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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社會的正能量

剛結束的社企民間高峰會,邀請了著名的「變革行動學院」(Transformative Action Institute,簡稱TAI)創辦人謝史葛(Scott Sherman)為主講嘉賓。史葛天性樂觀,講話時充滿動感,臉上經常掛着他的招牌笑容。他在會上講述了改變了他一生的可怖經歷。

17歲那年,史葛剛入讀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一年級。 開學的第一個星期,那天剛好是黑社會的入會日,小夥子要在街頭隨機點相,以武力襲擊途人來表示威猛,才能入會。他就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被打到半死,當場失去了知覺,直至被送到急症室才清醒過來。

雖然無辜受傷,但史葛的心靈沒有留下疤痕。他對暴力沒有恐懼,對襲擊者也沒有怨恨,反而把負面的情緒轉化,成為他投入非暴力及公義社會的最大動力。他曾經服務一群黑社會小夥子,他們衝動不羈,經常耀武揚威,史葛就把他們的武力轉化成為活力,鼓勵他們在極限運動挑戰自我,重新尋回人生的軌迹。

變革行動 致勝之道

史葛致力於非暴力工作,讓他有不同的機緣,包括在當時還在打內戰的斯里蘭卡實地研究;和與多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交流,包括達賴喇嘛、南非大主教杜圖 (Desmond Tutu)和已去世的德蘭修女。畢業後他考取法律資格,成為律師,為非暴力、環保組織和社會公義奔走。然而,史葛發現法律訴訟對爭取社會改變的幫助不大,於是他放棄律師專業,走入社區,繼續堅持非暴力抗爭,投入不同議題的群眾運動。

在非暴力和群眾運動裏,史葛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疑問,引領他進入事業的新方向。他很想知道,為何有些運動訴求會落空,群眾會失去熱誠?為何有些運動卻能堅持下去,亦能成功爭取改變?他決定研究群眾運動的成功策略及改變社會的致勝之道。

他的研究分析了群眾運動的不同元素,包括議題、對象(私人集團、政府)、目標的清晰度、實際行動等,發現傳統的社會抗爭行動,例如示威、對抗、讓當權者出洋相、或透過社會聲音迫使當權者回應訴求等,其實效果不大。這些方法很容易讓支持者失去熱誠和失去群眾支持,當權者也不願意回應訴求,因此通常不能達至最好效果。

他歸納出有效改變社會的群眾運動的某些共同點,並稱之為「變革行動」,其中主要包括有說出真相的勇氣(shine the light),特別是面對當權者時,有些人可能因為滿足於現況,面對不公義的時候仍希望保持現狀,也有人會選擇沉默,所以,站出來的人需要很大的勇氣。

說出真相後,會有不同的反對聲音,可能是來自當權者,或來自不了解運動的人。這個時候,可以好好利用「社會合氣道 」(social aikido),即是轉化的力量,將對手變成合作夥伴或朋友。這確實是需要智慧和放下自己的堅持。你有細心聆聽,讓對方暢所欲言的耐性嗎?你能停止對立,並讓對方成為群眾活動的英雄,攜手合作嗎? 要改變社會,便不要與對方爭論是與非、對與錯,大家需要的是尋求最有效的選擇方案、一個能共同朝向的目標。

史葛從香港雨傘運動一開始,就跟進相關的新聞;也親身去過金鐘和銅鑼灣兩個佔領區。他很欣賞雨傘運動的學生有說出真相的勇氣,他們的勇敢影響和鼓勵更多的人參與,這些全世界都看到了。現在如何處理下一步行動呢?他希望香港可以從「變革行動」的思維得到啟示。

走入群眾 實踐理論

史葛研究群眾運動成功策略及改變社會致勝之道的博士論文,成為他成立TAI 的基礎,指導老師亦鼓勵他把理論實踐。就這樣,他成立了社會企業TAI,在大學開辦培育未來社會企業者及變革者的課程。

當時,他在柏克萊大學已經有相當的教學經驗,但開始第一個TAI課程時還是戰戰兢兢,這是一個很新的題材,把心理學的學術研究結果融入了解自我和遊戲中,訓練學生在韌力、創意、情緒管理、面對失敗、同理心、加強運氣等的重要技能。透過互動的遊戲,啟發學生自己找尋答案和總結理論。結果,課堂非常受學生歡迎,史葛更因此得到柏克萊大學的出色教學獎。

TAI 社企教育的第一課,不是關於社會目標、社會問題或經營技巧,而是先了解自己。他設計的「我的生命故事」(The story of my life),讓年輕人由自己出發,從自己過去的經歷、現狀及對未來的遠景裏,發掘他們對人生的抱負和使命。史葛發現,先讓學生自我了解,他們很自然的便會找出真心想做的事,無論有多困難也能堅持下去。他也寄語社會企業家,先要把自己處理好,才能有力量服務和改變社會。

