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遠程醫療 為窮人遙距治病

印度公共醫療系統落後,國家醫療預算只佔國民生產總值4%,因此大部分醫療開支需由個人承擔,而鄉村地區的醫療設施更落後不堪。據2015年世界衞生組織數據,印度平均壽命僅68.3歲,於世界排名只得125位。

有見及此,出生於印度的雪萊.薩生拿(Shelley Saxena)認為,如果要以低成本改變醫療問題,預防保健顯得非常重要,如果印度人能夠定時檢查身體,即可以避免很多疾病。他希望透過結合醫療和科技,提高人們對預防保健的認知,逐步改善印度人的健康。

團體保險形式營運

雪萊於大學時主修工程,後來到康奈爾大學念工商管理碩士,畢業後擔任IBM的產品經理。雪萊的媽媽住在印度的二線城市勒克瑙(Lucknow),有一次她患了丙型肝炎,卻因為誤診而得到錯誤治療,臨近死亡邊緣。這讓雪萊驚覺,假若二線城市也會發生誤診情況,鄉村的情況想必更加嚴重。2011年,他毅然在美國以46000美元創立Sevamob,決心修補這個發展中國家的嚴重醫療缺口,為金字塔最底層的人提供醫療服務。

Sevamob是全球第一間結合人工智能、大數據和遠程醫療(Telehealth)來提供「最後一哩」的醫療服務,讓病人能在一站式的綜合平台上有更多更全面的選擇。平台分為三部分,第一是供前線護理人員在線下為病人輸入資料的流動程式,資料會在上線時更新資料庫。第二部分是病人與醫生聯繫的B2C流動程式,病人能透過程式預約醫生並進行視像諮詢會議,醫生也能看到病人的電子病歷。第三部分是24小時的網上平台,病人能夠隨時查詢所需的服務、數據、病歷報表等資料。

機構以團體保險形式營運,為受保的團體會員提供流動診所和遠程醫療的市集平台。團體客戶包括鄉村學校、宗教團體、私人公司、非牟利機構、政府、大機構的企業社會責任(CSR)部門,受保的會員一般是低收入或邊緣人士,他們只需付很低的月費,Sevamob的流動診所便會提供基本的醫療護理和藥物。機構提供24小時求助熱線、病人可聯絡醫療網絡的醫院、醫生、診所、病理學家等。

人工智能技術降成本

Sevamob的前線員工會帶着平板電腦和軟件,在三四線城鎮和鄉村為會員登記個人資料和電子醫療記錄,然後進行首次檢查,亦為會員進行基本的護理服務,及現場派發基本藥物如退燒止痛藥、驅蟲藥、營養補充品等。如果藥物需要醫生處方,前線人員會開一張票,即時送至後勤醫生,醫生會就病人情況開處方,或約見病人機構,亦發展了市場上獨有的皮膚病測試技術,在沒有醫生的諮詢下也能準確診斷11種皮膚病。

另一項是低成本的驗血技術,能即時分析紅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的數量。前線人員也能做一些簡單測試,馬上得知病人缺乏哪種營養,然後制定營養餐單和運動建議。機構利用數據分析追蹤病人的健康指標,跟病人建立長遠的關係。

在創辦公司之前,雪萊做了詳盡的市場調查,發現80%的人都願意付便宜的月費換取服務。他把基本月費設為1.4美元,包括基本上門護理檢查和意外保險,而只要多付0.7美元,就能享用高達440美元的住院優惠, 而無需現金預繳。病人可透過視頻諮詢醫護人員,免卻病人長途跋涉到醫院診症的成本。對醫生來說,他們能透過平台獲得更多收入,而且由於平台能收集和整理病人的資料,醫生能利用更詳盡的數據來診症。

