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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雨傘下的新事物

一個世代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必定有一個過程,60年代是電動化,70年代是自動化,80年代是電腦化,90年代是網絡化。電腦與手機的普及帶出石破天驚的革新,成為21世紀新的政治及經濟模式的催化劑。我們也正好藉着香港「雨傘革命」的餘波來思考新世代如何安身立命。

雨傘可以遮光擋雨,可張可收,又是傳說驅邪避惡的象徵傘字裏有4個人字,代表後代繁盛。過去一星期,在佔中的現場井然有序。有學生圍坐地上溫習,有人清理垃圾,還仔細分類,以利循環再造。在成千上萬的人群中,就是上廁所也要輪候20多分鐘,但大家都禮貌地排隊,不少人還鄭重地多謝清潔人員。新一代的公民質素,使人如在荒漠中嘗甘露。地上的雨傘代表了覺醒,雨傘下孕育着不少新事物。

創新思維 源源不絕

香港的年輕社會創新者棄舊立新,令人喜出望外。在2013年成立的 Appedu以「我們指導,你們帶領」為宗旨,開創用手機學習的先河。學生只要一機在手,便可透過軟件,查詢在學習及功課上遇到的問題,既可免卻四出補習,舟車勞頓之苦,又可以低廉費用收到補習之效。Appedu則培訓各科大學生成為網上補習老師,在最短時間內解答學生的疑難。3位滿腔熱誠的創辦人朝氣勃勃,希望培養本地學生主動發問的習慣。

另外一間剛成立的非牟利機構「為香港而教」(Teach for Hong Kong)則以「為美國而教」為藍本。兩位創辦人原在美資金融機構工作,為教育理想而捨棄高薪厚職。他們因應香港的環境,培訓在學的大學生,讓他們到成績較差的中學任教一年;既可為學校提供新穎的教學法,又可讓大學生接觸不同社區的基層學生和家長,豐富他們對社會的認識。

星人公社是一間與別不同的旅行社,提供另類旅遊,帶人遊墓園、公共屋邨、香港仔漁港,甚至到深水埗體驗功夫傳奇。兩位創辦人關注生態保護、社會與文化的變遷,學識廣博,令遊人滿載而歸。他們以「尋回自己,熱愛我城」為理念,帶人深入認識香港。

這些新成立的機構都有清晰的理念,創新的方法,令經濟單一化的香港注入新動力。

社會企業精神建基於強烈的同理心和對社會的承擔。 如果年輕人從小便接受社會企業教育,使他們立志定下社會目標,為理想所驅動,利用創造力去改變現狀,努力開拓新機遇,種種的社會問題可望有解決方案。跟上幾代不同之處,現代的社會企業者互重互諒,不以純賺錢為目標,而以雙贏的精神尋求創新和持續發展。

在網絡年代,人們可免費取用網站上的資料,自由利用及轉載。美國頂尖的學府和教育家紛紛推出網上學習,使用者可以低至1美元的費用在網上進修各類課程,讓知識普及化。各國政府也順應時勢,開放大型資料庫,增加政府的透明度。

香港在這方面較其他亞洲國家為慢,但亦開始有年輕創業者將閒置資產如房屋、資金、消費品等透過共享網絡平台與其他人分享。最令人窩心的莫如在2012年成立的Myflat.hk,這是一個為重塑社區鄰里關係而設的網站。為全港每一區聯繫同區的居民,讓他們透過網上平台分享訊息,共享資源,增進左鄰右里的社交生活。街坊們可分享教小孩子的心得和補習資訊、一同乘搭的士、幫忙照顧寵物等。網站還鼓勵居民把好人好事放上平台,以收睦鄰之效。兩位創辦人和他們的團隊都是從世界各地重回香港定居的專業人士,以「香港是我家」為原動力,利用科技助港人重拾人情味。

共享資源 共享經濟

發展迅速的GoGoVan則是利用手機軟件改變叫車傳統。5位創辦人在美國留學,回港後便共同創業。他們了解到傳統打電話叫客貨車的不足,遂不設入台費和下載費,成功吸納了大批客貨車司機到旗下。顧客可用手機即時叫車,而司機則可在其手機中盡快接客,改變了整個行業的運作模式,使資源更有效地運用。

