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出人道醫生法保羅

最近詢問幾位美國朋友,誰是他們心目中最優秀的社會創業家。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答是法保羅醫生(Dr. Paul Farmer)。保羅是著名的醫療人類學家與傳染病科醫生,他從醫之路,敢放突破傳統,提倡平等健康人權的發展。他認為醫學教育的目的不是提供謀生方法給學生,而是為了促進社區的健康。

法保羅出生於1959年,是六名孩子中的老二。父親崇尚自由精神,帶領家人過着嬉皮士式的生活, 每4、5年就穿越30個州省,轉移居所。保羅的童年生活返璞歸真,曾居住在佛羅里達州一輛改裝的汽車上,也在墨西哥灣住過帳篷和船屋。他天資聰穎, 在校成績優異, 考取獎學金到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攻讀醫療人類學。

邊讀博士邊救人

保羅是天主教徒,在大學時曾協助一名修女改善煙草工人的生活,這些工人大部分來自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海地。在耳濡目染下,保羅深深被海地苦難的歷史吸引。1983年大學畢業後,他一面申請入讀哈佛大學的醫學系,另一面就跑到海地。當時的獨裁統治者利用酷刑、暗殺等手段鎮壓異己,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當地資源匱乏,瘧疾、肺結核、傷寒等傳染病肆虐,醫療人員苦無對策,窮人更無法獲得適當治療。保羅受到感召,矢志在最貧窮的地區服務。不久,他接到哈佛大學的入學通知,讓他修讀醫學和醫療人類學博士學位。他隨即回到美國註冊入學,旋又拿着學習資料回到海地。隨後三年,他往返兩地,只在考試和實習時回到哈佛,其餘時間就留在海地救治貧窮病人, 累積珍貴的臨床經驗。

1985,保羅成立了一間名為Zanmi Lasante的診所,並培訓當地醫療人員。這間診所不停擴展,往後十多年,發展成為一間擁有護士學校、手術室、衛星通訊和血庫的醫院;並成為其他貧困地區同類診所的榜樣,不僅治病防病,還提供全面的社會與自我改善服務。到了1986年,海地的形勢更為混亂︰軍人奪權,人民起而反抗,愛滋病不斷散播。有見及此,保羅在1987年聯同幾位好友在波士頓成立一間慈善醫療機構——「健康夥伴」(Partners in Health),為貧窮人士提供醫療服務。1990年,保羅以優秀成績畢業,繼續在海地和波士頓兩地行醫。

保護窮人義不容辭

「健康夥伴」的目標為「向有最迫切需要的人提供現代醫療服務,成為絕望者的解藥」。它的運營模式不限於治病,還包括提供流動普查設備、保健宣傳工作者培訓、診所、學校、登門提供複雜藥物療法,以及關於傳染病的研究。保羅和他的團隊研製創新藥物劑量療法,成本只為美國的1%,令許多地區降低了抗藥性肺結核和愛滋病的死亡率。20多年來,「健康夥伴」已擴展到海地8個地區和5個國家。保羅在1993年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頒發的22萬美元「天才獎金」,他全數捐給「健康夥伴」成立「健康與社會公義學院」。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離開白宮後,致力於非洲發展事務,他也受到「健康夥伴」的影響和啟發,決定到盧旺達開展類似的醫療項目。

保羅每年有四個月在波士頓看病和教學,其他時間則在海地照顧貧窮病人。他也到秘魯照顧結核病和瘧疾病人,又到古巴協助促進公共衞生;還說服了世界衞生組織及世界銀行提供資金,改善了西伯利亞監獄結核病大量爆發的危機。保羅才氣縱橫,精力充沛,不停地奔走世界各地籌募捐款,讓窮人也能接受治療。

保羅認為疾病往往源於貧窮、暴力和不平等的制度。所以他自稱為窮人的保護者,希望減少全球各地的飢餓、疾病及不必要的死亡,並致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社會公義運動來解決問題。