每月保費只需1.4美元

Sevamob以輻射式系統( hub-and-spoke model)提供醫療服務,達致成本效益,成本比同類型公司低一半,而且平台具有擴展的潛力。機構主要的收入是保費,以及出售軟件的牌照費。機構以特許經營的模式,透過地區經銷商,把營運模式複製至偏遠地區。Sevamob於2017至2018年的財政年度收入為62萬美元,在創辦的幾年間也吸引了不少社會投資者的注資。今天,Sevamob每個月提供2萬宗病人諮詢服務,超過 500間第三機構共用這個平台,服務已擴至非洲,證明了遠程醫療解決全球醫療問題的巨大潛力。

農民為本的非洲創新FinTech

據聯合國統計, 全球高達7億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大部分均為非洲人。在非洲,七成人口以務農為生,可是這群小農缺乏高質素種子和肥料,亦只靠貧乏的農業知識去耕作,因此他們每年的農穫只夠餬口。

改變儲蓄習慣

MyAgro團隊致力打破此惡性循環,為小農們的生活帶來曙光。MyAgro以科技建立創新金融儲蓄系統,教育小農以預繳的方式積穀防饑,為下一農季的種子和肥料作儲備。團隊除了為小農打好優質的務農基礎,更教授他們耕作技巧,為小農帶來全面協助。

MyAgro的創辦人Anushka Ratnayake 10年前在國際知名的社會貸款機構Kiva工作,過程讓她了解到財務管理對農民的重要性。後來她加入另一個基金會,協助肯尼亞農民發展一個金融還款制度。Anushka做事親力親為,她希望透徹了解小農的需要,因此經常與團隊面見不同非洲國家的小農們,也會刻意留意他們的消費模式和習慣。

先還未來錢

她發現非洲的小農每年有現金周轉的需要。每逢收成期,小農們都能有一定的盈餘;可是在下一個農季開始前,他們卻沒有足夠的現金去添置種子和肥料。當地政府資源同樣貧乏,難以提供農業津貼;而銀行業系統也不健全,住在鄉郊的小農往往需要步行一天才能到銀行申請借貸。近年不少機構會提供微型貸款,然而因環境所限,Anushka指出只有7%的非洲小農能接觸到傳統的銀行或微型貸款服務。

「我能為明年的貸款先還錢嗎?」小農某天的一句話啟發了Anushka。她在訪談中發現小農希望向她借筆資金購買來年的種子和肥料,但小農卻會在今天先把錢「還給」她。雖然小農不會說「信貸」或「預繳」這些財務術語,但她理解到小農需要的不只是貸款,而是一種能讓他們自立的儲蓄服務。

「如何可以建立便捷的儲蓄系統去累積小農資產,以應付明年的農務需要?」Anushka巧妙的乘着當地手機普及化的熱潮,以電話卡作參考,發明一張MyAgro儲蓄刮刮卡,並透過非洲當地小商戶向小農發售。當小農有收入時,便可在附近商戶購買一張指定金額的儲蓄刮刮卡。金額數目多元化,最少可低至1美元。小農使用MyAgro儲蓄刮刮卡時,只需把刮出的編碼通過短信發送給MyAgro,即完成付款手續。此舉等同提前為種子和肥料預繳訂金,在播種前,MyAgro便把優質種子和肥料送到小農手上,MyAgro還貼心的提供相應的種植培訓予小農們,為他們的農季帶來美好開始。

貼心服務 快速增長

2012年起,MyAgro在馬里和塞內加爾提供實驗性項目,起初只有200多名農民加入;在過去一年,MyAgro的小農用家數目增加至3萬多人,並為他們帶來高達六成的年收入增長。更重要是MyAgro打破了傳統現金流系統,以科技建立以小農為本的創新金融體系,改善小農生計。Anushka表示有近七成的用家為女性,她自豪地帶動當地弱勢女性社群參與農業培訓,也樂見女性的財務意識有所提升。

