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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印裔醫生 接通僻壤疾控網絡

當「全球化」已成陳腔濫調之時,我們以為距離已經不再是問題,但原來城市人認為觸手可及的醫療服務,離真正的「全球化」還有很大段距離。生於北非國家利比亞的印裔醫生拉吉.潘賈比(Raj Panjabi),有感出生地經歷內戰後醫療資源極貧乏,立志建立培訓社區健康工作者的機構「最後一哩路(Last Mile Health)」,顧名思義是連結醫療的最後一哩路。

試想像你是一個兩歲小孩的家長,孩子今早起床就發高燒,你懷疑他染上了村裏流行的瘧疾,但只知道一個方法可取得所需藥物,就是帶着孩子到河邊,划獨木舟過對岸,然後走上兩天穿越森林,才到達最近的診所。這並非刻意與世隔絕的深山野人,原來全球有10億人因貧窮、落後或戰亂原因居於偏遠社區,想得到醫療服務便須面對以上困難。

不忘內戰苦難 學成歸國貢獻

拉吉是在利比亞出生的印度裔人,他9歲時的一個清晨,母親敲門說:「拉吉,快打包,我們得離開了」,一場混亂又血腥的內戰把拉吉一家驅離利比亞,以難民身份來到美國。父母艱辛地養大他,最終拉吉考入醫學院,成為一名醫生。

逃離出生地的記憶雖然久遠,但拉吉一直未曾忘卻,「我想要回去,看能否幫助被我們丟下的人」。結果,回國後只見滿目瘡痍,一個人口400萬的國家,戰後只剩50名醫生在服務,人口比例等於全港總共只得100位醫生一樣。拉吉此時想起父親耳提面命的一句話:「沒有什麼狀況是永恒不變的。」這番話讓拉吉一直謹記自己的幸運、命運的無常,更鼓勵他致力改變現況。

培訓社區能人 提供就業機會

拉吉在利比亞經歷了太多本應不致命、但因延醫去世的病人,其後更發現不止利比亞如是,全球共有10億人口住在世界最偏遠的社區。儘管現代醫學與科技如斯進步,卻無法觸及那些在最後一哩路的人們。「疾病是全球性的,但醫療資源卻不是」,了解到這一點,燃起拉吉心中之火,於2007年創立了非營利醫療組織「最後一哩路」。

如何連結現代醫療無法觸及的最後一哩路?拉吉覺得答案來自於社區本身。例如來自利比亞一個偏遠鄉下的姆索,她靠着自身努力讀到高中,回鄉後同樣受醫療匱乏問題困擾。依照傳統醫療結構,診症及開藥的工作只能由醫生和護士執行,但專業人士有限,如何利用姆索這位來自當區、既聰明又富膽量的女性,配合科技支援及訓練,讓她成為社區健康工作者,帶着真正的藥品到其社區,同時獲得一份真正的工作,賺得人生首份薪金呢?

「最後一哩路」的目標是要讓每個地方的每個人,都能接觸到這些醫療工作者,為此,拉吉設計了一個三步流程──訓練、裝備、付款──更扎實地資助像姆索這類義工,成為協助提供醫療服務的社區健康工作者。

續以姆索為例,「最後一哩路」訓練她針對村落族人的前10大疾病,作出預防、診斷及治療。每月有護士探訪並指導姆索,提供現代醫療技術及裝備背包給她,例如瘧疾快速檢測工具等,亦有一部智能手機協助她追蹤和回報傳染病。機構與利比亞政府合作,由政府「出糧」給姆索。

緩和伊波拉疫情 突顯重要性

至2013年,這個模式在面對席捲非洲的伊波拉病毒時遇上危機。伊波拉病毒發生於西非,西方國家意識得極遲,錯失阻止疫情擴散的良機。當拉吉得知非洲有140萬人可能受感染,且大多難逃一死時,拉吉幾乎失去所有希望,並反覆擔心自己做錯任何一個決定。

然而,「最後一哩路」的利比亞社區健康工作者並沒向恐懼投降,他們繼續回應鄰居的求助,學習伊波拉病毒有何徵狀,與醫生及護士合作,逐家逐戶尋找病人提供照護。他們更追蹤了數千名暴露在病毒中的人,協助破壞傳染鏈。如今,伊波拉病毒已受控制,亦更突顯「最後一哩路」這種偏遠地區健康照護的重要性,這可能是撲滅一場瘟疫的關鍵。

