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社企力量讓貧農富起來

中國的公益組織近年開始積極探索轉型為社會企業,愈來愈多新興社企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涉及業務廣泛,涵蓋養老、殘障、教育、環保、扶貧、健康等領域。雖然政府及民間對社企還沒有統一界定,但實踐者已經先行動起來。由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創辦的北京富平學校是早期社會企業的典型代表。

微型金融服務是北京富平學校最早啟動的項目。1993年,經濟學家茅于軾教授與時任亞洲開發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湯敏以扶貧和社會發展為己任,在多次考察山西後,決定在當地以500元(人民幣.下同)開始小額信貸實驗,為貧困農戶提供貸款,至今已發展至山西永濟、四川大邑及北京。截至2012年底,累計發放貸款13505筆,貸款金額逾1.9億元,幫助逾3000餘農戶生活得到改善。

貸款以家庭為單位,為農民提供資金,每筆不逾3萬元,毋須抵押或擔保,透過當地信貸員和管理人員團隊,培育借貸人的誠信。農民可把這些貸款用於各類有經濟效益的產業、教育和醫療用途。此舉逐步改善貧困農民的生計,提高收入。20多年來,富平與農村社區組織合作,投入資金、技術和人才,孵化培育當地微型金融機構和培育金融人才, 增加農村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

茅于軾看到農村的貧困問題需要多種解決途徑, 僅有小額貸款還不足夠。湯敏曾在菲律賓工作十多年,目睹該國成功輸出「菲傭」,創造龐大外滙收入。兩人於是選擇家政服務為另一個發展重點。2002年,北京富平學校以民辦非企業形式在北京成立。富平取的是「扶貧」的諧音,亦有「讓平民富裕起來」的意思。

在京首辦保姆學校

學校設立社會企業—北京富平家政服務中心,主要培訓家政服務員(俗稱保姆)和提供就業服務,藉以改善貧窮婦女的生活,為她們提供平等的發展機會。

第一批27個學員,全部來自中西部(如山西、湖南、河南和河北等省)貧困地區的婦女,中心以務實課程為主,包括禮儀、烹飪、採購、洗燙、護理、清潔、 教育、家電使用和寵物飼養等;並注重心理調整,讓農村婦女適應城市生活。學員不用先交學費,等培訓完畢在中心幫助下找到工作後,再用工資分期還款來補交學費。

家政中心對客戶和學員同樣重視,如客戶對家政服務員不滿意,可以送回服務員,重新聘用新的服務員。中心定期會有督導老師和客戶聯繫,了解服務員的工作情況。

另一方面,家政女工互助小組為服務員組織郊遊、聯歡等活動,增加服務員對職業的認同。在富平家政推動下,政府目前予每位上任新員工補貼1000多元的培訓和上崗費用。在2000年以前,北京市家政服務員是沒有休息日的;中心成立後,逐步為家政服務員爭取到每周休息一天的權益,並成為行業慣例;隨後又爭取到在法定假日加班可獲雙倍工資的權利。

2005年,中心成立了緊急救助基金,為因患重病無法承擔醫療費,甚至喪失工作能力的服務員提供援助。從2002年至今,富平已為逾2.5萬名貧困婦女提供培訓和就業的持續服務,每年創造逾3億元的GDP。

在農業生產中,為追求效率和收益,農民不惜超標使用農藥和化肥,導致土地受損,生產力下降。這樣的生產過程亦對消費者和生產者自身健康帶來危害。

更嚴重的是,消費者對國內的農產品失去信心, 形成不良的產業循環。面對這樣嚴重的問題,富平在2009年轉向有機農業生產,與日本著名社會企業守護大地協會【註】合作,開展「富平-大地生態與信任農業」項目,引進行之有效的農業互信文化和重視生態保護的有機耕種。富平在山西、四川、河南等中西部農村地區建立社區學習中心,培訓了1.8萬多名農民,為60多家農民組織提供有機農業的技術和管理培訓,並灌輸誠信責任。有了良好的耕作生產規範,種出安全和健康的農產品,消費者就可安心購買有機農產品,農民收入就能持續改善,形成一個良性的信任循環。