TAI已成立了十年,史葛在多家美國知名學府任教,包括耶魯、普林斯頓、紐約大學等。多家出名的社企孵化機構,如Unreasonable Institute也使用他的教學課程為基礎。全球有超過50家大學,甚至遠在烏干達的大學,也使用TAI設計的教學手冊。他把所有的課程細節、教學方法、遊戲活動都一一詳細羅列,無私地與大家分享, 希望有更多的學生能接受社企教育,立志改變社會。

傑出人道醫生法保羅

最近詢問幾位美國朋友,誰是他們心目中最優秀的社會創業家。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答是法保羅醫生(Dr. Paul Farmer)。保羅是著名的醫療人類學家與傳染病科醫生,他從醫之路,敢放突破傳統,提倡平等健康人權的發展。他認為醫學教育的目的不是提供謀生方法給學生,而是為了促進社區的健康。

法保羅出生於1959年,是六名孩子中的老二。父親崇尚自由精神,帶領家人過着嬉皮士式的生活, 每4、5年就穿越30個州省,轉移居所。保羅的童年生活返璞歸真,曾居住在佛羅里達州一輛改裝的汽車上,也在墨西哥灣住過帳篷和船屋。他天資聰穎, 在校成績優異, 考取獎學金到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攻讀醫療人類學。

邊讀博士邊救人

保羅是天主教徒,在大學時曾協助一名修女改善煙草工人的生活,這些工人大部分來自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海地。在耳濡目染下,保羅深深被海地苦難的歷史吸引。1983年大學畢業後,他一面申請入讀哈佛大學的醫學系,另一面就跑到海地。當時的獨裁統治者利用酷刑、暗殺等手段鎮壓異己,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當地資源匱乏,瘧疾、肺結核、傷寒等傳染病肆虐,醫療人員苦無對策,窮人更無法獲得適當治療。保羅受到感召,矢志在最貧窮的地區服務。不久,他接到哈佛大學的入學通知,讓他修讀醫學和醫療人類學博士學位。他隨即回到美國註冊入學,旋又拿着學習資料回到海地。隨後三年,他往返兩地,只在考試和實習時回到哈佛,其餘時間就留在海地救治貧窮病人, 累積珍貴的臨床經驗。

1985,保羅成立了一間名為Zanmi Lasante的診所,並培訓當地醫療人員。這間診所不停擴展,往後十多年,發展成為一間擁有護士學校、手術室、衛星通訊和血庫的醫院;並成為其他貧困地區同類診所的榜樣,不僅治病防病,還提供全面的社會與自我改善服務。到了1986年,海地的形勢更為混亂︰軍人奪權,人民起而反抗,愛滋病不斷散播。有見及此,保羅在1987年聯同幾位好友在波士頓成立一間慈善醫療機構——「健康夥伴」(Partners in Health),為貧窮人士提供醫療服務。1990年,保羅以優秀成績畢業,繼續在海地和波士頓兩地行醫。

保護窮人義不容辭

「健康夥伴」的目標為「向有最迫切需要的人提供現代醫療服務,成為絕望者的解藥」。它的運營模式不限於治病,還包括提供流動普查設備、保健宣傳工作者培訓、診所、學校、登門提供複雜藥物療法,以及關於傳染病的研究。保羅和他的團隊研製創新藥物劑量療法,成本只為美國的1%,令許多地區降低了抗藥性肺結核和愛滋病的死亡率。20多年來,「健康夥伴」已擴展到海地8個地區和5個國家。保羅在1993年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頒發的22萬美元「天才獎金」,他全數捐給「健康夥伴」成立「健康與社會公義學院」。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離開白宮後,致力於非洲發展事務,他也受到「健康夥伴」的影響和啟發,決定到盧旺達開展類似的醫療項目。

保羅每年有四個月在波士頓看病和教學,其他時間則在海地照顧貧窮病人。他也到秘魯照顧結核病和瘧疾病人,又到古巴協助促進公共衞生;還說服了世界衞生組織及世界銀行提供資金,改善了西伯利亞監獄結核病大量爆發的危機。保羅才氣縱橫,精力充沛,不停地奔走世界各地籌募捐款,讓窮人也能接受治療。

保羅認為疾病往往源於貧窮、暴力和不平等的制度。所以他自稱為窮人的保護者,希望減少全球各地的飢餓、疾病及不必要的死亡,並致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社會公義運動來解決問題。