現時MyAgro團隊超過300人,在非洲多個國家去實踐此創新服務。在今年MyAgro更勇奪「 斯科爾社會企業家大獎」(Skoll Award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並將把過千萬港幣獎金用於打開更多非洲農業國家市場。Anushka期望2025年, MyAgro能服務過百萬人用家,使農民收入倍數增長。憑藉着高品質的農產品配送和針對性的培訓服務,一天小農們能達至真正的自由。

對抗氣候變化的生物炭

生物炭是指有機材料的廢棄物如樹皮在低氧的狀況下進行熱裂解而形成。生物炭是一種超多孔的結構,能幫助土壤保持營養和水分,同時可保持土壤中的碳含量,改善泥土的生產力和增加土壤的生物多樣性。生物炭雖然容易碎裂,但卻不易被分解,故此當生物炭埋在土壤時,它可以將碳元素長久鎖住,使土壤變成「碳負面」,從而減少碳排放、幫助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另外,土壤中的生物炭還可以用作燃料的石油和天然氣副產品,用以提供清潔的可再生能源。

生物炭的形成是一種古老的技術,在亞馬遜盆地和中美洲已經使用了數千年。生物炭的名稱來自亞馬遜流域發現的一種罕見黑土。如此命名是因為該土壤含黑炭,土壤十分肥沃,具有良好的酸鹼值。可是近年來,農民過度依賴化肥,情況在非洲尤為嚴重,長期使用化肥令土壤的質量和農作物產量下降。為了令到非洲的土壤可以再次肥沃,美國人傑森.阿蘭布魯(Jason Aramburu)引入了生物炭。

現年33歲的傑森在美國南得克薩斯長大,他的父親是多明尼加共和國人,而母親是美國人。農業一直是他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總是感受到自己與土地的深刻聯繫。傑森的父母一直教導他回饋社會的重要性。傑森的願景是利用知識及古老工藝和現代技術的優點,生產出更高質量的食物。

傑森擁有普林斯頓大學生態學和進化生物學學位,並擁有環境研究證書。傑森於2007年參加巴拿馬史密森熱帶研究所的研究以及普林斯頓的碳減排行動,他其後於2009年成為流行科技社會創新研究員,並於2010年成為格林的社會創業研究員(Echoing Green Fellow)以及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的受助人。傑森也是美國商業周刊前25位社會企業家之一、日立基金會吉山青年企業家和荷蘭郵政編碼彩票綠色挑戰賽的亞軍得主。傑森於2012年更入選福布斯30歲以下的社會企業家名單。

經濟實惠窯爐轉化廢物

針對東非地區的氣候變化和糧食短缺問題,傑森利用三重底線思想解決多重環境和社會問題,不僅考慮盈利,還有環境和社會責任。傑森創立了re:char,他的目標是為東非的小農提供經濟實惠的窯爐,從農業廢棄物中生產生物炭。生物炭技術將允許小農增加生產食物的數量和營養質量,而不需要購買額外的土地或肥料。

re:char提供了一種名為生物炭的解決方案。re:char的技術可以讓全世界的農民將廢物轉化為生物炭,這是一種碳負面的土壤改良劑,可以將農作物產量提高兩倍。re:char為西部肯尼亞的小農建造並銷售價格合理的生物炭窯,用於從農作物廢物中生產生物炭。農民通過出售生物炭作為燃料或現場使用肥料來提高收入。通過使用再生焦爐,農民每年平均增加200-300美元的額外收入。有了這項技術,從農民到有機園丁都可以不用化肥的情況下種植更多的糧食,且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為了激勵規模小的農民採用這種技術,傑森明白需要在當地提供生物炭,同時快速清楚地顯示其有效性。re:char已經為肯尼亞西部的1000多名小農戶開發並部署了一個價格合理的生物碳窯爐。農民可以借助這種裝置在增加食物的同時消除對化肥的依賴,甚至可以向鄰居出售餘下的生物炭。

