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慈善合一 談影響力投資

日前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全球若保持目前速度繼續暖化,最快2030年就會出現嚴重災害,要避免這情況,全球須於2030年前減少45%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逃離這個「大限」,人類生活與文化必須出現一種顛覆性的轉變,而這必須包括資本市場的根本性變革。由史上巨富洛克菲勒所提出的「戰略性慈善」,再演變至洛克菲勒基金會於2008年提出「影響力投資」,探索如何結合商業及慈善既有模式,以及改善目前的大量社會問題。

乾貨店員變石油大亨

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是一個商業天才,假如他活到今天,其財富將比全球前十大富豪的總資產還多一成。洛克菲勒的發跡史相當傳奇卻也極富爭議,他最初在美國克利夫蘭的一家乾貨店幹活,每周只賺5美元,而他後來創建的標準石油公司,儘管被政府多次派檢察官調查其經營狀況,還吃過數不清的官司,但源源不絕的金錢還是滾滾流入公司的賬簿。

賺得如此大額收入,洛克菲勒同時把人生的後40年投入慈善事業,他的主要貢獻包括:成立約翰霍普金斯公共衞生學院、哈佛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根除北美鈎蟲和黃熱病,也對黑人族群特別關照,斥巨資提升黑人教育。

但這位空前絕後的巨富,絕不甘於當時傳統的行善方法。洛克菲勒認為:「去幫助一所低效率、位置不好及需要性不高的學校是種浪費……很有可能,過去浪費在那些無用的教育計劃上的資金,已經多到足夠建構一套完善的高等教育系統了──要是正確使用的話。」他認為慈善活動應較商業經營更精準與講究效率。

戰略性慈善事業之父

因此洛克菲勒被譽為「戰略性慈善事業之父」,他不但希望緩解社會問題的症狀,更希望通過長期努力觸摸或解決社會壞象的病根,這種戰略性慈善投資亦同時被稱為「耐心基金」。他曾說:「戰略性慈善是一種長期、耐心的投資,目的是通過這種投資,真正有效地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其結果未必能在短期內看到,也需要以數年來計算,但只有這樣,才可能根除社會的頑疾。」

於短短12年的時間裏,洛克菲勒向旗下四大慈善機構投資了4億元,包括:醫學研究所、普通教育委員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勞拉斯佩爾曼洛克菲勒紀念基金會。過程中,他把這些機構交託予兒子小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Jr.)。時至今日,洛克菲勒基金會仍是世上最大的慈善機構。

跨界別概念改變世界

老洛克菲勒於1937年逝世,但他的影響卻無遠弗屆。於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承傳老洛克菲勒的理念,提出了一個創新概念──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ment)。該「跨界」意念橫貫資本界和公益界,倡導資本通過有經濟效益的投資來實行公益。傳統投資重視回報,但同時亦可能對社會與環境構成長遠的負面影響。單純的慈善旨在助人,不求回報,故慈善機構要持續運作必須不斷依賴捐款或相關投資回報。而「社會影響力投資」則將兩者結合,以個人、家族或機構身份投資於對社會或環境有利的項目或企業,並可量化社會效益,達致可持續發展。

聯合國同類基金港落戶

當許多政府面臨財務困難、無法百分百提供所需的社會福祉時,基金會認為應顛覆傳統單方面接受政府補助金的「受與施」角色,提倡新概念如「社會影響力債券」,募集民間投資者來投資政府社福計劃,創造全新融資方式。2010年,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與洛克菲勒基金會聯合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把影響力投資界定為資產類別(Asset Class)的一種,奠定其在投資界和公益界的地位。