拉吉相信,只要訓練到一群社區健康工作者,即使僅學習30項救命技能,到2030年時,料能拯救3000萬條生命。目前,除了利比亞之外,「最後一哩路」亦與其他國家組織合作,嘗試協助他們做同樣的事,冀拯救更多人並創造更多工作機會。

基於拉吉的貢獻,他成為了2017年TED的百萬獎金得主,亦奪得斯科爾基金會的年度社企大獎,更獲《財富》雜誌評為全球最偉大領袖之一。惟他絕不止步於此,最新計劃是創辦社區健康學院Community Health Academy,希望用更多資源與科技打造一個全球平台,讓社區健康工作者成為國家健康照護計劃的基石,為全球醫療系統帶來一場大革命。

作者為仁人學社助理創新顧問

leticia.wong@education-for-go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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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設計師 革新小島繫社區

「社區」這個詞耳熟能詳,但對於何謂社區,答案或許人人不同。日本著名「社區設計師」山崎亮(Yamazaki Ryo),受到災後重建的社區畫面震撼後,交出了自己的答案:「社區是由人組成的。」致力推動社區參與的他,藉幾個著名的日本社區設計計劃,完全打破對「社區」的既有想像。

阪神震災民眾啟迪

1995年阪神大地震,當時正在大學修讀景觀設計的山崎亮到災區參與救援。儘管一片頹垣敗瓦,當地居民卻是前所未有地團結,他們聚在一起商討如何讓社區再生,怎樣彼此扶持渡過難關,這樣的情景深深震撼了山崎亮: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連繫只有災後才會有嗎?社區既然是由居民組成的,為什麼居民不可以參與到社區的日常建設中呢?

憑這一個簡單的反思,促使山崎亮成立了社區設計工作室「Studio-L」,踏上了成為「社區設計師」之路。山崎亮發現,隨着城市急速發展,人與人之間關係漸轉薄弱,因此,他認為設計師不應只設計出「空間」,更應創造出「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要建立連繫,走進社區深入了解當地是不可或缺的一步,位於兵庫縣姬路對開的瀨戶內海的「家島」項目正是其中一個經典例子。

「島境探訪」拓想像

家島群島由四十多座島嶼組成,早年以漁業、採石業為主要產業,但近年產業衰退,人口急劇減少,只剩餘4座「有人島」住着8000多名居民。如何為發展面臨瓶頸的家島群島找到新出路,成為山崎亮的一大挑戰。

「聆聽當地居民的心聲,是我們工作的第一步。」首先,他和團隊走進社區,深入了解家島居民的想法。他們發現,當地已有一個「家島振興計劃籌備委員會」,然而,會議內容大多圍繞着如何振興已經衰退的採石業,缺乏未來轉型的方向。山崎亮決定助民眾打開想像,制定了「島境探訪」專案活動,每年邀請全國的外來客來島探訪,與居民一同找出家島「魅力」所在。

有趣的是,他們在過程中發現,外來客和當地居民對於「魅力」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舉例來說,居民認為家島吸引之處在於美麗的自然環境、絕佳的賞櫻勝地,以及一望無際的瀨戶內海景等,但這些景點四處都有,並不足以成為家島的賣點。相反,遊客卻對那些隨意放在路邊的冰箱、殘舊不已的沙發很感興趣。居民在過程中逐漸理解到這點差異,也讓他們重新思考了家島發展觀光事業的方向。

山崎亮團隊的工作到此並未完結,他們的下一個任務是讓社區設計師的工作得以在當地延續。在他和團隊的協助下,居民開始自行制定觀光計劃、開發島上特產,甚至改裝空屋成為旅館招待遊客、培育觀光服務人員等。經過5年努力,當地已培育出能獨立運作的社群,繼續發展家島旅遊業。

至此,山崎亮功成身退,而十多年後的今天,家島已是瀨戶內海其中一個有名旅遊景點,每年接待20萬名旅客。更難能可貴的是,山崎亮成功培養出一群家島的「忠粉」,這些人每年都會固定造訪家島,視當地為「第二故鄉」,他們不只是遊客,同樣也參與到家島社區的發展當中。這正正呼應了他的一句說話:「比起打造一座『有一百萬人來訪,卻只來一次的島』,不如成為一座『有一萬人願意造訪一百次的島嶼』吧。」