傑森和團隊已經開發出一種適合運輸集裝箱的移動工廠和銷售代理網絡。通過與推廣服務結合的直銷方式,re:char舉辦培訓研討會和出售窯爐,項目在2016年已達到10萬家農戶。re:char通過接觸農民和合作夥伴網絡獲得了最大的成功,他們與美國咖啡公司Green Mountain Roasters合作,將其技術分發給盧旺達和肯尼亞數以萬計的咖啡農。此外,re:char與科學家和肯尼亞農業部合作,增加對這項技術的政策支持。

為了更好地測量土壤健康狀況並制定相應計劃,傑森開發並推出土壤濕度測試儀,這是一款可測試土壤濕度和肥力的移動設備。該設備是一個小型防水盒子,從一側伸出兩根金屬棒,另一側則伸出一個小型屏幕,就像基本計算器上的那個一樣。當棒插入土壤時,所有測試參數的地理定位和詳細讀數將發送到中央數據庫並且有簡單的提示出現在屏幕上,比如土壤酸度,數據更有助分析全球土壤的特性。此外,re:char正在美國推出生物炭產品,re:char,傑森稱它為「黑色革命」。

改變傳統商業價值的「買一捐一」

通過「做好事」來成就「好生意」似乎很理想化,但不少社會創業家敢於衝破商業的框框,實踐創新思維。美國湯姆布鞋公司的麥可思(Blake Mycoskie)是其中的表表者。

麥可思是一個天生的創業者。在大學二年級時,他就開辦了一家洗衣房專為大學生服務,之後又涉足電視真人秀、戶外廣告等行業。到2006年,他開始覺得,是時候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了。

同年,麥可思到阿根廷旅行。他發現當地的窮人,連買鞋子的錢也沒有,小孩子往往要赤腳步行數英里尋找清潔水源或上學,很多人因此患上種種腳部疾病。麥可思決定幫助他們。他不想只是捐幾百雙鞋子了事,而是希望能建立一個長期的機制來使這個項目持久運營下去。回家後,麥可思賣掉他經營的網站,用30萬美元創立了湯姆布鞋公司 (Toms Shoes) 。「TOM」三個字母取自英文的Tomorrow和Shoes,意為「為了明天的鞋」,該公司承諾,每售出一雙湯姆布鞋,公司就會捐贈一雙鞋給全球各地有需要的孩子,這就是該公司著名的「買一捐一」模式。

湯姆布鞋以阿根廷的傳統布鞋Alpargata作為藍本,鞋面和鞋裏用上純棉布或亞麻面料,鞋墊用耐用的軟牛皮,鞋底防滑,設計以簡單舒適為主。該公司善用環保物料,連包裝盒子都是用再生紙做的。產品本身便符合年輕人鍾愛的「酷」的元素。鞋墊內印着兩行字 : 「每賣一雙鞋,我們便送一雙鞋給有需要的人」,令穿着這雙鞋成為一種行善的標籤。

麥可思原本只計劃製造250雙鞋子,但一經推出,很快就在美國市場上引起了廣泛回應,首六個月便賣出一萬雙。結果他送了一萬雙鞋子到阿根廷。

照顧客戶心靈的行銷之道

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創業者,麥可思深諳行銷之道。 他透過高調的活動、時裝表演、到大學宣傳、豎立流動商店、社交媒體等管道打開名堂。他的行善理念得到不少商業機構的認同,還跟他合作推廣。除了送鞋外,湯姆布鞋還捐出助學金、營養餐等給有需要的人。

麥可思在2007年首倡「赤腳日」運動,號召志願者在這一天赤腳走路,體驗貧困人沒鞋穿的感覺。這運動一呼百應,更得到年輕人的廣泛參與。此外,公司還推出「流浪漢之旅」活動,由志願者在美國各個校園傳播其品牌和理念。