推動平等健康人權

保羅指出疾病與健康議題不能只是關注於疾病本身,需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疾病的病源問題,因為許多疾病並非只是病毒感染與治療方式的問題,而是有其社會結構問題。以肺結核為例,很多海地高原上的病人治療失敗,往往是沒有定期服藥,甚至導致複雜的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病人無法定期服藥的原因有數個:許多人因交通的資源問題而未能定期覆診拿藥,沒有錢坐車、距離太遠,或是交通工具不足﹔此外,病人普遍營養不良,所以就算能定期服藥,也會因為營養問題而惡化,甚至感染周邊的人。所以他決定建構更多地區性的醫療中心,培訓當地人(多數為痊癒的患者)成為監督服藥和提供藥物的駐點服務人員。同時,依不同地區的情況來協助改善病人的營養狀況、家庭和健康狀況,甚至提供相關工作機會來協助改善病人的生活。

第二個造成疾病蔓延與惡化的主因,是當地政府在健康系統中所提供的資源。由於海地的政治與經濟均受外國干擾,許多資源的供應(如藥物和醫療物資等)與運輸均受到很大的影響,同時,也讓醫療人員無法持續協助病人。

由於政經動亂,高原居民湧往大都市謀生,但是因為沒有適當的謀生能力,許多人只能從事體力勞動或性工作,這些因為政治經濟所造成的「結構暴力」問題,造成了窮人的健康問題,他們也因此而成為了病患者。許多人又帶病回到高原,令病菌擴散,增加治療上的困難。

如果我們忽略弱勢社群的問題,終究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和健康問題,因為疾病能透過傳染而產生更為嚴重的變異。這些問題,在發展中國家或許因為醫療資源與技術短缺「僅」造成病人大量死亡;但是在中高度發展國家,則可能會造成社會動亂或國家安全問題。

保羅知道要解決疾病只靠醫學是不行的,同時必須解決社會和制度的不公與不義。他以醫療人類學為引導,審視病患、健康、治療、社會制度及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結合治病和公共衞生的工作,來解決社會和醫療問題。

用手提包裝載希望

最近有一批名牌手袋在拍賣會上以高價出售,競投的人趨之若騖,大大超出了拍賣行的預測。這令人不禁要問:手袋何價?除了身份象徵外,它們有何社會效益?有一位年輕設計師希望有一天能在巴黎、米蘭、東京、紐約的街道上,看見許多時尚的女性拿着「孟加拉製造」的手袋,自信地走在路上。

她就是日本品牌Motherhouse社長兼首席設計師山口繪理子。她深信只從產品的外觀價值來做消費選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後將是追求了解產品背景與內涵的時代。這種良心消費模式由消費者帶動,可以從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中實現,有助建構更美好的社會。

山口繪理子出生於1981年,小學時被同學欺凌,數年無法上學。為免母親擔憂,她決定堅強振作,每天努力在學校逗留一小時、兩小時,最終可以留一整天。她從中學會了一步一步,慢慢地累積進展,成為她做人的核心價值。

到異國追夢的女孩

上中學後,她無心向學,幸好高中時迷上了柔道,靠不斷鍛鍊,朝目標前進,打進青少年奧運賽,同時拚命讀書,考上慶應大學綜合政策學系。

念大學時,山口開始關心發展中國家,促使她在大四那年到美國華府的國際援助機構美洲開發銀行實習。令她詫異的是,大批精英分子坐在舒適的辦公室鑽研政策,在電腦前把大筆援助金送出去,卻從未到過他們援助的國家。2004年,她上網搜尋「亞洲最窮國家」,熒幕上跳出「孟加拉」,她隨即毅然買機票飛往該國。映入眼簾的孟加拉生活情景嚇儍了山口,她第一次站在貧民窟中,令她感慨萬千:為什麼在如此發達的年代,還有這樣貧窮的地方呢?先進國家所資助的援助金又用到哪裏去了?山口決定到達卡的BRAC大學研究院攻讀,成為該校第一個外國研究生。