「這是什麼樣的世代?」每一代都有人提出質疑,總有人喜歡自己所處的世代,亦有人會說:「這是最差的世代」。不管如何,時間不會停下來,10年、20年、30年,我們這一代人總會過去,年輕的一代會當家作主。隨着社會企業精神遍地開花,容許我在這裏改寫狄更斯在小說《雙城記》開頭的一段話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不是最壞的時代;是智慧的時代,不是愚蠢的時代;是信仰的時代,不是懷疑的時代;是光明的季節,不是黑暗的季節;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不是令人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不是一無所有;我們要走向平等、公義、仁愛的社會,我們不會走向地獄。

外包科企工作改變貧窮

Sama 是梵語平等的意思。美國出生的蕾拉(Leila Janah)創辦了Samasource,以公平貿易的概念,應用於外包(Outsourcing)的領域,讓窮人也能間接在世界大企業工作,慢慢走向脫貧之路。

蕾拉的爸爸從小就教她知道,所有人都應享有平等的機會與尊嚴。她能夠出身於中產家庭,接受良好的教育,每晚能享用豐富的食物,純粹是運氣。她也有可能如地球上其他幾億人一樣,沒抽中人生六合彩,而出生於貧民窟。她爸爸自小便灌輸她有責任去幫助比自己不幸的人,造就了蕾拉人生的核心價值。

單靠教育不能脫貧

17歲的蕾拉中學畢業後跑到非洲加納當義工教英文。到步後才驚訝原來當地人喜歡收看美國的節目,英文程度很高,並非如她所想像的。她一直以為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直至到非洲後才發現,就算有良好的教育也不一定能脫貧。慈善機構投放很多資源去教育窮人,可是他們中學畢業後卻找不到工作,苦無出路。

那年春天,她立志要為消滅貧窮問題而努力。她跑去哈佛大學念經濟發展,同時到非洲和亞洲等地考查,了解貧窮問題。在世界銀行實習時,發現傳統的扶貧項目都是投放很多資源在政府和大機構,卻沒有落區聆聽窮人的真正需要。她驚覺由上到下的經濟改革不足以改變貧窮,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從下而上去製造就業的商業模式,為社區創造有尊嚴的就業機會。

畢業後她在紐約的顧問公司工作,其中一個項目是外包工作去印度。在過程中,她看到了工作可以通過互聯網傳送。這個概念啟發了她:工作可以按這個概念傳送到世界各地,包括貧民窟和鄉村。為何不用外包工作的模式去解決貧窮問題?外包工作為少數的商人帶來了巨富,何不用同一個模式為金字塔底層的窮人帶來幾塊錢的生活所需?

IT工程拆成小工作

2008年,她創辦了Samasource,一個把工作直接外包給窮人,為企業提供高科技的數據服務的非牟利社會企業。她想,如果有一個模式能融合窮人與環球經濟,把行業裏的二千億美元的收益中,哪怕只是其中的1%,分派給窮人,他們的生活便會有重大改變。

Samasource創立了名為Microwork™的創新的外包模式,打造獨家科技平台,把大企業的龐大且複雜的數據工程,拆分成很多細小且簡單的工作,貧困地區裏有基礎英文程度的婦女和青年人,只需接受本地的輸送中心(Delivery centre)兩星期的培訓,就能完成一項簡單的工作。這些輸送中心必須跟隨Samasource的社會效益指引,例如把不少於40%的收益重新投放於培訓、薪金、社區項目等,以及聘用收入低於貧窮線的人士。同時,平台提供高質素的質量保證,確保每位受聘人士能夠成功及持續發展。

機構現在提供五種電子服務給客戶,包括電子轉錄,網上資料校對等,已成功獲得微軟、谷歌、eBay、LinkedIn、史丹福大學等大企業合共五百萬美元的合約,直接外包工作給3500名於非洲和亞洲的邊緣人士,讓多過一萬人受惠。一位工人平均工作幾個月後,他的薪水便能提升到之前的兩倍;75%的工人也因此有機會接受高級的培訓而拿到高層次的工作。