推動農業互信文化

經過3年努力,富平農民學院在2012年成立,招募有志長期從事生態信任農業的青年和農民,邊生產邊教學,培養更多實踐有機信任農業理念的農戶;又在2013年成立了社會企業─北京富平創源農業科技發展有限責任公司,在天津設有種植示範園,作為給農民提供培訓、參觀和學習的示範基地。該社企全面引進和推廣日本「守護大地協會」的生產標準和監察方式,制定出適合中國農業發展的「富平──大地生態信任農業標準與規程」;並篩選合適的農戶簽約,按照嚴格的種植標準種植,生產過程透明可追溯,保證蔬菜安全與品質。目前在京津地區生產和銷售有機農產品,並提供宅配業務。

關注兒童早期教育

教育不公平是中國社會最具長期影響的一環。由於早期教育和學前教育不在政府提供的免費教育之內,市場上幾乎沒有適合中低收入家庭幼稚教育的課程和教材。富平自行研發活潑生動、老師容易教、孩子容易學的課程,整套課程主要包括閱讀、音樂、數學、知識思維和科學、美術美勞、識字、拚音等,把語言、科學、藝術、健康、兒童社會發展五大領域整合其中。

在2011年,富平把這專案轉為社會企業──北京穀雨千千樹教育諮詢有限責任公司,以社會創新方式為中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提供優質教育,目前已有1300家幼稚園分布在北京、甘肅、四川、湖北、雲南、青海等省份。

富平在國內獲獎無數,其中包括2012年被《中國新聞週刊》評選為「影響中國年度公益人物」。2013年,學校被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評選為「2012中國城市化影響力機構」。2014年,茅于軾被英國Prospect雜誌評選為「2014世界思想家」十位獲獎者之一。

註:詳見 守護大地的社會企業

社區自建環保屋 解決房屋問題

墨西哥在21世紀急速城市化,78%的人口搬到城市居住,為房屋供應帶來沉重壓力。國家沒有足夠的可負擔房屋讓國民居住,有2600萬的墨西哥人住在非正式房屋。貧窮家庭沒有足夠抵壓品去取得房屋貸款,造成惡性循環。房屋是穩定家庭的重要元素,居住環境對於家庭成員的健康、教育以至社會流動等各個層面都有重大影響。

墨西哥流行自建房屋,佔了整個房屋市場的58%。低收入家庭花在興建或改善房屋的開支是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這些家庭得不到足夠的財務和專業支援,往往要付出高昂的價錢來購買低質素的房屋物料。

協助居民自建房屋

法蘭西斯高(Francesco Piazzesi)的爸爸做建築生意,他也跟隨父親入行,而且從小已經對為貧窮家庭尋找房屋問題的解決方案特別感到興趣。早在1985年,他已經研發了製造環保磚的機器。九十年代,他創辦了一間財務中介,讓自建房屋者和環保磚製造者也能得到應有的工資。2006年,他寫有關可持續房屋微型貸款的博士論文並拿到獎項。

法蘭西斯高看準了墨西哥這個自建房屋的龐大經濟市場,決心為墨西哥人帶來價格便宜但高質素的房屋,於是正式成立了「Échale a tu casa!」,意思是 「Give your house a go!」,透過建造、貸款、和社區三個層面,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一個能夠自置安全、可負擔和環保的居所。

Echale是一間牟利的社會企業,也是一間B型企業。它的營運模式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自建房屋支援計劃:Echale建屋的主要原料是一種名為Adoblocks的環保磚頭,那是用泥土和其他自然物料造成的壓縮磚頭,既穩固又輕型,而且有隔熱作用。製作磚頭的過程簡單,就連小朋友也可參與造磚的過程。參加計劃的家庭只要能證明自己擁有土地權,機構便會出租製造泥磚的機器和物料,建房子的藍圖,指引和專業技術團隊,包括工程師、建築師、建築工人等。專業團隊也會訓練居民去興建房屋,最後由註冊建築師來監察。