善用當地資源 創造優質品牌

在落後的回教國家唸研究院,對受傳統日式教育的山口來說,幾乎是天方夜譚。在兩年的學習中,她逐漸適應當地的生活方式,並欣賞該國許多珍貴而獨特的資源。她不停地思索,除了捐款之外,還能為這個貧窮的國家做些什麼。孟加拉政治紛亂,貪污強權無處不在,當地人即使有心求變,也感無能為力。

山口認為,商業是改變社會的最好方法,只有工作才能協助窮人自力更新。畢業後,她在當地一家日本公司找到差事,接觸到的歐美買家都到此採購極其廉價的貨品,其中包括裝咖啡豆用的麻袋。黃麻是孟加拉的特產,能百分之百被分解及回收,可以製成麻布袋。山口拿出所有積蓄,計劃利用天然黃麻與牛皮,培訓當地人製造精緻的手提包。

年僅24歲的山口在2006年成立Motherhouse。當時,大部分工廠從來沒有做過講究細節的高級產品。Motherhouse的使命就是要建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品牌」,設計時尚的黃麻手提包,讓人們不再只是因為憐憫而捐助孟加拉,而是用購買來肯定孟加拉也能製造優質產品。

山口深信每個人都擁有無限的潛能,只要能提供最能發揮潛能的環境,配合當地資源,就是落後地區的人也可自力更生。

取之於斯 回饋於斯

山口創業時經歷不少挫折和困難。她曾遇上血腥衝突,導致工廠附近被封街一周,解禁後機器原料全被搬空,合夥人也捲款逃跑了,令她賠上全部積蓄。山口打算放棄返回日本,但當她看到歐美買家趕着離境的新聞時,不禁想起自己的理想是為幫助當地人尋找可能性,不是為買廉價貨品而來。終於,她擦乾眼淚又留下來。

山口原本想找日本設計師協助,但是設計師們一聽到在孟加拉工作,便立即拒絕,她只好自己學習設計,成為Motherhouse第一位設計師。她發現自己心中的「高品質」與當地所謂的「高品質」差天共地,因此花了大量心力在品質管理和員工訓練上。山口從改變工人的觀念開始做起,要求他們造出比之前品質更好、更講究的手提包。她堅持親自檢查,連每個細節也一絲不茍。她還跑到日本師傅的門下,從頭開始學習做手提袋的工藝。

Motherhouse的設計不斷創新,品質也格外精緻,在孟加拉開創了全新的商業模式。

另一個艱巨的挑戰則是價值觀的問題,一般人往往視發展中國家的產品為「廉價且劣質」。山口反其道而行,挑戰傳統觀念,走高檔的路線。對日本人來說,孟加拉是遙遠而陌生的國度,令山口初期推廣產品時四處碰壁。她不厭其煩地把Motherhouse的理念、生產流程、經驗等一一分享給其他人聽,讓顧客能感受她的夢想。

Motherhouse開業後第二年即開始賺錢,產量也從第一批的160個手提袋,發展到每月4500個。2007年,山口開了在日本第一家店舖;2008年,Motherhouse首次進駐百貨公司,同年,她在孟加拉也有了自己的小型工作室和兩名員工。現在,工廠的員工已經增加到30多人,銷售人員也達到80多人。日本國內已有12個銷售點,更在台灣開設了第一家海外分店。另外,山口還拓展「尼泊爾製造」的服飾。

Motherhouse是孟加拉當地員工福利做得最好的企業。該公司的薪資比市場高兩倍以上,還有完善的職業訓練及保險制度,成為孟加拉人推崇的企業之一。

屢獲青年大獎

山口在2008年獲選為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青年領袖和獲《彭博商業周刊》選為亞洲最傑出年輕創業家;2009年被美國施瓦布基金會選為「日本最傑出年輕社會企業家」,2011年被日本最大財經雜誌《日經Business》選為「創造時代的百大人物」,備受國際囑目。

用談話治療名為抑鬱的非洲瘟疫

對抗過貧窮、愛滋,前美國外交官尚恩.梅貝瑞(Sean Mayberry)於非洲多年工作中,發現有另一場同樣致命的瘟疫,正無聲侵襲非洲。有統計指出,至少五分之一非洲女性有精神健康問題,而頭號殺手正是抑鬱症,大大影響了她們的生產力及家庭。尚恩於是成立「StrongMinds」,以言語治療小組模式輻射,協助非洲婦女對抗抑鬱蔓延。