這個新的模式不單能影響落後地區,就連發達國家也能受惠。在美國,70%的社區大學學生不能完成課程,最大原因之一是學生的經濟狀況不能支持他們繼續學業。Samasource為低收入社區的學生提供免費培訓,讓他們可以做一些網上的電子工作。

Samasource把公平貿易的概念應用於外包上,為外包行業種下了新的種子,推動Impact Sourcing運動,即主流企業為下層社會人士提供就業,讓窮人成為國際電子供應鏈的一部分,以改善貧窮問題。蕾拉夢想有一天,《財富》全球500強(Fortune 500)都能參與這個運動,把企業裏1%或更多的外包工作預算投入於有需要的貧窮人口,達到移風易俗的效益。

一盒藥搭順風車送到窮人手裏

我曾在西藏阿里無人區旅行時看到過「娃哈哈」的空瓶子,於是想到既然娃哈哈的管道如此廣泛,是不是可以用來在偏遠地區做些公益的事情呢?一個叫Simon Berry的英國公益人士也有過類似的主意,而且他真的去做了。

1988年,Simon Berry來到贊比亞工作,很快他便注意到兩件事情:一件是即使在最偏僻的村落裏也能看到可口可樂的身影;另一件則是當地每五個5歲以下的兒童中,就會有一個因為一些很容易治療的疾病,比如腹瀉脫水而死亡。他想到,也許可以利用可口可樂無所不在的管道優勢,去發放一些藥品來幫助這些孩子。

藏在心裏20年的想法

直到2008年,Simon才第一次能夠借助社交媒體將自己的主意公諸於眾,並發起了一個廣受關注的campaign。這為他贏得了BBC的採訪,也引來了可口可樂公司的主動聯繫,探討實現主意的可能性。2010年,可口可樂公司終於同意進行試點。同年,Simon和妻子獲得一家基金會的一筆生活費資助,於是雙雙辭職,創辦了名為Colalife的社會企業,全身心地開始將主意付諸實施。

治療腹瀉其實不難,難的是如何將藥品送到那些分散在極為廣大而偏遠地區的使用者手中。Simon想出了一個簡單的主意,他設計了一種叫做AidPod的盒子,裏面裝着一套治療腹瀉的套裝,包括一小塊洗手的肥皂、治療腹瀉的口服液、補鋅營養片和水質淨化片等。這種盒子經過精心設計,尺寸和形狀剛好適合放在裝可樂瓶的箱子的空隙處。這樣,可樂的配送體系便能夠順便把生命急需的藥品和物品,帶到那些位於偏遠地區的零售終端站,並抵達使用者手上。

然而,簡單的主意實施起來卻很不簡單。2012年,Colalife在贊比亞進行了為期一年的業務模型測試。可口可樂為他們引薦了當地的可樂灌裝廠,後者同意把AidPod存放在自己的倉庫中,管道商從倉庫進貨時順便把AidPod塞進可樂箱中,再一起賣給批發商。各個小零售商來到批發商這裏進貨—他們進的不僅有可樂,還有各種生活用品,當然也可以是AidPod,然後再運回自己的社區銷售。整個供應鏈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獲取合理的差價作為利潤。

在這一年的測試中,Colalife不斷地根據市場回饋調整產品和業務模式的各個細節。拿包裝來說,他們從用戶的使用中觀察到,如果採用大包裝,用戶往往不知道一次應該服用多少劑量,於是改為多個小包裝,每包就是一次的用量;同時,他們把AidPod設計成可以當杯子使用,並在外殼上標明刻度,讓用戶知道該用多少水服藥。就這樣,用戶正確服藥的比例大幅提高到了93%。

創業就是不斷試錯

測試的結果有時會大出他們意料,Colalife設計的AidPod不多佔空間,不給可樂的配送管道添負擔,還能給公司帶來很好的品牌形象。許多人對這一奇妙設計都讚歎不已。然而經過一年測試,Colalife發現只有4%的商販會把AidPod放在可樂箱裏運輸,這個設計根本就不是業務模式的關鍵成功要素。商販樂於採購銷售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產品有利可圖。於是Colalife轉而複製可口可樂的商業技巧,特別是在產品促銷、商販培訓和定價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比如他們開發了認證系統,讓使用者可以輸入驗證碼來獲得免費試用,並在重複購買時享受折扣。

