣商業活動,呼籲更多企業不要只看眼前利益,要成為有社會使命的企業。公司目前有300多名全職和兼職員工,所有員工又為協會作義工。在2014年,大地的總銷售額達160多億日圓。簽約的農戶有2500多戶,其中生產蔬菜的有1200多戶;總客戶人數約為23.8萬人,包括宅配客戶10萬名,其他是電子貿易的客戶。大地的經營業務遍及宅配、電子商務、批發、環保住宅、直營熟食店、日本料理店、咖啡店等。

建立新農業互信文化

大地把「有機」的概念建立在農戶與消費者的信任和支持關係上。為讓農民安心在土地上耕種,生產有機食品,大地就和農民協定,只要不使用農藥和化肥,大地就以高出市場銷售價10%至20%的價格收購。如果能維護這種誠信關係,大地會繼續購買他們的農產品。協會制定了特有的準則,所有產品的生產、銷售環節都要嚴格遵守該準則。此外,大地還接受政府認可的認證機構進行認證,提高可信性與透明度。

在傳統市場運作中,生產者和消費者往往被分割開來。而大地則把消費者和農民的利益連成一線︰消費者為獲得安全的食物,就必須與農民共同承擔生產風險,分享收益。消費者以簽約會員的形式參與,獲得有機產品。

同時間,協會仍然以非牟利的形式開展各種社會宣導運動,包括宣傳環保概念的百萬人「燭光之夜」和在學校推動有機午餐等運動。遍布全國的生產者會員也組建了6個支部,與總會一起探討新的有機農業技術。各地的消費者會員則自發組建聯絡會,定期組織研討和農耕體驗活動。

藤田的理念是分享有機農業經驗,謀求共同發展,建立起新農業文化。為讓有機農業普及開去,大地公開生產技術,讓更多人參與有機農業生產。1990年,大地成立國際部,與韓國、泰國、台灣,甚至巴勒斯坦的農民展開交流活動。1991年,大地又成立了亞洲農民大學,利用農舍作校舍,邀請生產者、消費者及知名的營養學家、醫生、農林學博士作講師,學生有來自各行各業的本地人和來自東南亞的農民。早在2009年,藤田看到中國的情況與70年代初的日本十分相似,就決定與中國的富平學校合作,將有機農產品供銷模式引進中國。雙方在2012年成立了合作公司「富平創源」,在京津地區生產和銷售有機農產品,同時也培養新一代的有機農夫。

藤田獲美國《新聞周刊》選為2007年「改變世界的社會企業家100人」,又出任社會企業網絡代表理事、亞洲農民元氣大學理事長、亞洲民眾基金會會長等職務。

注入創業家理念的保育新思維

根據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前年發表的報告,1970年至2010年間,全球脊椎動物的總數目下降了超過一半。面對傳統保育模式失效,問題又迫在眉睫,海洋生物學家哈理斯博士(Alasdair Harris)創立了創新的保育模式,保育之餘照顧當地居民需要,令到毛里求斯的國家生產總值上升了50%。

哈理斯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大學時主修動物學,熱愛潛水活動。在牛津大學修讀碩士期間,他擔任大學的探險學會主席,組織海外考察,當時他已意識到海洋生態的危機,尤其是對珊瑚礁的破壞。作為生態學家,每天接觸到全球各種生物的滅絕危機,他無法接受自己僅在記錄滅絕的過程,很想嘗試帶來實質的改變。

年僅24歲的哈理斯成立了藍創投(Blue Ventures),藍創投是一家以科學為本的社會企業,主要以把沿海社區轉型,旨在孕育和幫助地區的海洋保育得以可持續發展。

2004年,馬達加斯加的章魚因過度捕撈,數量日益減少。章魚是該地區最重要的資源,會從印度洋上最偏遠的村莊被運送到歐洲南部的餐館和超市,是利潤豐厚的出口市場產品之一。他和團隊做了一系列科研,深入了解章魚的生態、捕撈時間和該地區漁民收入的關係,讓海洋保育得到社區持續的支持。

生態與社區互利營運

藍創投支持了一個位於馬達加斯加的村莊,把其章魚捕撈區域的一小部分關閉了幾個月,看看這會否令章魚的數目得以回升。當那個封閉的章魚捕撈區網重開的時候,因為章魚的生長速度很快,在捕撈區域關閉的時間,章魚數目得以回升,且令漁獲上升和漁民收入大幅增加。