獨坐穢物中少年

尚恩來頭不小,亦絕非非洲事務的門外漢。他於美國長大,結束美國外交部的8年工作後,全情投入非洲事務。他曾擔任FXB International及VisionSpring的總裁,致力從根源解決非洲貧窮問題,多年來亦一直協助推行抗愛滋及抗瘧疾計劃。但正於他開始覺得工作稍有成果,另一個問題卻找上了他。

有一天,尚恩去探訪一對生活環境逐漸好轉的非洲夫婦、分享他們的喜悅之際,他看到遠處有一名少年獨坐在樹下。尚恩一問之下,夫婦才含糊其詞的說道,這名少年是他們被確診患有精神病的孫兒。不忍少年孤獨一人,尚恩走過去陪伴他,才發現少年坐在自己穢物之中,而家人亦愛莫能助。

醫生卻嚴重不足

這並非尚恩首次留意到非洲精神健康問題,但因為這個少年,他決定不再對此視若無睹。尚恩亦很快鎖定最常見及最致命的精神問題:抑鬱。尚恩不乏與抑鬱患者生活的經歷,他深知它對一個家庭可以帶來多少傷痛。

尚恩形容抑鬱症是一場無聲瘟疫,而後果是災難性的,病者無法工作、睡眠、正常進食或正常社交。粗略估計非洲有過百萬人患有抑鬱,對女性的影響更甚於男性,以致她們根本不能照顧家庭。

非洲相關醫護人員更是極少,美國每10萬人有9名精神科醫生,但非洲只得0.05名。加上非洲對於精神病患仍然有許多迷信和標籤,令問題雪上加霜。

尚恩因而成立StrongMinds,旨在促進非洲女性的精神健康,尤其是抑鬱問題,他相信解決此問題,才能令非洲真正強大起來。開首StrongMinds花了許多時間和資源於電台宣傳精神健康的重要,但尚恩形容該段行動是「用他們不明白的語言大叫」,因為無知和根深柢固的標籤令患者對尋醫卻步。

用談話輻射影響力

如何可以打破抑鬱患者的圍牆,鼓勵他們走出來?StrongMinds後來採用了一種相當嶄新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由舉辦許多談話治療小組,由專業精神科醫生監管及訓練本地婦女,讓她們領導10人左右的談話小組,用言語及溝通的力量治療抑鬱婦女。此方法一來避免用藥,因為非洲藥物昂貴及安全度不高,二來非洲婦女「同聲同氣」達致治療效果,又可以避免被標籤「有病」。

而於談話治療小組畢業的婦女,再度受訓及受監管下,亦可自行運作其他小組,讓談話治療的成效輻射出去,莎拉就是一個好例子。莎拉有9個孩子,丈夫兩年前人間蒸發,販賣農產品收入微薄,面臨被地主趕走,艱難的生活令她嚴重抑鬱。StrongMinds的談話治療小組在知道莎拉的狀況後,不但安慰她,更協助她與地主談判讓她不用被逼遷,又幫忙她賣農作物的生意。最後莎拉渡過難關,她現在不再抑鬱,還另外自己開了談話治療小組,幫助其他有需要婦女。

StrongMinds統計,參加過談話治療小組的婦女八成減輕了抑鬱症的症狀,婦女對於生活的滿意度顯著提高,社會網絡亦大幅進步,家庭成員更常一起用餐,孩子輟學的情況減輕等等。有524名婦女「畢業生」自己開辦自己的談話治療小組,影響總共超過10萬人。StrongMinds於2017年從近900隊當中脫穎而出,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舉辦的「全球危機挑戰賽(MIT Solve)」選為解決全球精神健康危機的得獎隊伍。

抑鬱其實沒想像中可怕,言語、關懷和溝通,或者就足以治療。

作者為仁人學社專欄作家黃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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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貧需要重實踐的教育