香港也同樣受益於這嶄新概念,2016年聯合國社會影響力基金(the United Nations Social Impact Fund,UNSIF)與綠色資本集團有限公司,於香港簽署「綠色經濟基金」合作備忘錄,成為聯合國社會影響力基金首個在港成立的社會影響力基金。聯合國所推行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亦可透過基金平台獲投資,並帶來經濟和社會的回報。投資綠色基金一方面提供回報,令項目可持續發展經營,另一方面又可惠澤社群。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可持續發展目標影響力金融部主管李楠,將於11月22至24日來社企民間高峰會作演講嘉賓,屆時會講解更多「社會影響力債券」的實際運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關商界對社會企業發展,可留意相關活動資料。

作者為仁人學社助理創新顧問黃文萱

信用卡「碌」出行善創意

本世紀信用卡產業蓬勃,美國與香港等資本主義城市,據統計更是平均人手兩張信用卡。為吸引客戶,信用卡優惠、積分計劃五花八門,但想必大家都試過忘記兌換積分以致浪費了。美國的史提芬.嘉騰(Stephen Garten)因一次經驗,啟發他創立Charity Charge,以這張新概念慈善信用卡為這些積分、為客戶、為慈善機構提供一個嶄新想像和機會。

換領積分啟發奇想

史提芬的爸爸熱愛慈善,對任何機構都從不吝嗇,永遠慷慨捐獻,令史提芬小時候已種下關注慈善的種籽。19歲那年,他爸爸因癌症過身,對他打擊很大,但他同時看到醫院裏的醫生和護士對其父的無私照顧,深感震撼,體會到我們也可關心自己以外,更偉大的事情。他於華盛頓大學畢業後,跑到初創企業的孵化勝地──得州奧斯汀。一邊打工,一邊採訪當地的企業家,嘗試尋找創業點子,最後居然在信用卡點數中探出端倪。

有一天他興奮地到信用卡網站,打算用積分換領禮品,他花了數小時瀏覽禮品網頁,居然找不到一樣他想要的東西。他覺得非常懊惱,也驚覺自己原來不希罕更多的物品。之後他關掉網頁,打開郵箱,看到一封慈善機構的勸捐電郵,他忽發奇想,如果信用卡能讓他選擇把積分捐贈予慈善機構,他現在便不用那麼苦惱了。

史提芬開始研究這個主意的可行性。按統計,於2016年每名美國人均持有近3張信用卡,但史提芬調查發現,每年約三成的信用卡客戶,即6000萬人從來都不換領所獲積分,總值16億美元的信用卡積分因過期作廢,最後變成信用卡公司的收益。史提芬想,要是這16億能用作貢獻社會,會帶來多大的社會效益!

當時,他空有主意,卻對信用卡行業一竅不通,也不認識任何業界人士。於是,他開始通過LinkedIn領英等網站接觸該業行家,居然有很多人願意分享想法。其中一位有心人是信用卡業的顧問,跟史提芬分享很多業內知識及專業意見。一年後,這位顧問出任萬事達卡聯營卡業務發展的主管,更協助史提芬把Charity Charge的概念成真。

史提芬希望人人都能自由選擇他們心中想支持的慈善項目。現時很多信用卡公司都會跟慈善機構合作推出慈善信用卡,但這模式只局限於較大型機構,如想要捐錢給自己社區的慈善組織,就只能透過其他不太方便的途徑。史提芬與團隊花了兩年時間,跟信用卡業內專家見面,了解行業運作和信用卡的商業模式,嘗試找出Charity Charge的切入點。

聯營卡市場尋定位

解釋一下Charity Charge。它是一張信用卡,功能跟一般信用卡無異,特點是客戶能選擇把消費簽賬的1%,捐贈予自選最多3間註冊慈善機構、宗教團體或公立學校。因回贈屬慈善捐款,客戶亦能享受稅務優惠。機構也會負責捐款的行政費,確保慈善機構能拿到所有捐款。客戶更能透過手機程式追蹤捐款,了解自己所創造的效益。這1%看似瑣碎,但它為慈善機構所帶來的效益大於想像。