社交媒體的盛行,也為湯姆布鞋提供了最有效的宣傳工具。目前,該公司在Facebook的賬戶已擁有近30萬粉絲,在Twitter上的追隨者則達到40多萬。湯姆布鞋在荷里活大熱,受到眾多明星的追捧。到2010年,湯姆布鞋在全球擁有超過500家零售點,賣出100萬雙鞋子,也代表它已送出了100萬雙鞋。

麥可思把公司定位為「有持續性行善能力的盈利企業」。他說:「對企業家來說,賺錢和為世界做好事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關懷式資本主義對全世界的創新者來說是一種可行的商業模式。」

帶動「買一捐一」新模式

在2012年,湯姆布鞋已經捐出超過200萬雙鞋子,捐贈範圍已擴大到40個國家,包括美國、阿根廷、衣索比亞、海地、南非、廬旺達、危地馬拉等地,引發了「同理心消費主義」(compassionate consumerism)風潮,不少品牌紛紛模仿跟進,令「買一捐一」成為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這種模式簡單易懂,消費者容易想像自己的捐獻,以及捐獻出去的是什麼東西 :你買這雙鞋,對方就是收到一雙鞋。多買一雙,就多一個可憐兒童有鞋。在兩樣差不多的商品之中挑選,大部分人會選那個「有做善事」成分的。在價錢平貴之間,不少人願意選比較貴但有公益成分的。湯姆布鞋印證了消費者,特別是年輕人,喜愛能讓世界變得更好的產品。

對商家來說,他們所捐的不是現金,而是產品,讓他們可以一邊做生意,一邊做善事,達到「社會目標最大化」的目標。這個果效比純慈善模式來得更長久。

麥可思被人物雜誌選為2007年的英雄人物,在2009年獲得國務卿的優秀企業獎及被《財富雜誌》選為2011年「40歲以下的40人」;湯姆布鞋則在2007年獲得人民設計獎,表揚該公司成功的社會企業模式。

「鉛筆的承諾」 成就孩童教育夢

假如今天你的錢包裏有25美元,你會用這些錢來做什麼?有沒有想過,這25美元,不但可以成為你創業的資本,甚至可讓你有機會觸碰來自全球不同角落不同階級的生命,引領你實踐人生使命,改變世界?

教育一直是全球關注的議題,聯合國千禧發展八大目標之一便是普及小學教育,讓發展中國家適齡兒童均有機會入學。但至現時,全球仍有5700萬名兒童沒有機會上學接受教育,2.5億名小學適齡兒童因資源貧乏、師資不足等各種問題,缺乏基本閱讀、寫作、數理的知識與技能。

亞當.博朗 (Adam Braun)就在25歲那一年,毅然決定放棄華爾街的高薪厚職,以25美元在銀行開了一個賬戶。從此,踏上了為全球貧困兒童帶來教育機會之路。自2009年起,「鉛筆的承諾」(Pencils of Promise)已在全球各地的貧窮國家包括亞洲老撾、非洲加納、中美洲危地馬拉創辦了304間學校,為超過3.3萬位貧童帶來教育機會,並確保教師們得到適當的培訓、為有需要學童發放獎學金、校服、書本文具等。博朗深信,教育能改變貧童的命運,為他們帶來希望與出路。

追隨熱情 改變世界

博朗本身是匈牙利猶太裔移民的後代。他的祖父母是二戰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經過重重艱辛與困苦,才有機會到美國定居。博朗一直為長輩們的付出與努力而深深感恩。他亦從小培養出對金融業的興趣,16歲便到了基金公司當暑期工,希望將來能投身金融業,過富裕的生活,回報家人的期望與栽培。

在大學時候參加「海上學府」(Semester at Sea)的經歷,改變了博朗的一生。他有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一起,參與環遊世界的航海經歷與學習。可是出發不久,他們乘搭的郵輪便遇上了巨大的風暴,引擎無法運作。