誰都知道教育很重要,教育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乃至一個國家的命運。可是,對於廣大貧困人群來說,教育常常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馬丁.博特出生在巴拉圭一個富裕的家庭。在這個三分一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世界最不發達國家裏,他是極少數有機會出國留學的幸運兒之一。

1983年,博特從美國學成歸來,卻發現自己所學的公共管理專業在當時的獨裁體制下毫無用處。博特轉而將目光投向當時方興未艾的小額貸款領域。他在1985年成立了巴拉圭基金會(FP)。這是該國第一個專注於發展領域的非營利組織,也是第一個小額貸款機構。

市場彌補政府的失靈

就在FP的一切剛剛起步之時,巴拉圭獨裁政權在1989年突然倒台。博特成為新政府的商務部副部長,卸任後又當選為首都亞鬆森市的市長。然而,這段從政經歷卻讓博特更清楚地意識到政府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的局限,官僚體系下的繁文縟節也讓他不堪其擾。博特最終還是卸下一切公職,回到了FP,決心用市場和社會的力量來彌補「政府的失靈」。

博特對FP的期待不再是傳統的「扶貧」,而是要「根除貧困」。在他看來,拉美局勢長期動盪的深層原因在於貧困,而要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就需要具備社會企業家精神。在他的領導下,FP的業務範圍從向貧困人口提供小額貸款,延展到了推動公民參與、環境保護、農村發展,以及教育促進等工作。

與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巴拉圭的教育系統沒有能夠有效滿足國民的教育需求。在當地15至24歲的年輕人中,有30%的人要麼沒能在學校裏學到任何實用性的技能,要麼掌握了技能卻找不到任何工作。面對這種情況,FP早在1995年已採用「國際青年成就」(一家致力於幫助青少年掌握經濟和商業知識的非營利機構)的方法,向國內處於弱勢地位的年輕人提供理財知識和創業技能培訓。

自給自足的學校

2003年,FP接管了一所已經破產的農技學校,招收來自長期貧困家庭的15至18歲孩子,讓他們寄宿在學校一邊學習一邊工作。學校的課程分為15個教育和實踐單元,須在3年修讀完成。內容既包括傳統的高中各科目課程,也包括農業方面的理論知識,還有許多實踐課程。在這些實踐課程裏,學生通過生產、銷售等形式,實際參與運營校內企業,以此來學習農業和商業的實用技能。學生還得以通過這些實踐獲得收入,支付自己的學費。

學校鼓勵這些貧困孩子自主創業,每位學生在畢業前須上交一份商業計劃書,並可以獲得一定量的小額貸款。每位合格的畢業生都會獲得有國家資格認證的證書,他們可能成為農業推廣人員或農業學校的教導員,也可能帶着一份商業計劃書和小額貸款回家創業。目前,該校的畢業生就業率已能達到100%。

該校一共開辦了17家校辦企業,既可以為學生提供充足的實訓機會,也能夠產生收入維持學校的日常運營。在FP接管該校的五年後,這所學校通過校辦企業實現的收入已經能夠完全滿足學校的運營支出,從而不再依賴政府的補貼和社會的捐贈。

2009年,「自給自足的學校」模式成為「世界教育創新峰會」評選出的世界教育創新大獎得主。博特在大會上提出了自己的「在實踐和發展中學習」的理論。在分享經驗時,他說道:「我們應當相信,教育活動自身也能帶來收入,解決教育存在的問題,並有助於提升教育服務對象的尊嚴。」。他進而指出:「有了尊嚴、適度的金融支援和合適的課程,我們就可以幫助一個貧困的15歲鄉村女孩在她18歲時成長為一名鄉村創業者,或是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從而擺脫貧困。」

2007年,FP加入了「克林頓全球倡議」,將「自給自足的學校」模式向世界範圍推廣,讓更多的貧困孩子在「創收」的過程中學習農業技能、理財知識、創業經驗和領導力。如今,該模式已經在全球30多個國家的50多所學校裏獲得復制。FP也已成為拉美地區最優秀的小額貸款機構,為超過7萬名處於貧困線以下的借款人服務。