居民主導締建歸屬感

山崎亮投入社區設計多年,每年參與20至40個社區建設項目,除了家島,還包括主題公園的再建設(有馬富士公園)及將傳統寺廟活化成咖啡廳(根室別院)等。他強調,社區設計的重點是居民本身,正如他所說:「我們的工作是支援,從旁協助推動社區意識的凝聚,我們希望透過為居民充權,鼓勵他們自行找出問題和解決方法。」因此,山崎亮從不追求計劃進行的速度,耗時5年甚至10年以上的項目並不罕見,過程雖漫長,卻可換來居民對項目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願意主導計劃的行進,「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亦在共建的過程中逐漸萌芽。

對於如何點燃居民的熱情,山崎亮也自有一套方法。「要讓居民樂於參與建設,首先必須讓他們覺得這是好玩的,最初我們會在地區舉辦工作坊,邀請不同的市民團體參加,在當中鼓勵居民互相交流,建立居民之間的連繫,漸漸他們就會自然地和合得來的人組成小組,繼續主導社區設計的工作。」山崎亮解釋,推動居民堅持參加的不只有對社區的熱情,和志同道合夥伴的連繫也是重要一環。

山崎亮多年一直積極到各地演講,包括日本全國、台灣等地,近年亦受聘於日本東北藝術工科大學,擔任客席教授,致力推動「社區設計」的概念。「Studio-L」亦以「No Community No Life」為號召,積極走訪日本大大小小的鄉郊城市,自2005年成立至今已累積參與400多項社區設計計劃。

作者為仁人學社助理創新顧問

印青冀恒河減廢 回收鮮花再造

恒河,是印度教的聖河,印度幾億人口安身立命所依賴的母親之河。人們在恒河取水、沐浴、成長,並且死去。恒河雖然神聖,但對印度以外的人而言,恒河極臭,污染亦相當嚴重。於2015年,兩位印度土生土長青年決心清潔恒河,鎖定每日以千噸計被扔進河的供奉後鮮花,成立社企Help Us Green ,把鮮花回收升級再造成印度線香及有機肥料等產品,成功創建「flowerscycle」新經濟,兩人亦因此登上《福布斯》最具影響力的30歲以下傑出人物榜。

印度恒河的神聖意義無可比擬,但污染程度亦是全球數一數二。除了工業及家居廢料,當地人甚至會舉行河葬,不時有駭人的屍體浮於水面。現年29歲的Ankit Agarwal,大學時在印度修讀電腦工程,之後進入商學院攻讀「創新管理」碩士。在網絡保安巨企賽門鐵克(Symantec)工作3年後,他在26歲之齡毅然辭職,回到家鄉北部的坎普爾(Kanpur)創業。Agarwal表示,學生時代已對環境可持續發展方面深感興趣,尤其是當他研究過車胎廢料如何破壞環境後。他曾經在不同國際期刊就此發表過13份論文,並擁有一項專利。

80萬噸棄花 變肥料熏香

他的拍檔是同齡的Karan Rastogi,在英國華威大學商學院攻讀碩士期間,同樣離不開環保研究,其論文題目是氣候變化與碳交易的關係。兩人是兒時好友,在全球多個地方開過眼界後,回到坎普爾後一同來到恒河河畔,思考如何改變自己的城市。

兩人留意到不少信眾會將獻祭完的鮮花扔進恒河。他們指出,超過12億印度人會在寺廟、清真寺等宗教場所供奉鮮花。這些花代表獻身和敬畏,人們為尊重花的神聖意義,遂不顧後果地將花撒入恒河。然而,花朵腐爛不但會殺死魚類,為脆弱的河道生態圈帶來嚴重破壞,花朵沾有的農藥亦會令河水變酸並產生毒性。據統計,每年大約有80萬噸花卉廢物被傾倒在印度河流中,影響多達4億人的健康。

着重研發 巧思「花泡膠」

因此,兩個小伙子不理家人反對,開展這個將殘花升級再利用的工程。二人着手研究如何將花朵製成堆肥,並約見許多植物學教授、農民、花卉貿易商以及對堆肥感興趣的人詳細討教,同時測試不同動物糞肥的組合,耗時6個月後,終於研發出含有17種天然配方的有機肥,其中成分還包括從咖啡店收集到的咖啡渣。

研發有機肥之後,他們又用花卉捲出條狀及雪糕筒狀的熏香。這種熏香據稱有淨化空氣及寧神等功效,成了不少遊印旅客的手信之選。為了令產品突圍而出,兩人在產品包裝上亦花了不少心思。其中一款由於印有印度神明作裝潢,人們不願意棄掉,他們為此設計了一張「種子紙」,即紙中藏有植物種子,呼籲消費者在後院連同包裝紙埋入土中栽種起來。至現在則利用顏色鮮明的可愛插圖作包裝,令品牌形象再提升。