在過往十多年間,藍創投提煉出這種名為「社區催化劑」的運作模式,於印度洋創立了當地最大的海洋保護區,以金錢資助和刺激當地漁民,促使地區的漁業和生態旅遊得以可持續發展。他更鼓勵當地人與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故事,不但可以保護海洋生態,更能以傳統生活的方式幫助其他沿海地區的人。經過多年的實驗、求證和仔細的評估,藍創投也開始把這個模式擴展到其他區域。藍創投不但令到毛里求斯的國家生產總值上升了50%,而且這個模型已經應用到超過10%的馬達加斯加的海岸線,更擴展到莫桑比克和東帝汶,幫助世界上沿海最窮困、數以十萬計居民的生活。

藍創投的企業模式幫助了當地漁業的發展,也成為政府、非牟利機構、商界和捐款機構的榜樣。藍創投於去年更獲得斯克爾社會企業家(Skoll Award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獎項,以肯定哈理斯和他的團隊利用社會創新去宣揚保育的貢獻和成就。

哈理斯深信所有的保育計劃扎根於科學,無論是監測漁業、珊瑚礁、紅樹林,或者與藍創投合作的社區,保育計劃的成功關鍵在於人們可以監視和評估他們工作的有效性。哈理斯和他的團隊會經常作出檢討,倘發現工作的數據顯示有不妥善的地方,他們會和持份者溝通並改變方針。

生態嚮導作收入來源

藍創投成立初期,根本沒有慈善家或基金會願意資助這個只有20多歲的小子,幫助他實現保育海洋的願景。哈理斯必須發揮他的企業家精神,另謀出路。他憑着過去籌辦探險活動的經驗,一方面讓探險者了解海洋,體驗到保育工作的挑戰;另一方面作為其收入來源,甚至有部分探險者加入成為志願者,令保育項目得以開展。

即使藍創投開發了創新的保育模式,籌集足夠的資金是令該模式得以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保育項目的回報難以和商品相提並論,所以當務之急是要改變投資者既有的商業運作觀念,投資者需要新思維來確定和支持的組織,而保育組織須推銷新的策略和保育方案。

哈理斯博士通過基金會、捐助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夥伴的海洋保育探險業務,包括舉行遠征的教育訓練課程和採集科研數據以支持日常營運成本。當中所賺取的利潤會再投資到藍創投的核心保育項目。

保育牽涉到社會、環境、文化和政治等範疇。傳統的「保育生物學」的理念只集中在診斷和理解保護個別物種的價值,從而保護某些瀕危的物種,如圈養繁殖或根除入侵物種。

可是從藍創投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如果要保育方案得到成效,人們就必須要明白和了解環境問題的根源,讓保育的項目得到廣泛參與和長時間驗證, 從而令個人以至社區理解為什麼某個物種的數量減少或生態系統正在退化,並且向他們提供協助和教育,以改變他們舊有對生態系統造成破壞的行為。這樣的策略既可維護生物多樣性,同時又能提高人類的福祉。

故此,新的保育模式應該加入社會創業家的精神,從而重塑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如同哈理斯博士對創業家精神的理解:「創業家精神,就是拒絕接受未能解決的問題的既有系統,努力不懈地去改善。」我們需要創新的想法,改革政策和制度,催化更多的創新保育方法,並且鼓勵和變革潛在合作夥伴的投資策略。從藍創投的成功保育例子,可以看到如何把創業者的元素注入保育項目,而令保育項目得以可持續發展。

從發現環境的問題到改變人的行為,創立可擴展的保育項目模式才能夠讓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在城市發展的同時,社會是需要有效的保育模式、體制和政策改革,那就必須要得到保育投資者、環保從業員和學者共同努力構想一個更大膽的保育概念,以催生更多高質素的創新的保育方案。

避免污染微纖維的創新洗衣袋

體積少於5毫米的塑膠微粒都可稱為「微塑膠」,主要來自微纖維、微膠珠和經長時間分解後的即棄塑膠產品。當中微纖維主要來自聚酯纖維(Polyester),其價格便宜且容易取得,成為製衣的主要成分。全球每年服裝纖維的消耗量在過去20年一直上升。單是在2010年,其消耗量達6970萬噸,人造消費纖維的增加更接近300%。