對於持續不斷的測試,Simon曾明確表示:「我們希望得到有意義的資料。我們在試驗階段的主要目標不僅是要挽救兒童生命,更要測試出我們是否能夠利用可口可樂的供應鏈來進行配送,讓人們在腹瀉來臨時,能在家中或者離家很近的地方拿到我們的套裝。」

一年的測試期裏,Colalife一共售出了26,000個AidPod,獲得了多個設計和創新大獎,還有6個國家表示願意複製他們的模式。即使如此,Colalife也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主意總會遇到新的問題、存在新的機遇,並因此得以持續改進,因此,創新永無止境。

傑出人道醫生法保羅

最近詢問幾位美國朋友,誰是他們心目中最優秀的社會創業家。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答是法保羅醫生(Dr. Paul Farmer)。保羅是著名的醫療人類學家與傳染病科醫生,他從醫之路,敢放突破傳統,提倡平等健康人權的發展。他認為醫學教育的目的不是提供謀生方法給學生,而是為了促進社區的健康。

法保羅出生於1959年,是六名孩子中的老二。父親崇尚自由精神,帶領家人過着嬉皮士式的生活, 每4、5年就穿越30個州省,轉移居所。保羅的童年生活返璞歸真,曾居住在佛羅里達州一輛改裝的汽車上,也在墨西哥灣住過帳篷和船屋。他天資聰穎, 在校成績優異, 考取獎學金到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攻讀醫療人類學。

邊讀博士邊救人

保羅是天主教徒,在大學時曾協助一名修女改善煙草工人的生活,這些工人大部分來自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海地。在耳濡目染下,保羅深深被海地苦難的歷史吸引。1983年大學畢業後,他一面申請入讀哈佛大學的醫學系,另一面就跑到海地。當時的獨裁統治者利用酷刑、暗殺等手段鎮壓異己,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當地資源匱乏,瘧疾、肺結核、傷寒等傳染病肆虐,醫療人員苦無對策,窮人更無法獲得適當治療。保羅受到感召,矢志在最貧窮的地區服務。不久,他接到哈佛大學的入學通知,讓他修讀醫學和醫療人類學博士學位。他隨即回到美國註冊入學,旋又拿着學習資料回到海地。隨後三年,他往返兩地,只在考試和實習時回到哈佛,其餘時間就留在海地救治貧窮病人, 累積珍貴的臨床經驗。

1985,保羅成立了一間名為Zanmi Lasante的診所,並培訓當地醫療人員。這間診所不停擴展,往後十多年,發展成為一間擁有護士學校、手術室、衛星通訊和血庫的醫院;並成為其他貧困地區同類診所的榜樣,不僅治病防病,還提供全面的社會與自我改善服務。到了1986年,海地的形勢更為混亂︰軍人奪權,人民起而反抗,愛滋病不斷散播。有見及此,保羅在1987年聯同幾位好友在波士頓成立一間慈善醫療機構——「健康夥伴」(Partners in Health),為貧窮人士提供醫療服務。1990年,保羅以優秀成績畢業,繼續在海地和波士頓兩地行醫。

保護窮人義不容辭

「健康夥伴」的目標為「向有最迫切需要的人提供現代醫療服務,成為絕望者的解藥」。它的運營模式不限於治病,還包括提供流動普查設備、保健宣傳工作者培訓、診所、學校、登門提供複雜藥物療法,以及關於傳染病的研究。保羅和他的團隊研製創新藥物劑量療法,成本只為美國的1%,令許多地區降低了抗藥性肺結核和愛滋病的死亡率。20多年來,「健康夥伴」已擴展到海地8個地區和5個國家。保羅在1993年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頒發的22萬美元「天才獎金」,他全數捐給「健康夥伴」成立「健康與社會公義學院」。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離開白宮後,致力於非洲發展事務,他也受到「健康夥伴」的影響和啟發,決定到盧旺達開展類似的醫療項目。

保羅每年有四個月在波士頓看病和教學,其他時間則在海地照顧貧窮病人。他也到秘魯照顧結核病和瘧疾病人,又到古巴協助促進公共衞生;還說服了世界衞生組織及世界銀行提供資金,改善了西伯利亞監獄結核病大量爆發的危機。保羅才氣縱橫,精力充沛,不停地奔走世界各地籌募捐款,讓窮人也能接受治療。