Charity Charge改善了發展多年的聯營信用卡(Affinity card)模式。聯營卡是信用卡公司和另一間機構聯合提供的信用卡,常見的聯營卡包括大學、零售或航空公司的信用卡。聯營卡是雙贏的模式:合作機構的龐大用家群,能為信用卡公司減低吸納新客戶的成本,同時進行交叉銷售。每發行一張新卡,信用卡公司都要付費予合作機構。現時市面上的慈善信用卡也是一種聯營卡,但如是較小型的慈善機構,因捐款者數量少,信用卡公司看不到好處,便不會為其推出聯營卡,讓這些小型機構失去這個捐款渠道。

於2015年,四成的美國消費者擁有至少一張聯營卡,證明很多人都會以他們關注的機構為榮,且不介意少賺積分。史提芬看準了這個市場機會,找出Charity Charge的定位。

瞄準新世代消費者

性質上,Charity Charge屬於公共利益企業(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它是一種特殊的公司法人組織,追求公眾的利益。公司決策必須兼顧3種利益,包括公司章程中所訂定的公共利益、股東利益,以及其他持份者如員工、顧客、供應商、社區或環境等的利益。

須知銀行從不做虧本生意,史提芬能成功說服金融機構跟他合作,證明商界也看出新世代的消費模式在轉變,新一代消費者關注社會,重視意義和目的,更希望能以生活態度改善社會。Charity Charge未來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跟主流信用卡公司合作,這樣才能迅速擴大客戶群,增長業務。

史提芬的爸爸53歲便離開人世,讓他覺得人生短暫,更感受到實現夢想的急切性,他希望能結合工作和意義,不要等到退休時才貢獻社會。史提芬憑着信念和一股衝勁,由零學起,到成為行業專家,逐步實踐理想,他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夠啟發其他人追求看似遙不可及的夢想,這種啟發比起Charity Charge本身的效益必定更加龐大。

作者為仁人學社特約專欄作家林雪瑩Katherine.sy.lam@gmail.com

 

「半邊天」的革命

珍妮(Jenny Bowen)與丈夫理察看到《紐約時報》上一幅插圖,是一個中國孤兒極度可憐的面孔。兩人既震驚又感動,覺得非做點事情不可。最後決定去中國領養一個孤兒,這是1996年的事。珍妮是一名電影編導,丈夫是攝影師,住在美國影城荷里活。

經過了18個月的申請過程,終於在廣州領養一個不到兩歲的女嬰。第一眼看着她,珍妮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瘦骨如柴、連站立也不會,面無表情、不言不笑,也不讓任何人觸碰。

孤兒的三個出路

回到美國,珍妮悉心照顧這個陌生的女兒。很快地,她的健康大大改善,開始會說話,和其他小孩子玩耍甚歡。

一年後,珍妮有一天看到女兒在花園中玩耍,天真活潑,笑聲震天,有很大的感觸。同一個孩子,在福利院的時候是何等不幸;但不消一年,在領養家庭的愛護下,竟有這麼大的轉變。

但在中國,仍然有數以十萬計的孤兒,沒有這麼幸運。她記得有人曾說,在中國福利院長大的女孩,只有三個可能性:留在院中當職工;當兵;當妓女。

突然間,她好像感受到一種不可抗拒的召喚,要去中國幫助其他不幸的孩子。她與丈夫商量,很快便作出決定:放棄自己的事業,到中國去探索為所有孤兒改變命運的途徑。「半邊天基金會」(Half the Sky Foundation)就在1998年成立。

不知天高地厚

無可否認,珍妮滿腔熱情,但畢竟對中國一無所知,更談不上有什麼關係,對兒童福利及孤兒服務也全無經驗。

珍妮的構思也很簡單,她相信福利院內的每一個孩子,都要有受過嚴格訓練的照顧者悉心照顧。她打算聘請專家來設計這些訓練,然後挑選合適的照顧者來參加培訓。這些照顧者接受訓練後,可以全職擔任照顧者工作,「半邊天基金會」負責籌募經費,負擔所有培訓及照顧者工資的費用。