創新遠程醫療 為窮人遙距治病

印度公共醫療系統落後,國家醫療預算只佔國民生產總值4%,因此大部分醫療開支需由個人承擔,而鄉村地區的醫療設施更落後不堪。據2015年世界衞生組織數據,印度平均壽命僅68.3歲,於世界排名只得125位。

有見及此,出生於印度的雪萊.薩生拿(Shelley Saxena)認為,如果要以低成本改變醫療問題,預防保健顯得非常重要,如果印度人能夠定時檢查身體,即可以避免很多疾病。他希望透過結合醫療和科技,提高人們對預防保健的認知,逐步改善印度人的健康。

團體保險形式營運

雪萊於大學時主修工程,後來到康奈爾大學念工商管理碩士,畢業後擔任IBM的產品經理。雪萊的媽媽住在印度的二線城市勒克瑙(Lucknow),有一次她患了丙型肝炎,卻因為誤診而得到錯誤治療,臨近死亡邊緣。這讓雪萊驚覺,假若二線城市也會發生誤診情況,鄉村的情況想必更加嚴重。2011年,他毅然在美國以46000美元創立Sevamob,決心修補這個發展中國家的嚴重醫療缺口,為金字塔最底層的人提供醫療服務。

Sevamob是全球第一間結合人工智能、大數據和遠程醫療(Telehealth)來提供「最後一哩」的醫療服務,讓病人能在一站式的綜合平台上有更多更全面的選擇。平台分為三部分,第一是供前線護理人員在線下為病人輸入資料的流動程式,資料會在上線時更新資料庫。第二部分是病人與醫生聯繫的B2C流動程式,病人能透過程式預約醫生並進行視像諮詢會議,醫生也能看到病人的電子病歷。第三部分是24小時的網上平台,病人能夠隨時查詢所需的服務、數據、病歷報表等資料。

機構以團體保險形式營運,為受保的團體會員提供流動診所和遠程醫療的市集平台。團體客戶包括鄉村學校、宗教團體、私人公司、非牟利機構、政府、大機構的企業社會責任(CSR)部門,受保的會員一般是低收入或邊緣人士,他們只需付很低的月費,Sevamob的流動診所便會提供基本的醫療護理和藥物。機構提供24小時求助熱線、病人可聯絡醫療網絡的醫院、醫生、診所、病理學家等。

人工智能技術降成本

Sevamob的前線員工會帶着平板電腦和軟件,在三四線城鎮和鄉村為會員登記個人資料和電子醫療記錄,然後進行首次檢查,亦為會員進行基本的護理服務,及現場派發基本藥物如退燒止痛藥、驅蟲藥、營養補充品等。如果藥物需要醫生處方,前線人員會開一張票,即時送至後勤醫生,醫生會就病人情況開處方,或約見病人機構,亦發展了市場上獨有的皮膚病測試技術,在沒有醫生的諮詢下也能準確診斷11種皮膚病。

另一項是低成本的驗血技術,能即時分析紅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的數量。前線人員也能做一些簡單測試,馬上得知病人缺乏哪種營養,然後制定營養餐單和運動建議。機構利用數據分析追蹤病人的健康指標,跟病人建立長遠的關係。

在創辦公司之前,雪萊做了詳盡的市場調查,發現80%的人都願意付便宜的月費換取服務。他把基本月費設為1.4美元,包括基本上門護理檢查和意外保險,而只要多付0.7美元,就能享用高達440美元的住院優惠, 而無需現金預繳。病人可透過視頻諮詢醫護人員,免卻病人長途跋涉到醫院診症的成本。對醫生來說,他們能透過平台獲得更多收入,而且由於平台能收集和整理病人的資料,醫生能利用更詳盡的數據來診症。