根據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最新的調查報告顯示,每年進入海中的950萬噸塑膠中,家用及工業排放的微塑膠所佔的比例高達三成。單是在歐洲和中亞,清洗衣服釋出的微塑膠纖維已等同每人每周往海洋丟棄54個塑膠袋。

清洗衣服的時候,合成紡織品在洗滌過程中會將微小的塑料纖維釋放到廢水中。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研究人員在2016年發表的文章指出,當合成外套被洗滌後,洗衣機平均釋放出約1.2毫克微纖維。微纖維不會像天然纖維般隨着時間而生物降解,反而容易與廢水中的有害化學污染物分子結合。這些前往當地的污水處理廠的微纖維中多達40%可以進入河流、湖泊和海洋。研究亦指出,浮游生物和其他小型生物若吃下塑膠纖維會把塑膠纖維帶進食物鏈。雖然目前尚無研究顯示塑膠纖維會否對人體有害,但是可能要經數代才會得知這些物質的危害性。

洗衣機無法精細過濾

德國人奧利佛史派斯(Oliver Spies)和亞歷山大諾特(Alexander Nolte)共同創辦了Langbrett,該品牌一直因以最可持續和最公平的方式生產而深受衝浪愛好者和大自然愛好者歡迎。

史派斯和諾特受到微纖維污染報道的啟發,兩者不約而同地對他們洗過羊毛套頭衫的鹼液進行研究。在顯微鏡下,他們發現灰色泥土旁邊有一小塊彩色纖維。他們從海洋活動家Angelika Heckhausen得知塑料製成的衣服在每次洗滌時都會損失數千根纖維,微小的垃圾因而變成棘手的海洋問題。

他們意識到自己是元兇之一,「我們看到的塑膠垃圾,並不是全部都會變成海洋塑膠。如果要解決海洋污染問題,必須看得比廢棄物處理更遠,需要由私營公司領導,研發改善生產方式。」作為工業設計師的史派斯認為必須有一個解決方案,但過程並不簡單。洗衣機缺乏足夠的精細過濾器,而廢水處理廠不能過濾出大部分微纖維,因此微纖維會回到河流或者通過污泥流到農田中。

終於,兩位創辦人在他們最喜歡的柏林啤酒花園裏集思廣益,想到發明網眼洗衣袋Guppy Friend。他們很快就聯絡德國與歐洲最大科技應用研究機構弗勞恩霍夫(German research institute Fraunhofer)測試、檢查洗衣袋的設計和材料,最後選用不容易釋出纖維的尼龍,成功讓肥皂水通過卻能留住塑膠纖維。

兩人用了兩年時間開發並獲得專利,在行業展會OutDoor 2016上展示了這款洗衣袋,並宣傳「停止!微廢物」(「STOP!MICRO WASTE」),最後獲得歐洲戶外行業「最具可持續性產品」金獎,及後更獲Vaude,Mammut等各大品牌的青睞。

2015年Langbrett與知名戶外服飾品牌Patagonia合作,獲得10萬歐羅的資金,用來開發洗衣袋和建立供應鏈。 兩人也在Kickstarter上成功募資,讓洗衣袋在網上開賣及在Patagonia上架。

Guppy Friend可回收再用

Guppy Friend是第一個針對塑膠纖維污染所開發的網狀洗衣袋,經特殊設計的微過濾材料能夠捕捉衣料脫落及洗滌過程中釋放的99%纖維;根據測試,它在數百次洗滌後保持功能性和完整性。袋子內部光滑,可減少纖維的磨損、斷裂,並減少衣服受到的機械應力及與其他衣服的摩擦力,從而延長紡織品的使用壽命。袋子以最高質量的聚酰胺作為製造物料,使袋子生命周期結束時完全可回收利用。

Guppy Friend洗衣袋只是邁向解決微纖維污染的第一步。人們的過度消費需要徹底改變,需要開發新材料,製造技術,清潔洗衣機和更有效的污水處理廠。這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在此之前,它是減少河流和海洋塑料污染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