面對死亡的威脅,博朗第一次感受到他內在清晰的呼喊。當他與學員們最後平安脫險時,他知道,他的生命有一個重要的使命,自此開展了他尋找心靈與探索使命之旅。每到達一個地方,他也爭取機會與當地人接觸,希望打破舊有思維的框框,以不同的角度深入認識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在印度之旅途中,他在街頭遇上了一個正在乞討的孤兒。當他問男孩最想要的東西是什麼,男孩率真而堅定地回答﹕「一枝鉛筆」。博朗把背包中的鉛筆送給男孩時,男孩如獲至寶般的反應深深撼動了博朗。原來,小至一枝鉛筆,也可為缺乏教育的孩童帶來希望與機會。

但在夢想與現實的選擇中,總有不同的試探與難關。畢業後,博朗因過人的成績,被大企業成功取錄,在顧問公司表現突出,賺取豐厚的收入,過着令人艷羨的優越生活。可是,他的內心總是覺得若有所失,缺乏了動力與滿足感。終於,他意識到,真正令生命有意義的,並不在於物質的充裕,而是找到人生的使命,並以生命去服務與點燃其他人的生命。

經過一段時間的掙扎與考量,在家人與朋友的反對下,博朗仍決定追隨他的熱情,全心全意投身到「鉛筆的承諾」中。即使前路是一片未知,但當他想像每位有機會接受教育的孩童,臉上所帶的笑容與他們未來的無限可能,他知道,只要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還有一位兒童缺乏教育的機會,他亦要為這位孩童帶來改變生命的教育而努力。

善用商業知識與網絡

博朗善於運用他的商業知識與人際網絡,在發展「鉛筆的承諾」的不同階段,既找來志同道合、值得信任的好友與人才,發揮他們的專業技能,協助宣傳與募款,以及計劃與執行各地創辦學校的項目。他亦為「鉛筆的承諾」一步步訂立發展目標,建立良好的團隊文化,並釐定嚴格的成效評估標準。

一般慈善機構在扣除成本開支後,大約有70%的募款能直接用到項目發展上。「鉛筆的承諾」有83%至86%的募款均用於創辦學校及所有相關項目,為更多偏遠地區的學童帶來教育的機會。他們亦承諾,從網絡上募集得來的捐款,會百分百用於學校項目上,直接支持老師與學生的培訓與教育。透明公開的財務狀況、清晰的目標及負責任的機制為「鉛筆的承諾」建立良好的信譽,爭取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信任與支持。

為確保教育項目的長足發展,「鉛筆的承諾」亦要求每間學校所屬的社區,按其能力需要承擔10%至20%的項目經費。若社區部門、成員及家長有經濟困難,可以幫忙找尋當地建築資源、興建學校、縫製校服等勞力工作代替。這些措施不但為孩童帶來教育機會,亦為當地民眾帶來就業機會,並增加當地居民對學校的承擔與歸屬感,讓他們更關心學校的狀況與學生教育的需要,全面提升學校教育的質素與確保教育項目的持續發展與改進。

博朗亦為「非牟利」(non-profit)一詞作出新定義。在創立「鉛筆的承諾」過程中,博朗發現一般人對非牟利機構均存有偏見, 認為此類機構與「牟利」(for-profit)機構處於對立面,往往會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前者,認為它們缺乏持續發展的能力,需依賴外來的資助。

博朗認為,這樣是漠視了前者所帶來的豐厚社會價值與意義,亦抹殺了創辦非牟利組織所同樣需要的企業家精神、嚴密組織架構、專業知識、成效評估、長遠策略發展等各方面。他深信,真正的價值不在於得到最大的利益回報(profit),而是來自將資源投放在他人的快樂與健康以及社會發展上(purpose)。

因此,他稱他所創辦的機構為「使命機構」(for-purpose organisation),而不是「非牟利機構」(non-profit organisation)。透過簡單的轉念,博朗希望能更彰顯「鉛筆的承諾」及同類機構的正面價值與意義。