Help Us Green十分重視研發,因為該公司深知不可能靠一兩樣產品持續經營。他們隨後利用廢棄花卉,發明出類似發泡膠的環保代替品,這項新產品名為「花泡膠」(Florafoam),它是一種高性能、可模塑和耐用的材料,而且百分百可生物降解,可用於包裝電器、傢俬等用途。兩人的下一項新產品是純素皮革,相信在動物權益及環保意識日漸高漲的西方社會將不乏捧場客。

盼改善低種姓婦女生計

改善恒河生態及環保只是Help Us Green其中一個目標,該公司的另一希望是為一眾低種姓地位的婦女提供有尊嚴的生計。根據印度教傳統,出身為「不能觸碰」(Untouchables)的一群人,剛出生已被視為不潔,並飽受社會歧視,不少人長大後只能從事最髒的勞力工作。有見及此,Help Us Green打破傳統,特地為這群婦女提供工作、健康保險等。有婦女表示,自己加入公司前每日要清潔20個廁所,有時難受到飯也吃不下,她形容新工為自己及子女帶來新生。公司希望在2022年之前增聘這類弱勢婦女至5000名。

成績方面,Help Us Green稱創辦3年多以來,已經為173名婦女帶來穩定的合理生計。她們一般賺取比之前多3倍的收入;協助了19名兒童上學;回收了2753公噸的鮮花。公司規模亦漸擴大,當初兩人只是以7.2萬盧比(約7700港元)起步,隨後勝出多個初創比賽,並獲星展銀行、塔塔集團基金會等注資逾4200萬盧比(約454萬港元)。公司收入亦隨之大增,於2018年財政年度收入預期可達到2000萬盧比(約216萬港元)。

這兩個不足30歲的印度環保界新星成就備受肯定,雙雙獲《福布斯》選為今年最具影響力的30歲以下傑出人物之一。其中Agarwal今年亦獲聯合國嘉許,在全球8000人當中獲選為17名年輕領袖之一。不過,恒河距離潔淨目標仍然甚遠,今年10月,一名86歲的環保鬥士、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獲得環境工程博士學位的GD Agarwal,因為不滿印度政府對相關問題無所作為而絕食抗議,結果在堅持15星期後不支死亡,事件反映出恒河污染問題依然嚴峻。

仁人學社特約專欄作家

參與式規劃 讓街坊設計社區

可有想過,你能有份參與社區的空間設計嗎?設計思維作為一種以人為本的創意解難方法,如何用於社區實際演練?新加坡民間組織P!D(Participate in Design,「齊設計」)的創辦人米莎(Mizah Rahman),在威權政府管治下,觀察到居民也希望自己的聲音被聆聽,遂透過推出一連串參與式設計項目,推動社區充權,盼望帶來真正以用家為本的社區設計。

「用家為本」思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連續兩年於《施政報告》提及設計思維,分別稱希望「將創意及設計思維引入作為首長級人員培訓計劃重點,並全面加強有關創意及解難能力訓練」,「政府內部將據此訂立指引,鼓勵政府各部門在採購過程中使用創新建議,應用設計思維,以提高效率,滿足巿民需要,進一步推動『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

設計思維的確愈來愈普及,本港教育界已一馬當先,不少學校配合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課程,按設計思維培養學生以人為本的創意解難精神。至於商界,亦有愈來愈多上市公司以至中小企,從設計思維角度重新思考產品與服務,務求更「以用家為本」,為業務再開拓新想像。

然而,設計思維絕不止於此。對於我們朝夕相對的社區與空間,設計思維又如何發揮作用?於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北歐帶起的「參與式設計」,可說是設計思維用於社區建設的最佳應用例子。當時北歐企業開始引進電腦系統以提高生產力,但該些系統對員工而言更難使用,勞工自主權亦同時降低。結果,北歐企業界、工會和學者開始致力於勞工賦權和工作場所民主化研究,希望員工有更合適的工作環境和品質,並重新獲得工作的掌控權,這就是參與式設計的起源。

假若製作產品的自主權應歸於工人,那麼,社區空間的自主權為何不能歸於使用者,也就是居民?這正是成立於2013年的新加坡非牟利設計組織P!D歷年宗旨,希望積極鼓勵公眾參與社區設施設計。P!D專門以參與式設計的方式協助基層組織、教育機構、民間團體和政府機構,共同設計和規劃公共空間及設施,與政府亦有緊密的合作關係。