珍妮回到中國,開始約見有關部門的官員,馬上處處碰壁。不久之前,西方一個民間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發行了一套紀錄片The Dying Rooms,三個英國人用隱藏的攝影機,在福利院拍攝了孤兒生活起居的情況,引起了中國官方強烈的反應。這樣的背景下,一個美國人的計劃當然會備受懷疑。但珍妮沒有氣餒,千方百計去介紹自己的想法。皇天不負有心人,她終於成功地說服兩間福利院,讓她作為期一年的試驗。

結果,兩個試驗都異常成功,有關單位甚為滿意。消息很快傳到中央,民政部高度關注,主動約見她,了解下一步的計劃。

次年,珍妮獲准在另外3間福利院進行她的計劃,成績又是喜出望外。第三年,項目增至8個。那邊廂,基金會在美國總部不斷擴大籌款,以應付項目增長所需的經費。2003年,珍妮已在13間福利院開展了她的計劃,有接近300位全職僱員,直接受惠的孤兒超過2000名。

轉捩的一年

「半邊天基金會」成立5周年首次舉行慶祝會,會後珍妮夫婦抱膝長談。5年前的夢想終於初步實現,理察突然問:中國有多少個孤兒?珍妮說不知道,「大約100萬左右吧?那2000算什麼?」

珍妮沉默了一會,然後說:「讓我們移居北京吧!給我5年時間,看看有什麼結果。」理察表示支持,經過一番安排,舉家搬到北京來居住,「半邊天」的計劃在這5年間在全國各省市全面推廣。

時至今天,「半邊天基金會」直接運作的福利院有53 間,遍布26 個省市,共訓練了超過1.2萬名照顧者,超過10萬名孤兒直接受惠,全國僱員1,300多名,2013年基金會動用的經費高達960多萬美元。

2011年,民政部與「半邊天基金會」簽訂一項協議,由後者為全國所有福利院的員工提供訓練,以配合根據「半邊天」計劃的兒童福利全面改革。此項計劃由JPMorgan Chase Foundation贊助長達6年的經費。.

珍妮最近出版了一本書Wish You Happy Forever: What China’s Orphans Taught Me About Moving Mountains,並於下周來港作分享及簡介,地點是金鐘太古廣場二樓的Kelly & Walsh書店,時間是5月28日星期三下午五時半,筆者強烈推薦大家出席。

當YouTube遇上三農問題

「農村很窮,農民很苦,農業很危險。」這句話是對中國三農問題最廣為流傳的概括,而這句話也同樣適用於另一個農業大國 ——印度。

據統計,印度有61萬個村莊,超過6億的農業人口。印度平均每個農民的年負債額達到300美元,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每天的收入還不到2美元。為了改善生計,農民不得不過度使用化肥、農藥來提高畝產,時間長了就會導致土質下降,耕種成本反而上升。與此同時,一些先進的農業技術和農耕方法卻遲遲得不到有效推廣。

印度的三農問題

2003年印度政府曾經做了一次調查,發現農民獲得農業相關資訊的主要來源是農民之間的口耳相傳,這種方式的效率可想而知。印度其實有10萬多名政府的農業技術員,負責下到田間地頭向農民普及農業知識和技能。可是平均每2000個農民才能攤分到一個農技員,而要見到一次農技員一般要等上半年。

如何以合理的成本提高農技推廣的速度和效率?這成了破解印度三農問題的關鍵。

說起「美國偶像」,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個風靡全球的選秀節目。而印度一家叫做Digital Green的非營利機構發現,自己做的事情無異於開辦了一個「農民偶像」節目。

這家機構的網站上有2600多段8至10分鐘長的視頻,內容都與農業有關,出場人物都是真實的農民。最常見的形式是一個農技員在村裏訪談一位當地的種植高手,問一些農民們最關心的基本問題:「如何決定要種什麼莊稼?如何保持土壤肥力?如何嫁接?如何清除雜草?……」然後種植高手會逐步演示自己的經驗。