簡化貸款程序 鼓勵儲蓄

第二部分是貸款:興建和維修一間房子的平均成本分別是10000美元和3000美元,這對於一般低收入家庭來說是難以負擔的。一般來說,房屋買家會到地區的金融機構申請房屋貸款,但這些機構除了收取很高的佣金和手續費外,也會收取高於50%的利息。

墨西哥政府容許一種新的社會基金架構(SOFINCO),讓顧客能從家庭儲蓄賬戶得到高利息, 並能以儲蓄賬戶來做貸款的抵押。他們必須把錢存放於一個社會基金,而且要開設儲蓄賬戶並儲好房價或維修價的一成。儲錢之餘也能收到利息,從而鼓勵家庭儲錢。另外,機構透過這個社會基金內的存款來為顧客貸款,不收手續費或佣金,只收利息,貸款者必須每兩個星期還款一次。機構對顧客的社會經濟概況進行詳盡的分析和風險評估,參加計劃的家庭中必須至少有3人賺取最低工資,成功把壞賬率控制於1.5%以下。

第三部分是社區:Echale 的營運圍繞着社區。機構跟地區的房屋協會共同監察興建房屋的過程,也會在社區舉辦工作坊,為居民提供培訓。機構會培訓5位社區成員去興建每間房屋,而且直接向他們支薪。機構也會教育顧客有關財務管理的知識,希望藉着跟顧客的緊密關係,讓顧客為機構擴大網絡,有效發展社區的銷售管道。

複製生態系統 效益倍增

Echale建立了健全的生態環境,帶來了龐大的連鎖效益。其中最重要的是,由於機構只收取30%的利息,沒有任何其他收費,相比起市場上的50%利息,顧客能以合理的利息來貸款,改善了經濟狀況。另外,由於機構規定顧客要存放多於貸款額的10%,也推動了社區的儲蓄文化,同時也教育了其他財務機構,不一定要對貧窮群組收取極高的利息來平衡風險,只要對他們提供適當的支援和教育,也能控制壞賬率。另外,因為機構跟顧客的關係良好,也提高了家庭的還款動機。

社區方面,機構為20萬人提供了培訓和短暫的就業,讓他們有專業的知識和經驗去找新的工作。居民從擠擁的臨屋搬到衞生環境良好的正常房子,大大提升了生活質素,除了改善居民的健康,也讓小孩有正常的學習環境,所有家庭成員在社區內都能活得更有自信。

環境效益方面,機構使用Adoblocks來建屋,大大減低建築廢物的產生和污染。所有自建的房子都加入環保裝置,例如收集雨水的裝置,為政府省下20%的食水;大部分房子用太陽能發電,也省下10%的電費。機構還引用生化沼氣池,減低化糞池洩漏而污染地下水源的機會;環保煮食爐也省下70%的木頭;太陽能熱水爐能不花電力得到熱水等。Echale已發展至社會特許經營權的模式,讓其他機構能複製它的模式在其他地區擴展。

Echale的成功有賴政府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政府除了在法律上承認社會基金這個新的財務單位外,也為Echale的參加者提供補貼,減輕他們的整體貸款。 這個以社區為本的商業模式讓機構跟整個社區的持份者,包括家庭、鄰居、商界和社區團體建立緊密的關係,對於設計和改良產品更為有效。

法蘭西斯高於2011年被選為Schwab Foundation的社會創業家。直到今天,Echale已興建了3萬間房屋和改良了15萬間房屋,讓100萬人受惠。機構的收入來自售賣建築材料和貸款利息, 2014年的年度銷售為500萬美元。這套創新科技已經出口到埃及、海地、貝里斯、阿聯酋等地,證明了完整的生態系統能夠被複製並規模化。

官商民三方協作 印度人人有書讀

教育是推動持續的社會及經濟發展的重要元素,對發展中國家的長足發展至為重要。在印度,卻有超過一半的小學適齡兒童,即大約7000至8000萬小孩沒有機會上學,或者在學卻未能有效學習。

曼德夫博士(Dr. Madhav Chavan)深信接受教育是每個孩子的基本權利,本着「每個孩子有書讀,且學得好」(Every child in school and learning well)的信念, 於1994年創辦了社會企業Pratham,以創新模式帶動官商民投入參與,決意要由下而上大規模改善印度教育。