保羅認為疾病往往源於貧窮、暴力和不平等的制度。所以他自稱為窮人的保護者,希望減少全球各地的飢餓、疾病及不必要的死亡,並致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社會公義運動來解決問題。

推動平等健康人權

保羅指出疾病與健康議題不能只是關注於疾病本身,需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疾病的病源問題,因為許多疾病並非只是病毒感染與治療方式的問題,而是有其社會結構問題。以肺結核為例,很多海地高原上的病人治療失敗,往往是沒有定期服藥,甚至導致複雜的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病人無法定期服藥的原因有數個:許多人因交通的資源問題而未能定期覆診拿藥,沒有錢坐車、距離太遠,或是交通工具不足﹔此外,病人普遍營養不良,所以就算能定期服藥,也會因為營養問題而惡化,甚至感染周邊的人。所以他決定建構更多地區性的醫療中心,培訓當地人(多數為痊癒的患者)成為監督服藥和提供藥物的駐點服務人員。同時,依不同地區的情況來協助改善病人的營養狀況、家庭和健康狀況,甚至提供相關工作機會來協助改善病人的生活。

第二個造成疾病蔓延與惡化的主因,是當地政府在健康系統中所提供的資源。由於海地的政治與經濟均受外國干擾,許多資源的供應(如藥物和醫療物資等)與運輸均受到很大的影響,同時,也讓醫療人員無法持續協助病人。

由於政經動亂,高原居民湧往大都市謀生,但是因為沒有適當的謀生能力,許多人只能從事體力勞動或性工作,這些因為政治經濟所造成的「結構暴力」問題,造成了窮人的健康問題,他們也因此而成為了病患者。許多人又帶病回到高原,令病菌擴散,增加治療上的困難。

如果我們忽略弱勢社群的問題,終究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和健康問題,因為疾病能透過傳染而產生更為嚴重的變異。這些問題,在發展中國家或許因為醫療資源與技術短缺「僅」造成病人大量死亡;但是在中高度發展國家,則可能會造成社會動亂或國家安全問題。

保羅知道要解決疾病只靠醫學是不行的,同時必須解決社會和制度的不公與不義。他以醫療人類學為引導,審視病患、健康、治療、社會制度及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結合治病和公共衞生的工作,來解決社會和醫療問題。

用手提包裝載希望

最近有一批名牌手袋在拍賣會上以高價出售,競投的人趨之若騖,大大超出了拍賣行的預測。這令人不禁要問:手袋何價?除了身份象徵外,它們有何社會效益?有一位年輕設計師希望有一天能在巴黎、米蘭、東京、紐約的街道上,看見許多時尚的女性拿着「孟加拉製造」的手袋,自信地走在路上。

她就是日本品牌Motherhouse社長兼首席設計師山口繪理子。她深信只從產品的外觀價值來做消費選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後將是追求了解產品背景與內涵的時代。這種良心消費模式由消費者帶動,可以從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中實現,有助建構更美好的社會。

山口繪理子出生於1981年,小學時被同學欺凌,數年無法上學。為免母親擔憂,她決定堅強振作,每天努力在學校逗留一小時、兩小時,最終可以留一整天。她從中學會了一步一步,慢慢地累積進展,成為她做人的核心價值。

到異國追夢的女孩

上中學後,她無心向學,幸好高中時迷上了柔道,靠不斷鍛鍊,朝目標前進,打進青少年奧運賽,同時拚命讀書,考上慶應大學綜合政策學系。

念大學時,山口開始關心發展中國家,促使她在大四那年到美國華府的國際援助機構美洲開發銀行實習。令她詫異的是,大批精英分子坐在舒適的辦公室鑽研政策,在電腦前把大筆援助金送出去,卻從未到過他們援助的國家。2004年,她上網搜尋「亞洲最窮國家」,熒幕上跳出「孟加拉」,她隨即毅然買機票飛往該國。映入眼簾的孟加拉生活情景嚇儍了山口,她第一次站在貧民窟中,令她感慨萬千:為什麼在如此發達的年代,還有這樣貧窮的地方呢?先進國家所資助的援助金又用到哪裏去了?山口決定到達卡的BRAC大學研究院攻讀,成為該校第一個外國研究生。