每個人都能成為變革者

博朗相信,真正的改變不在於個人的付出與努力,而是滙集每個人的參與及貢獻,積少成多,集合成改變世界的巨大力量。他發起了「不願妥協的每一位」(Impossible Ones)計劃,鼓勵認同他們使命與理念的支持者,自行為「鉛筆的承諾」組織募款活動,透過挑戰自我,實現願望,為全球教育出一份力。

自此,全球各地的支持者紛紛透過不同的方式發起募款活動,有17歲女孩透過以單車橫越美國來爭取支持、有公司透過周年活動募集捐款、有家庭舉行鉛筆義賣來募款,也有人在生日時不接受禮物換成捐款來支持。博朗以開放的胸懷及遠大的理想,感染每一位支持者,讓人人也能參與其中,成為有能力改變世界的其中一員。正如他的經歷所證明,改變,其實就始於順從內心指引,鼓起勇氣所踏出的第一步開始。

「鉛筆的承諾」現正以每100小時興建一間學校的速度全力發展,同時為超過30萬名學生、他們的家庭及社區的成員帶來正面的影響。博朗於2012年獲《福布斯》(Forbes) 雜誌選為「30位30歲以下教育創業者」,亦被世界經濟論壇選為首批10位全球傑出青年(Global Shapers),亦是美國白宮、聯合國、克林頓全球計劃(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等特邀演講嘉賓。

翻轉金字塔的社區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菲律賓原本是繼日本之後第二個可以富起來的亞洲國家,可惜由於政治持續動盪、貪腐猖獗、管治失效等問題,導致該國百病叢生,貧富極度懸殊,經濟停滯不前。全國約有500萬人居無住所,其中75%是往城市闖蕩的流浪漢,400萬個家庭面對飢餓,半數以上的人未能獲得醫療服務。這些處於社會金字塔底層的窮人數量龐大,如何改變他們的命運,是一項難巨的挑戰。

莫東尼(Tony Meloto)在1950年生於菲律賓一個中下家庭,自小在貧民窟長大。憑着個人努力,1971年在馬尼拉完成大學課程,獲Procter & Gamble聘請為採購經理。

東尼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1985年成為Couples for Christ(CFC)教會的領導人物,並在1993年組織了CFC家庭部,服務對象從成年夫婦擴展到兒童、青少年和年輕的專業人士。他感受到神強烈的召喚,在馬尼拉最大的貧民徙置區,推行了一個服務少年罪犯和幫派分子的青年發展計劃,從1995年起逐漸演變成後來的Gawad Kalinga(GK),並成為在貧民區建立綜合性、和諧與永續社區發展的全球運動。

小人物成就大夢想

東尼認為,貧窮不只是物資匱乏,還是人性尊嚴的喪失,因此他秉承菲國的「Bayanihan」精神︰即為國民分擔重擔。這個擔子包括在衝突地區建立和平、收縮貧富的鴻溝、打破政府和民間的隔膜。他對症下藥,採用最實際的方式,在1999年開始為貧窮家庭蓋房子,解決赤貧者最基本的需求。翌年成立了Gawad Kalinga(GK),意即「提供服務」。GK的願景是消滅貧窮,遂步建立家庭、社區和國家。往後20多年,GK發展成為菲律賓最大的社區重建基金會,也成為社會企業的典範。

東尼在2003年正式成立Gawad Kalinga社區發展基金會。2006年,菲國南部慘受土崩之災,居民喪失家園。東尼發起「百萬英雄」的項目,號召4萬名義工為災區重建。現在「百萬英雄」成為每年一度的大型運動。GK的義工除每月利用4小時協助建立GK模範社區外,還每年參與為期一周的共建房屋、學校、耕種等活動,以解決貧窮、犯罪、環境衞生等問題,讓赤貧者有立錐之地,重拾希望與尊嚴。