曼德夫博士出身於印度政治動盪的時代,受社會環境與家庭的影響,大學時期已開始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熱衷於幫助弱勢社群。1988年於印度孟買大學任教時,代表教師罷工運動寫信給印度總理表達訴求,教育部部長邀請他開會商討如何可改善印度教育,並讓他參與國家識字委員會(National Literacy Mission)的項目,又支持他逐步實踐各項教育方案。從此,曼德夫博士以改善印度教育為其重要使命。

大量學童失學

90年代初,曼德夫博士深感由政府帶動的教育項目並未能發揮成效,超過35%在政府學校就讀的學童,在接受三至四年的教育後仍然是文盲,師資與教學資源仍然嚴重短缺,很多老師士氣低落。剛巧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訂立普及小學教育的目標,於是他毅然於成立了Pratham,決意要讓印度每位3至10歲的學童有書讀。

曼德夫博士一開始便訂立了全面而創新的策略,以確保能夠大規模、低成本及有成效地增加教育機會,並全面提升幼兒及小學教育質素。

首先,是官商民三方緊密協作。曼德夫博士決定不再在層層官僚體制中掙扎,改為與村落及村落政府合作,建立地區上的緊密關係。村落主政單位會支持其訂立的識字目標,分享教學工具與資源,並開放學校及公共場地予Pratham使用,多方面支持及配合Pratham的發展;又讓企業成為機構的一部分,包括邀請企業領袖出任董事,為Pratham發展提供策略性建議,並善用企業人才及資源,支持機構的發展。

印度不少大企業,如ICICI銀行、巴哈拉特石油公司(Hindustan Petroleum)等也參與其中。除了提供辦公地方、電腦、設備等,更支付全薪讓員工加入Pratham的行政團隊,為機構出謀獻策。Pratham也大量招募企業員工及民眾作義工,讓他們貢獻自己的專長、時間與資源,鼓勵他們為改善自己社區的教育出一分力。

降低教學成本

為了提供有質素的教學環境,須每年投資大約75美元在每位學童身上,對貧困地區的部門及家庭來說是很大的負擔。Pratham為此積極尋找社區資源,利用社區會堂、寺廟、學校、地方組織等的閑置空間,甚至是老師的家作教室,同時善用企業捐獻的資源如電腦及其他設備。在Pratham初創期間,甚至連辦公室也是借用社區地方,以免浪費資源在租金與行政上。

Pratham逐步開展五項不同範疇的項目,包括為低收入家庭的3至4歲子女提供的學前教育項目,為地方學校能力較弱的小學生提供的學習支援項目、為從來沒有機會上學或中途輟學學童提供的銜接課程、為童工及生活困難兒童提供的外展學習項目,以及為地方學校學生提供的基本電腦知識項目。

各項善用地方資源的措施成功將學前教育項目的成本,大大降低至每人7.5美元,電腦教育項目亦只需每人4美元,各個項目平均的資源投放是每學童10美元。機構因此得以急速發展,讓教育模式能易於被不同的村落、地區及城市所採用。

培養兼職教師

Pratham同時積極帶動民間力量的參與,將未被善用的人力資源投入到教育項目中,而Pratham投放資源最多的地方就是培訓老師。他們招募非勞動人口擔任老師,大部分是接受過教育,但因傳統不能離開家庭出外工作的未婚婦女。為吸引這些年輕而對教育有熱誠的婦女, Pratham確保只是兼職工作,讓她們能夠留在熟悉的社區中,平衡家庭及工作生活。

Pratham為老師提供系統性的培訓,嚴格確保教育質素,更培養老師們的創業家精神,讓老師也成為教育創業者。老師能夠按學生父母的經濟水平收取學費,並利用這些收集得來的資金設計自己的教材套及教學活動,發展自己營運的學校,亦成為她們收入的來源。

Pratham總部會為她們提供培訓及預算,以及就課程提供建議。關於學校的營運及其他細節,Pratham全權交由這些婦女老師負責。這樣絕對的信任並賦權予社區,不單讓Pratham的教育模式迅速於各社區扎根,也讓婦女及社區人士能夠為自己的社區作出貢獻,得到支持與肯定,提升自信與地位。