善用當地資源 創造優質品牌

在落後的回教國家唸研究院,對受傳統日式教育的山口來說,幾乎是天方夜譚。在兩年的學習中,她逐漸適應當地的生活方式,並欣賞該國許多珍貴而獨特的資源。她不停地思索,除了捐款之外,還能為這個貧窮的國家做些什麼。孟加拉政治紛亂,貪污強權無處不在,當地人即使有心求變,也感無能為力。

山口認為,商業是改變社會的最好方法,只有工作才能協助窮人自力更新。畢業後,她在當地一家日本公司找到差事,接觸到的歐美買家都到此採購極其廉價的貨品,其中包括裝咖啡豆用的麻袋。黃麻是孟加拉的特產,能百分之百被分解及回收,可以製成麻布袋。山口拿出所有積蓄,計劃利用天然黃麻與牛皮,培訓當地人製造精緻的手提包。

年僅24歲的山口在2006年成立Motherhouse。當時,大部分工廠從來沒有做過講究細節的高級產品。Motherhouse的使命就是要建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品牌」,設計時尚的黃麻手提包,讓人們不再只是因為憐憫而捐助孟加拉,而是用購買來肯定孟加拉也能製造優質產品。

山口深信每個人都擁有無限的潛能,只要能提供最能發揮潛能的環境,配合當地資源,就是落後地區的人也可自力更生。

取之於斯 回饋於斯

山口創業時經歷不少挫折和困難。她曾遇上血腥衝突,導致工廠附近被封街一周,解禁後機器原料全被搬空,合夥人也捲款逃跑了,令她賠上全部積蓄。山口打算放棄返回日本,但當她看到歐美買家趕着離境的新聞時,不禁想起自己的理想是為幫助當地人尋找可能性,不是為買廉價貨品而來。終於,她擦乾眼淚又留下來。

山口原本想找日本設計師協助,但是設計師們一聽到在孟加拉工作,便立即拒絕,她只好自己學習設計,成為Motherhouse第一位設計師。她發現自己心中的「高品質」與當地所謂的「高品質」差天共地,因此花了大量心力在品質管理和員工訓練上。山口從改變工人的觀念開始做起,要求他們造出比之前品質更好、更講究的手提包。她堅持親自檢查,連每個細節也一絲不茍。她還跑到日本師傅的門下,從頭開始學習做手提袋的工藝。

Motherhouse的設計不斷創新,品質也格外精緻,在孟加拉開創了全新的商業模式。

另一個艱巨的挑戰則是價值觀的問題,一般人往往視發展中國家的產品為「廉價且劣質」。山口反其道而行,挑戰傳統觀念,走高檔的路線。對日本人來說,孟加拉是遙遠而陌生的國度,令山口初期推廣產品時四處碰壁。她不厭其煩地把Motherhouse的理念、生產流程、經驗等一一分享給其他人聽,讓顧客能感受她的夢想。

Motherhouse開業後第二年即開始賺錢,產量也從第一批的160個手提袋,發展到每月4500個。2007年,山口開了在日本第一家店舖;2008年,Motherhouse首次進駐百貨公司,同年,她在孟加拉也有了自己的小型工作室和兩名員工。現在,工廠的員工已經增加到30多人,銷售人員也達到80多人。日本國內已有12個銷售點,更在台灣開設了第一家海外分店。另外,山口還拓展「尼泊爾製造」的服飾。

Motherhouse是孟加拉當地員工福利做得最好的企業。該公司的薪資比市場高兩倍以上,還有完善的職業訓練及保險制度,成為孟加拉人推崇的企業之一。

屢獲青年大獎

山口在2008年獲選為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青年領袖和獲《彭博商業周刊》選為亞洲最傑出年輕創業家;2009年被美國施瓦布基金會選為「日本最傑出年輕社會企業家」,2011年被日本最大財經雜誌《日經Business》選為「創造時代的百大人物」,備受國際囑目。