一個「農民偶像」節目的誕生

觀眾自然也是農民,他們興致勃勃地觀看視頻,從自己的同行那裏學習經驗然後實施。有一段視頻介紹的是一種叫做滿江紅的水生作物,可以很容易地培育並添加到動物飼料裏。吃了這種飼料的奶牛,產奶量可以提高15%至20%。這段視頻一度成為最受農民喜聞樂見的視頻。

漸漸的,Digital Green發現自己完全不用為尋找「演員」發愁。總會有農民主動聯繫,希望出鏡介紹自己的經驗,或者在學習了別人的經驗之後,想在視頻裏露個臉分享一下。在他們看來,這種「上電視」一般的待遇是莫大的榮譽和向鄉鄰們炫耀的資本。而在面對鏡頭時,這些群眾演員都表現地分外認真,結果大大減少了視頻的翻工和後期製作成本。

現在Digital Green還模仿Facebook,開辦了Farmerbook,為眾多「農民偶像」開設了專屬的頁面。這下子,農民參與的積極性就更高了。

Digital Green的創始人是一個印度裔的美國小夥子Rikin。從MIT畢業後,Rikin「反向」移民回到了印度,想做一些「接地氣」的事。作為一名電腦專業的高材生,他很容易便想到利用科技來解決印度的三農問題。

Rikin曾經花了200多天,和一家非營利機構的農技員一起走村串戶,觀察拍攝農技員和農戶之間的溝通,不斷測試什麼樣的視頻最吸引農民觀看並接受。他發現農民在觀看視頻後,通常會問兩個問題:「這個人是哪個村的?TA叫什麼名字?」顯然,農民們更願意從自己同行那裏學習,而不是由一個社會經濟地位有很大差距的「專家」來「教育」自己。

好主意是怎樣煉成的

與各地已有的服務農民的各類政府和非營利機構保持合作,是這個專案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Digital Green通過這些在地組織接觸到農民,取得他們的信任,找到種植高手錄製視頻。視頻的內容和形式會充分考慮到當地特色,還會特意製作不同語言的版本。錄製好的視頻集中上傳到雲端中心資料庫,並在可以聯網時與地方資料庫同步。各地的農業技員從Digital Green那裏拿到移動盤和投影機之類的播放設備,在當地組織農民觀看學習。

通過結合高科技(比如「雲端技術」)和「低科技」(比如投影機和簡易攝錄機),Digital Green模式把農民對農業知識技能的接受率提高了7倍,而成本效率則提高了10倍。如今,該模式已經從印度擴展到了衣索比亞和迦納,那裏也開始有了自己的「農民偶像」。

綠色洗髮精 種出循環經濟大樹

垃圾總是在我們無意之間產生,我們可如何打破既有想像,重新想像我們身邊的所有產品?台灣土生土長企業家葛望平打造的台灣本土品牌歐萊德O’right,從植物萃取洗髮精配方,到可分解瓶子,而瓶底藏着植物種子,除靠產品贏得許多國際環保設計大獎外,連企業本身都是「綠」得徹底,可謂循環經濟的最佳展現。

跳出思親抑鬱 實踐綠色革命

葛望平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出生於高雄鳳山,於台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修讀機械科。畢業當兵退伍後就開始從事美髮業務工作,一邊進修工商管理。直至2002年,葛父「打本」給他創業,歐萊德O’right就此誕生。可是於歐萊德初創期,代理國外化妝品,生意未上軌道,父母卻一年內相繼因病過世,葛望平因而陷入抑鬱症的折磨。

於最低谷之時,葛望平卻心念一動:「我應該做點什麼來讓生活有所改變?」他自幼就有過敏體質,又認為父母過世與身邊太多化學致癌物質有關,因此立志要改變充斥化學成分的產品,遠離有害物質的威脅,並由自己擅長的髮妝領域做起,希望消費者有更健康自然的髮妝產品可選擇。