下而上的社區充權

P!D創辦人米莎認為,「參與式規劃」概念意指在規劃過程中讓公眾有更多機會發表意見,甚至着手參與其中,從而令規劃更能以人為本,社區也可藉此累積社會資本。「一個好的城市規劃,須結合『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兩種規劃模式。」米莎承認新加坡是一個百分百城市化的國家,當然有着非常強悍、由上而下的威權政府,雖然市民習慣服從政府,但她觀察到不少成熟的新加坡居民「開始會提出疑問及希望被聆聽」。有建築師背景的米莎期望推動的不只是「社區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而是「社區充權(Community Empowerment)」;並非「為人民設計(for the People)」,更應是「與人民一起設計(With the People)」。

推動參與式設計的契機出現於2015年,當時米莎接受新加坡一名國會議員陳佩玲的邀請,推動社區參與活動。在新加坡,組屋與組屋之間經常有大片未被規劃的空間,議員希望透過規劃及設計,使之發展成讓大眾停留駐足的地方。P!D首先花了很多心思讓居民認識他們的理念,進而參與相關活動,然後在區內開展一連串的公眾參與活動,包括舉行多場街頭活動(Pop-up),冀以有趣的形式吸引居民,讓他們發表對社區的意見;又舉辦「邊走邊談(Walking Conversation)」活動,讓居民帶P!D成員到社區不同地方,讓設計師們了解當區居民的真正喜好及需要。還有多場參與式設計工作坊,讓居民發表意見,令社區的設計再不是單向的由上而下。

盼補政府諮詢不足

米莎認為參與式設計有多個重點,令社區改變不再可怕,並讓居民與新設計連結甚至參與社區。重點包括着重過程多於結果,寓教育理念於設計過程;主張擁抱社區的多元,建立共同合作的精神,再透過不斷反覆測試與改進,讓居民彼此建立關係,形成社區中最重要的「軟件」。通過上述重點,使參與式設計變成一個市民清晰可見的框架,居民就不會再對參與社區卻步,能更好地填補政府由上而下規劃的一些空隙。米莎坦言,在傳統規劃過程中,政府僅諮詢專業人士意見,往往忽略了當區老人、小朋友等的聲音,「因為專家們會假設居民不清楚自己想要什麼。」米莎認為社區人士是「民間專家」,只有他們才最清楚自己的想法,故其意見應獲尊重及聆聽。

鄰舍韆鞦這個計劃就因此成立。韆鞦位於新加坡組屋之間,旁邊擺放着數個大型正方體石礅,供路過途人坐下休息。石礅上刻有「PLAY」、「EAT」、「LOVE」三組英文字,附近有草地及綠化設施,可供坐下歇息。「以往未有任何設計時,這空間只是任由老人家直行直過,或呆呆望着天空……但現在大家會坐下來,看小朋友玩,對他們的心靈健康有益處。」P!D高級項目助理楊萬琦說。

P!D高級項目助理楊萬琦將於11月22日至24日來到社企民間高峰會作演講嘉賓,屆時會講解更多「參與式設計」的實際運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關商界對社會企業發展,可留意相關活動資料。

仁人學社助理創新顧問黃文萱

社企馬戲團 藝術治療赤柬痛

柬埔寨是港人近來旅遊熱點之一,最著名的當然是世界文化遺產吳哥窟。旅遊業開始興旺,但不多人知道,柬埔寨也只是剛從一段血腥沉痛的歷史走出來。由一名法國女藝術老師作契機成立的「法爾柬埔寨馬戲團 」(Phare, The Cambodian Circus)可謂柬國最成功的社企之一,沒有華麗的舞台及服裝;也沒有動物「演員」,單憑本地青年表演者出色的特技及肢體演出,配合幽默動容的本地故事劇目,每晚吸引數百位外國觀光客購票入場。盈利用以支持非牟利藝術學校營運,讓每日1,200名貧困兒童接受藝術教育。他們希望用藝術助這個剛經歷血腥暴政的社會恢復過來。

 

一切由法國女義工開始

 