每月保費只需1.4美元

Sevamob以輻射式系統( hub-and-spoke model)提供醫療服務,達致成本效益,成本比同類型公司低一半,而且平台具有擴展的潛力。機構主要的收入是保費,以及出售軟件的牌照費。機構以特許經營的模式,透過地區經銷商,把營運模式複製至偏遠地區。Sevamob於2017至2018年的財政年度收入為62萬美元,在創辦的幾年間也吸引了不少社會投資者的注資。今天,Sevamob每個月提供2萬宗病人諮詢服務,超過 500間第三機構共用這個平台,服務已擴至非洲,證明了遠程醫療解決全球醫療問題的巨大潛力。

農民為本的非洲創新FinTech

據聯合國統計, 全球高達7億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大部分均為非洲人。在非洲,七成人口以務農為生,可是這群小農缺乏高質素種子和肥料,亦只靠貧乏的農業知識去耕作,因此他們每年的農穫只夠餬口。

改變儲蓄習慣

MyAgro團隊致力打破此惡性循環,為小農們的生活帶來曙光。MyAgro以科技建立創新金融儲蓄系統,教育小農以預繳的方式積穀防饑,為下一農季的種子和肥料作儲備。團隊除了為小農打好優質的務農基礎,更教授他們耕作技巧,為小農帶來全面協助。

MyAgro的創辦人Anushka Ratnayake 10年前在國際知名的社會貸款機構Kiva工作,過程讓她了解到財務管理對農民的重要性。後來她加入另一個基金會,協助肯尼亞農民發展一個金融還款制度。Anushka做事親力親為,她希望透徹了解小農的需要,因此經常與團隊面見不同非洲國家的小農們,也會刻意留意他們的消費模式和習慣。

先還未來錢

她發現非洲的小農每年有現金周轉的需要。每逢收成期,小農們都能有一定的盈餘;可是在下一個農季開始前,他們卻沒有足夠的現金去添置種子和肥料。當地政府資源同樣貧乏,難以提供農業津貼;而銀行業系統也不健全,住在鄉郊的小農往往需要步行一天才能到銀行申請借貸。近年不少機構會提供微型貸款,然而因環境所限,Anushka指出只有7%的非洲小農能接觸到傳統的銀行或微型貸款服務。

「我能為明年的貸款先還錢嗎?」小農某天的一句話啟發了Anushka。她在訪談中發現小農希望向她借筆資金購買來年的種子和肥料,但小農卻會在今天先把錢「還給」她。雖然小農不會說「信貸」或「預繳」這些財務術語,但她理解到小農需要的不只是貸款,而是一種能讓他們自立的儲蓄服務。

「如何可以建立便捷的儲蓄系統去累積小農資產,以應付明年的農務需要?」Anushka巧妙的乘着當地手機普及化的熱潮,以電話卡作參考,發明一張MyAgro儲蓄刮刮卡,並透過非洲當地小商戶向小農發售。當小農有收入時,便可在附近商戶購買一張指定金額的儲蓄刮刮卡。金額數目多元化,最少可低至1美元。小農使用MyAgro儲蓄刮刮卡時,只需把刮出的編碼通過短信發送給MyAgro,即完成付款手續。此舉等同提前為種子和肥料預繳訂金,在播種前,MyAgro便把優質種子和肥料送到小農手上,MyAgro還貼心的提供相應的種植培訓予小農們,為他們的農季帶來美好開始。

貼心服務 快速增長

2012年起,MyAgro在馬里和塞內加爾提供實驗性項目,起初只有200多名農民加入;在過去一年,MyAgro的小農用家數目增加至3萬多人,並為他們帶來高達六成的年收入增長。更重要是MyAgro打破了傳統現金流系統,以科技建立以小農為本的創新金融體系,改善小農生計。Anushka表示有近七成的用家為女性,她自豪地帶動當地弱勢女性社群參與農業培訓,也樂見女性的財務意識有所提升。

現時MyAgro團隊超過300人,在非洲多個國家去實踐此創新服務。在今年MyAgro更勇奪「 斯科爾社會企業家大獎」(Skoll Award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並將把過千萬港幣獎金用於打開更多非洲農業國家市場。Anushka期望2025年, MyAgro能服務過百萬人用家,使農民收入倍數增長。憑藉着高品質的農產品配送和針對性的培訓服務,一天小農們能達至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