有機植物髮乳 瓶埋地下種樹

這個完全Made In Taiwan的品牌,第一個產品「綠茶洗髮精」便是用農產品取代石化品的髮妝品。之後的產品在原料方面也遵從對環境友善的法則,例如把檜木粉磨成微型粒子,取代對海洋生態造成影響的塑膠顆粒,及後更推出得獎產品「咖啡洗髮精」,利用超音波從咖啡中取出咖啡因萃取物,再調製配方做成洗髮精,不但醒腦,還具備活絡頭皮與強健髮根等效果。

除了用有機植物製成洗髮精,萃取過後的咖啡渣也沒有丟棄,而是做成洗髮精的瓶子,瓶子再不是一件塑膠垃圾,可被生物降解。此外,瓶身底部的小圓蓋也大有玄機,藏了兩顆咖啡種子。葛說:「先前在國外發表這項產品時,有位德國記者還不相信,討了一罐洗髮精回去種,之後他來信給我說,他真的在柏林種出咖啡樹。」

循環經濟減廢 開啟永續想像

這就是循環經濟!想像一個世界,在那裏所有資源可不斷循環再利用,沒有任何廢棄物,你手上的產品用完之後,藉由再處理的方式,可以變成另外一家企業需要的資源。就像歐萊德其後推出的「瓶中樹」洗髮精,以廢棄蔬果與植物萃取澱粉製成,瓶底置入台灣原生相思樹種子,用後將瓶子埋入土壤,一年內瓶身可分解成堆肥,並長出吸碳量最高的相思樹。「咖啡樹長出咖啡豆,咖啡豆讓你喝咖啡,咖啡渣給我用,我繼續做洗髮精給你,你繼續種咖啡,這是搖籃到搖籃的實踐。」葛補充。

除了推出產品實踐循環經濟,葛望平認為落實環境保育,企業必須由自身做起。歐萊德連續八年主辦台灣區「Earth Hour地球一小時」活動,每年至少累積五百家台灣指標企業共同響應關燈一小時活動,成功串聯全台灣共節電10萬度,創下歷年新高,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於種植了近5000棵樹木。

歐萊德位於桃園龍潭的綠建築總部,耗資1.8億元,是台灣首座取得鑽石級建築碳足跡認證的工廠。整幢建築用清水模建造,利用太陽能與風力系統發電,並依照台灣的氣候做建築設計,因空間與大自然良好的互動,歐萊德總部一年只開30多天冷氣,全年共可省下約60000千瓦電力。總部內亦布滿綠色植物,員工餐廳更是有機蔬食餐廳,讓這個總部被稱為「會呼吸的房子」。

榮獲無數大獎 11月來港分享

咖啡因洗髮精讓歐萊德榮獲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iENA金牌獎及綠色發明獎、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INPEX金牌獎及特別獎、巴黎永續美妝獎(包裝獎及領導獎)等無數國際大獎的肯定。歐萊德目前已在全球40多個國家銷售,今年更再奪全球綠色環保金獎。

「有次在波蘭的記者會,一位患癌的小朋友親自到現場來跟我說謝謝,他原本是沒有頭髮的,用了我們的洗髮精後,又長出健康的頭髮,他的笑容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有次在瑞士的動物園裏舉辦發表會,那是他們首次外借場地給品牌,只因為我們對環境保育的理念相同。」葛望平又是感動又是驕傲地說道,表示消費者與環保「知音」是最真實的回饋,讓他更堅信自己正在做一件「對」的事。

歐萊德創辦人葛望平將於11月22至24日來到社企民間高峰會作演講嘉賓,屆時會講解更多「社會影響力債券」的實際運作。如欲了解更多有關商界對社會企業發展,可留意相關活動資料。

作者為仁人學社助理創新顧問黃文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