「Phare」在高棉語意謂燈塔,即帶來光明、指引的意思。馬戲團成立有主要兩大初心,一是資助藝術學校營運,二是希望提供畢業生一個就業機會,以及一個能夠展現台下「十年功」的國際舞台。馬戲團的出現跟1975至1979年赤柬 (即紅色高棉)殘酷統治、200多萬人 被屠殺的這段黑暗歷史有直接關係。在接着的10年,國內戰爭持續,大批柬埔寨難民長期入住猶如監獄的難民營。1986年,一名法國女藝術老師Veronique Decrop來到位於泰柬邊境的難民營當義工,教小朋友畫畫以治療他們的戰後創傷。這因此間接成為日後柬埔寨馬戲團成立的契機。

 

1991年,當《巴黎和平協約》簽署後,柬越戰爭正式終結,所有難民營勒令關閉。有難民移居海外;亦有不少人的田地家產已被充公,選擇定居在接近柬泰邊境的馬德望,方便一旦隨時再爆發戰爭,就可以馬上越境逃生。當中包括9名在難民營度過童年、跟Veronique Decrop學過畫畫的學生。赤柬期間,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被屠殺,包括教師及醫生等,許多家庭都背負一段難以磨滅的痛苦過去。一切百廢待興之際,這10名師生決定利用藝術教育修補這個傷痕纍纍的國家。

 

1994年,他們首先成立免費藝術學校 Phare Ponleu Selpak (PPSA) ,一開始也是秉持「Lean Startup」(精益創業) 精神,只在大樹下提供畫畫班、後來慢慢發現有孩子喜歡跑跑跳跳、跳舞等舞台表演,於是其中一個接受過馬戲團學校訓練的創辦人Khuon Det後來加入了表演藝術訓練課程、教授包括音樂、舞台劇和馬戲團。廿多年後,學校仍然提供免費教育給貧困家庭的孩子,但規模已經擴闊至常規的12年教育、視覺及表演藝術職業訓練。另外學校亦聘請社工輔導附近800個家庭。

 

金融海嘯後思危

 

學校的營運一直有賴歐洲或外國基金會的資助,但2008年一場全球金融海嘯,捐款大受影響。多位創辦人開始意識到要另謀更加可持續的經營方法,以確保學生不會因為捐款人「收水喉」而得停學。學校於是在2013年成立社企Phare Performing Social Enterprise( PPSE),旗下並成立子公司馬戲團及兩間創意及多媒體公司。值得一提的是,PPSE背後的股東之一是孟加拉格萊珉銀行 (Grameen )及法國農業信貸银行 (Crédit Agricole )合資的小額貸款社企基金。前者是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拉經濟學家尤努斯 (Muhammad Yunus)所創辦。

 

馬戲團每晚都透過演員不可思議的特技演出,敘述柬埔寨的歷史、文化及社會,吸引無數遊客捧場。其中有劇目就是以9名創辦人的故事為藍本,重演戰爭如何對孩子帶來纏繞不去的夢魘,讓遊客以一個另類角度認識柬埔寨沉重的過去。

 

馬戲團在大帳幕下上演,由於場地只設330個座位,在旅遊旺季時往往好快就爆場,必須提早訂票。PPSE行政總裁、小時候曾經在該學校上過堂的Dara Huot說,他們不打算增加觀眾席位,因為演員必須盡量接近觀眾,以最好呈現台上的力量及情緒氣氛。商界出身、80後的Dara還說,每做一個決定,都要問自已這是社會性目的,為員工、表演者出發;還是純為商業目的。以提醒自己勿忘初衷。

 

眾籌買地助長遠規劃

 

在柬埔寨土生土長、但說得一口流利英文及法文的的Dara又說,公司收入除了定點的演出、場內餐飲、手工藝品銷售之外,劇團亦會不時接受私人企業邀請作特別演出,甚至到海外表演。其中75%盈利都會撥作學校的營運,佔學校目前總預算大約22%。他希望未來7至10年可以提升有關比例至9成。另外,經過兩年半的努力,他們終於在2016年籌得55萬美元,買下位於暹粒的永久表演場地,方便作長遠規劃。

 

今日的暹粒社企生態十分蓬勃,除了具口碑的馬戲團,不少工藝品店、餐廳、以至酒店打開門做生意,都會特別向客人介紹,指其消費將會如何改善當地人就業、教育或環境生態等等。有日本人開辦的布藝店更會以日文、英文手寫每樣產品背後的故事。當然,由於柬埔寨未有對社企進行規範,消費者掏腰包前不妨先了解一下商店,以一探其虛實。

 
圖片來自法爾柬埔寨馬戲團 官方網站

作者為仁人學社特約作家王海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