用談話治療名為抑鬱的非洲瘟疫

對抗過貧窮、愛滋,前美國外交官尚恩.梅貝瑞(Sean Mayberry)於非洲多年工作中,發現有另一場同樣致命的瘟疫,正無聲侵襲非洲。有統計指出,至少五分之一非洲女性有精神健康問題,而頭號殺手正是抑鬱症,大大影響了她們的生產力及家庭。尚恩於是成立「StrongMinds」,以言語治療小組模式輻射,協助非洲婦女對抗抑鬱蔓延。

獨坐穢物中少年

尚恩來頭不小,亦絕非非洲事務的門外漢。他於美國長大,結束美國外交部的8年工作後,全情投入非洲事務。他曾擔任FXB International及VisionSpring的總裁,致力從根源解決非洲貧窮問題,多年來亦一直協助推行抗愛滋及抗瘧疾計劃。但正於他開始覺得工作稍有成果,另一個問題卻找上了他。

有一天,尚恩去探訪一對生活環境逐漸好轉的非洲夫婦、分享他們的喜悅之際,他看到遠處有一名少年獨坐在樹下。尚恩一問之下,夫婦才含糊其詞的說道,這名少年是他們被確診患有精神病的孫兒。不忍少年孤獨一人,尚恩走過去陪伴他,才發現少年坐在自己穢物之中,而家人亦愛莫能助。

醫生卻嚴重不足

這並非尚恩首次留意到非洲精神健康問題,但因為這個少年,他決定不再對此視若無睹。尚恩亦很快鎖定最常見及最致命的精神問題:抑鬱。尚恩不乏與抑鬱患者生活的經歷,他深知它對一個家庭可以帶來多少傷痛。

尚恩形容抑鬱症是一場無聲瘟疫,而後果是災難性的,病者無法工作、睡眠、正常進食或正常社交。粗略估計非洲有過百萬人患有抑鬱,對女性的影響更甚於男性,以致她們根本不能照顧家庭。

非洲相關醫護人員更是極少,美國每10萬人有9名精神科醫生,但非洲只得0.05名。加上非洲對於精神病患仍然有許多迷信和標籤,令問題雪上加霜。

尚恩因而成立StrongMinds,旨在促進非洲女性的精神健康,尤其是抑鬱問題,他相信解決此問題,才能令非洲真正強大起來。開首StrongMinds花了許多時間和資源於電台宣傳精神健康的重要,但尚恩形容該段行動是「用他們不明白的語言大叫」,因為無知和根深柢固的標籤令患者對尋醫卻步。

用談話輻射影響力

如何可以打破抑鬱患者的圍牆,鼓勵他們走出來?StrongMinds後來採用了一種相當嶄新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由舉辦許多談話治療小組,由專業精神科醫生監管及訓練本地婦女,讓她們領導10人左右的談話小組,用言語及溝通的力量治療抑鬱婦女。此方法一來避免用藥,因為非洲藥物昂貴及安全度不高,二來非洲婦女「同聲同氣」達致治療效果,又可以避免被標籤「有病」。

而於談話治療小組畢業的婦女,再度受訓及受監管下,亦可自行運作其他小組,讓談話治療的成效輻射出去,莎拉就是一個好例子。莎拉有9個孩子,丈夫兩年前人間蒸發,販賣農產品收入微薄,面臨被地主趕走,艱難的生活令她嚴重抑鬱。StrongMinds的談話治療小組在知道莎拉的狀況後,不但安慰她,更協助她與地主談判讓她不用被逼遷,又幫忙她賣農作物的生意。最後莎拉渡過難關,她現在不再抑鬱,還另外自己開了談話治療小組,幫助其他有需要婦女。

StrongMinds統計,參加過談話治療小組的婦女八成減輕了抑鬱症的症狀,婦女對於生活的滿意度顯著提高,社會網絡亦大幅進步,家庭成員更常一起用餐,孩子輟學的情況減輕等等。有524名婦女「畢業生」自己開辦自己的談話治療小組,影響總共超過10萬人。StrongMinds於2017年從近900隊當中脫穎而出,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舉辦的「全球危機挑戰賽(MIT Solve)」選為解決全球精神健康危機的得獎隊伍。

抑鬱其實沒想像中可怕,言語、關懷和溝通,或者就足以治療。

作者為仁人學社專欄作家黃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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