Pratham打破了傳統由政府牽頭推動由上而下教育措施的模式,改為善用地方與民間力量,帶動大規模的教育項目,發展迅速,成效顯著。

在2014至15學年,單是在印度,Pratham的足跡已遍及21個州,更加拓展至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及瑞典。在近20萬名義工的支持下, Pratham為770萬名兒童及1.5萬名青年人帶來學習機會,並招募超過6萬名義工與培訓了過6萬名老師。

曼德夫博士於2002年被全球最大的社會企業家組織「愛創家」(Ashoka)選為院士,2011年獲得科爾社會企業家獎(Skoll Award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並於2012年獲得被稱為教育界諾貝爾獎的WISE國際教育獎。

程序員供不應求 非洲人才闖出路

2017年聯合國估計非洲人口中60%是24歲或以下的青年人。在全球人口老化情況下,未來50年非洲是五大洲中唯一一個青年人口淨增長的地區,及至2040年左右,15至24歲年輕人會從目前2億翻倍至超過4億,情況近似八十年代的中國──勞動力旺盛,有龐大人口紅利。

要抓住青年人口紅利,非洲國家必須提供足夠工作機會,而青年失業率正是各國領袖一大頭痛問題。2017年國際勞工組織指出,非洲各國的平均青年失業率達10.8%,而南非青年失業率超過50%。

嚴格培訓年輕人

本着「非洲不缺好人才,缺的是機會」理念,Christina Sass與共同創辦人Jeremy Johnston在2014年成立了Andela 。Andela就好比「星探」,他們在非洲國家發掘有潛質做程式員的青年人,聘請他們成為Andela員工,合約為期4年。首半年,Andela會安排他們上課接受嚴格訓練,學習技術和商業知識,期間Andela會為每人提供一部筆記型電腦、廉價住宿和一日兩餐。半年後,員工會被分配到企業參與軟件開發工作,賺取的酬勞一般來說比他們以往的工作為多。

Christina Sass創業前曾在萬事達卡基金會(Mastercard Foundation)任職。當時她負責其中一個項目,是與12家大公司CEO一同設想,如何解決非洲青年人在教育和普及金融的問題。在非洲調研期間,她發現當地有很多優秀的人才有資訊科技背景,但由於苦無機會,被迫在一些普通的企業工作。她不禁想如何可更好利用他們的潛能呢?當時Jeremy正在為自己另一家初創企業打拚,聽到Christina的想法後,一拍即合,在尼日利亞開展了Andela。

對於Andela來說,整個計劃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夠找到好人才。所以他們千挑萬選,務求挑選最好中的最好。這幾年他們從超過9萬個申請者中選中了約700個員工,「孔雀中屏」的機會約是0.7%。

申請者須過五關斬六將,由智力和軟技能測試,到參與逾一天的訓練營(Bootcamp),務求讓Andela全面分析他們的性格、待人接物和解難能力等。能成為Andela的員工都有一些共同特質──「他們大多已經進入社會工作一段時間,約一半以上有電腦科學的背景,可能是大學學位,可能是自學成才。他們一般都有很強的解難能力,很高的社交和情緒情商,最重要的是有良好的工作道德。」Christina如是說。

全球軟件開發員渴市

有了員工,下一步就要替他們找工作機會。這一方面困難倒不大,因為全球的科技企業求才若渴。根據Andela估計,未來10年美國共需要130萬名軟件開發員,相關學科的大學畢業生總數卻只有40萬人,當中這近100萬的職位空缺,就是Andela商業模式的原點。對於大公司來說,Andela就是人才外包公司,當大公司有項目需要額外人手,Andela就「接單」為大公司提供軟件開發人力資源,收取費用。目前Andela的主要客戶是在美國,而由於美國與非洲國家程式員的薪酬相差甚大,這當中的差距就是Andela的利潤空間。