發展藍圖擴展多國

另一方面,義工計劃讓每個人都可成為服務他人的英雄,無論貧富,都可共同努力為後代建立更好的未來。

GK在2006年於美國波士頓舉行首屆GK全球會議,制定在2024年令500萬最貧窮的家庭脫貧的目標。首階段是在2003至2010年建立「社會公義」,號召義工,發動公、私營機構捐獻土地和物資,為無家者建立房屋,令窮人有屬於自己的家,重拾自信和尊嚴,並成為社區的一分子。這些社區提供了一個有利環境,讓毫無指望的人有重新出發的機會。

GK現在進入第二個稱為「社會藝術」的階段,即在2011至2017年間加強社區管治,發展以社區為本的醫療、教育、環保和促進生產力等項目,讓一無所有的人能自力更生,自給自足和自我管理;並讓菲國文化和價值觀得以承傳下去。

GK鼓勵民眾發展不同形式的社會企業,其中一個名為GK Enchanted Farm的社區,協助農夫和其他創業者利用當地豐富的天然資源開拓業務。另外一間名為GK Mabuhay的社會企業則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義工,提供義工遊覽團服務。最後一個階段(從2018至2024年)被視為「社會進步」期,屆時已培育了一批具能力的新一代公民,可以發揮他們的社會功能。若能運用國、內外各方面的支持,便可大規模地發展基層經濟。

這個長達21年的計劃,標誌着一代菲律賓人脫貧、獲得發展、爭取優質生活的過程。GK還把這個發展藍圖引進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包括印尼、柬埔寨、新畿內亞等地,同時也引起了拉丁美洲和南非等國家的興趣。

創新發展模式

GK的經費來自各界人士的贊助,在貧民區蓋房子、辦學校、建診所、社區中心和搞商業活動,並提供社區需要的服務。GK的目標不囿於提供居住硬件,而是重建居民的自重心態。例如建築材料雖由企業捐贈,但居民要付出勞力親手建立一磚一瓦。

為應付貧民三餐不繼的問題,GK引進農業科技和培訓,組織以家庭為基礎的農場,協助居民自給自足。此外,還在社區內推行青少年培育計劃,提供補習、輔導、運動和創意工作坊。GK在384條村落培訓了千多名保健員,專責推廣衞生概念、急救知識和派發藥物等工作。GK還夥拍公共機構和環保團體,在社區內推行廢物管理等環保項目。

GK總結20多年的經驗,發現在菲國的貧窮問題往往是行為問題,即由貧窮而滋長的「貧民窟心態」。透過義工與窮人攜手同行,許多人能重拾自信,對前景有盼望。

由於貧窮問題嚴重,個人的力量有限,GK的模式是借用公、私營機構的資源,滙聚各方努力,共同解決問題,甚至獲得雙贏的結果。例如在颱風蹂躪的災區,GK往往游說業主捐出空置的土地,另一方面則協助窮人開發這些原來無人發展的地方,對業主來說,無疑令他們因土地增值而獲益。

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GK把受災者遷徙到安全地區,讓他們在那裏重新建立新社區,學會應對天災後的工作,並成為GK的夥伴,協助其他災民。GK的義工也深入幫派聚集的地方,定期舉行社區活動,重建區內人的價值觀,因而,這些地方的犯罪率和幫派打鬥往往顯著下降。

GK也在游擊隊出沒的地方建立模範社區,並成為沒有戰亂的和平社區。整個運動的意義在於合眾人之力翻轉金字塔,讓低層的人有翻身和發展的機會。

東尼在國內外獲獎無數,其中包括在2010年獲得讀者文摘頒發的「四大最受信任的菲律賓人」獎和Schwab基金會的年度「社會企業家獎」;在2012年分別獲得Skoll基金會和世界創業論壇頒發的「社會企業家獎」。這位具有民族責任感的社會企業家的最大成就,是凝聚了一股強大的民族力,改變了數以百萬計菲律賓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