「我們的長期客戶大多是快速成長的初創企業。」Christina 續說,「公司在成長過程中需要大量程式員,為公司建立新產品和功能。我們要求客戶與Andela合作至少一年,他們必須成為我們的合作夥伴,認同我們的理念,這才會成功。」

非洲國家與美國相隔萬里,遙距工作是不是一個問題?「一開始,我們會送學員到美國,在受僱公司工作一段時間,這確保他們對受僱公司有一定認識,而且雙方建立一個互信的工作關係。」Christina認為,坐在尼日利亞拉各斯的Andela程式員,通過電郵、視像會議等科技可以與大西洋彼岸的大公司無縫工作。「而且很多時候這趟美國之旅是學員第一次踏足美國,對他們來說,絕對大開眼界!」

例如尼日利亞一名女孩Tolu,她是Andela 2014年首幾批的員工之一,在加入Andela之前待業了一段時間。Tolu的學歷不差,是一個電腦科學畢業生,但據Tolu說,學科訓練比較紙上談兵,從來沒有在現實中實踐過。Tolu是2500名申請者中脫穎而出的22人之一。之後6個月,Tolu在訓練班上表現突出,在數學和技術測驗中名列前茅。

她獲派到一家紐約的初創企業工作,在短時間內成為團隊隊長,最後成為該初創企業的全職員工。Tolu的完美轉身,正正實踐Andela成立的初衷──「我們希望員工在4年合約完成後可自行創業,或者成為公司的資深程式員甚至資訊科技總監,在職業階梯上晉升,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

夥拍fb走進大眾目光

到目前為止,Andela總融資8100萬美元。在融資路上,Andela有一個大貴人──臉書(Facebook)。Andela 的B輪融資是由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領投,亦即臉書的創辦人和他妻子成立的慈善基金。「連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都看中的項目」這個品牌,一下子讓Andela走進了大眾的目光 。2016年朱克伯格第一次去非洲,便去拜訪Andela的辦公室,與當地員工對話。

Andela目前在尼日利亞、肯尼亞和烏干達3個國家設有辦公室。他們計劃拓展至更多非洲國家,例如埃及、加納、盧旺達和南非。「Andela在2018年初共有950名員工,我們希望在一年內翻倍。」看到機構快速成長,Christina不忘初衷:「我在非牟利機構工作多年,看見不同機構和仁人志士嘗試不同方法,解決青年人失業問題。Andela是我在眾裏尋他中的一個答案。當年成立時我問自己,是否無論結果好壞,我都願意花5年去試行這個主意?當我發現每天起床時都在想着同一個問題,我就知道,我要付諸實行。」

再造棄置肥皂 拯救柬國貧民

雖然肥皂在一般城市人眼中,看似是廉價且是唾手可得的清潔用品,可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卻是一種奢侈品。在柬埔寨許多農村地區,很多人一天只掙到1.5美元,連三餐都未能溫飽,更莫說處理衞生問題,結果有很多人只能用灰燼或土壤擦皮膚,因而會導致一系列的疾病,包括寄生蟲、肺部感染、傷寒和腹瀉。有見及此,美國人薩米爾.拉卡尼(Samir Lakhani)決心幫助柬埔寨的村民重拾健康和尊嚴。

薩米爾是一位致力於恢復發展中國家健康和尊嚴的社會企業家,他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就讀期間,曾從事柬埔寨北部村莊的水產養殖和營養項目,他還參與在柬埔寨、孟加拉和尼泊爾等發展中國家開發太陽能照明解決方案項目。

回收酒店棄置物品

隨着旅遊業日益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柬埔寨,該地去年的旅客人次高達500萬,按年增長達5%。薩米爾發現在柬埔寨的一些地區,卻只有1%的家庭用肥皂洗手,但是同時他亦發現在柬埔寨的酒店有很多被棄置的肥皂,於是他想到收集被棄置的肥皂,再轉贈給當地的居民,以改變貧困社區的健康和福祉。

薩米爾透過志願服務的非政府組織「開拓者柬埔寨組織」,讓他與當地學生聯繫,從而幫助回收和生產肥皂,並為他們提供工作空間。回到匹茲堡學習最後一年後,薩米爾開始了眾籌。最後,他成功地從主要連鎖酒店獲得贊助,使他能夠培訓和支付肥皂製造商。

薩米爾僱用弱勢婦女在當地回收肥皂,並通過在當地社區工作的組織把經處理後的肥皂分發給住在鄉村的居民,讓他們的衞生情況得以改善,從而大幅地減少疾病對他們的影響,以及酒店因棄置大量肥皂而對環境的影響。

薩米爾計算過在發展中國家每投入1美元改善衞生,可以有價值約26美元的社會價值回報。他相信只要有一點創造性思維,就可以共同解決人類最棘手的問題。肥皂可以殺死大約70%的細菌。研究顯示適當的洗手可以減少腹瀉的機會達40至60%。

薩米爾在2014年成立生態肥皂銀行(Eco-Soap Bank),在這3年多期間,生態肥皂銀行透通過數十家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已經在170家酒店回收了超過17萬塊肥皂,合共約25000磅的肥皂,為超過66萬人提供肥皂和衞生教育。這意味着衞生診所現在可以將肥皂作為預防性腹瀉病患者的預防性資源,有助於生病的孩子回到學校。今年才24歲的他就已經獲得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英雄獎以表揚他對全球衞生的貢獻。

降低患病及失學率

生態肥皂銀行希望透過在家庭和學校的浴室中使用肥皂,減少因生病而失學的學生人數,使他們的教育能夠不間斷地進行。再者,通常情況下,酒店房間內所有使用過的肥皂塊都會被丟棄並送到垃圾堆填區,這是一個大量的非生物降解材料。生態肥皂銀行透過回收肥皂,可以大大減少廢物的數量。

生態肥皂銀行是一家人道主義和環境非營利組織,致力於為發展中國家節省、消毒和提供回收酒店肥皂。生態肥皂銀行正在考慮把業務擴展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生態肥皂銀行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繼續關注發展中國家良好衞生對經濟的影響。從扔在垃圾桶裏的一種浪費的產品中,生態肥皂銀行把它交給社區裏的肥皂供應商手中,並且在經濟上刺激村莊並為自己創造收入。目前生態肥皂銀行在柬埔寨的回收中心僱用了30多名來自貧困家庭或弱勢背景的柬埔寨婦女,為她們提供培訓課程和穩定的工資遇到了困難。

生態肥皂銀行所生產的肥皂是色彩繽紛的,且有清新的香氣。生態肥皂銀行的流程設計簡單和高效能。生態肥皂銀行在柬埔寨的酒店和賓館收集肥皂,之後會進行消毒並加工成新的肥皂,會將其捐贈給在發展中國家偏遠地區工作的醫院、學校、孤兒院和和當地人道主義組織。生態肥皂銀行更提供洗手培訓課程,與這些組織分享在社區內工作,傳授個人衞生知識給當地人,以確保社區安全,避免可預防的疾病。

對於肥皂的起源可謂眾說紛紜,其中一個較為人熟悉,相傳在公元前7世紀在古埃及的一個皇宮裏,有一位廚師不小心把一罐食用油打翻在地下,在清理油脂時,無意中發現用灶爐裏的草木灰撒在油上面是有清潔污垢的效用,之後埃及的法老知道了,也用這個方法洗手。考古學家在意大利的龐貝古城遺址中發現了製肥皂的作坊,說明了羅馬人早在公元2世紀,已經開始了原始的肥皂生產,而中國人亦也很早就知道利用草木灰和天然鹼洗滌衣服,甚至把豬油和草木灰混合製成塊狀的肥皂。

在18世紀末工業革命後,促使肥皂工業有了新的發展。到了19世紀末,製皂工業由手工作坊最終轉化為工業化生產,肥皂開始被大量製造,但是到了20世紀中期,合成化學和石油化工的發展為洗滌劑提供了廉價的化工原料,促使了合成洗滌劑的興起,使得肥皂的工業發展開始下滑。

不過,近年人們的環保意識日增,因肥皂有其天然特有的性能,且易於被污水處理過程中的微生物分解,故此愈來愈多城市人會選擇使用肥皂,甚至自己在家製作手工肥皂,以減少水資源的污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