推動平等健康人權

保羅指出疾病與健康議題不能只是關注於疾病本身,需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疾病的病源問題,因為許多疾病並非只是病毒感染與治療方式的問題,而是有其社會結構問題。以肺結核為例,很多海地高原上的病人治療失敗,往往是沒有定期服藥,甚至導致複雜的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病人無法定期服藥的原因有數個:許多人因交通的資源問題而未能定期覆診拿藥,沒有錢坐車、距離太遠,或是交通工具不足﹔此外,病人普遍營養不良,所以就算能定期服藥,也會因為營養問題而惡化,甚至感染周邊的人。所以他決定建構更多地區性的醫療中心,培訓當地人(多數為痊癒的患者)成為監督服藥和提供藥物的駐點服務人員。同時,依不同地區的情況來協助改善病人的營養狀況、家庭和健康狀況,甚至提供相關工作機會來協助改善病人的生活。

第二個造成疾病蔓延與惡化的主因,是當地政府在健康系統中所提供的資源。由於海地的政治與經濟均受外國干擾,許多資源的供應(如藥物和醫療物資等)與運輸均受到很大的影響,同時,也讓醫療人員無法持續協助病人。

由於政經動亂,高原居民湧往大都市謀生,但是因為沒有適當的謀生能力,許多人只能從事體力勞動或性工作,這些因為政治經濟所造成的「結構暴力」問題,造成了窮人的健康問題,他們也因此而成為了病患者。許多人又帶病回到高原,令病菌擴散,增加治療上的困難。

如果我們忽略弱勢社群的問題,終究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和健康問題,因為疾病能透過傳染而產生更為嚴重的變異。這些問題,在發展中國家或許因為醫療資源與技術短缺「僅」造成病人大量死亡;但是在中高度發展國家,則可能會造成社會動亂或國家安全問題。

保羅知道要解決疾病只靠醫學是不行的,同時必須解決社會和制度的不公與不義。他以醫療人類學為引導,審視病患、健康、治療、社會制度及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結合治病和公共衞生的工作,來解決社會和醫療問題。

塑膠兒童玩具現環保新機

作者:仁人學社特約專欄作家李家雯

正當全球開始關注塑膠產品(例如外賣盒和飲管)對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時,有一款塑膠產品的使用量並未受到外界的關注,那就是兒童玩具。塑膠是兒童玩具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童玩具中90%材料都是用某種形式的塑料,可是兒童玩具的平均使用壽命卻只有半年,而當中竟然有80%的兒童玩具最終被丟棄。比利時有兩名設計師設立品牌ecoBirdy,將廢棄兒童玩具回收再生變成安全又美觀的家具。

回收玩具變家具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y Forum)、麥克阿瑟基金會(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和麥肯錫顧問公司(McKinsey & Company)對塑膠進行了全面性的評估,並且於2016年發布了一份循環塑膠經濟報告(The new plastics economy : rethinking the future of plastic)。該報告指出每年至少有800萬噸的塑膠,最終以不同的形態流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中塑膠垃圾的重量將會比魚類重量的總和還要多。

ecoBirdy創辦人凡妮莎(Vanessa Yuan)出生於台北,她在意大利的米蘭開始了她的職業生涯,擔任意大利時裝品牌的工業設計師和項目經理;而另一位創辦人里斯(Joris Vanbriel)是比利時人,他在大學時修讀室內設計。凡妮莎和里斯在國際高級時裝和設計行業的多個領域積累了多項專業經驗,旨在利用創新技術為環境問題創造解決方案。凡妮莎和里斯透過創新的回收塑膠科技,使廢棄塑膠重獲新生,製造出不含添加顏料或樹脂材料的兒童家具。

經過兩年的深入研究,探索如何可持續地回收塑料玩具,凡妮莎和里斯結果發明了完全由再生塑料且不含毒素製成的兒童家具。凡妮莎和里斯創立的品牌,致力於尊重和珍惜地球的寶貴資源。他們希望讓孩子們了解循環經濟的概念,並且希望人類的下一代能夠減少使用塑膠。

在2016年,凡妮莎和里斯獲得歐盟中小企業競爭力計劃(COSME)的支持,在比利時開設了設計公司ecoBirdy,作為環保和美麗設計的象徵。他們更在巴黎的Maison&Objet展會和米蘭設計周展出首個由再生塑料玩具製成色彩繽紛的兒童設計家具系列。凡妮莎和里斯在產品設計類別中獲得了著名的優秀設計獎,以表彰其傑出具影響力的設計。當中的評審更讚揚凡妮莎和里斯的設計故事能夠幫助人們的後代了解「循環經濟」的概念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他們的作品更於今年初在澳洲悉尼向公眾展示。

ecoBirdy以社會和環境責任為基礎。ecoBirdy的產品通過使用創新技術,生產過程不需要任何添加的着色劑、樹脂或其他化學品。塑料玩具被收集、清潔、分解,然後按顏色分類。這些破碎的部分被稱為「魔術片」,並成為家具的標誌性斑點外觀。ecoBirdy製造的產品百分百由回收塑料廢料製成,所以可以很容易地再次回收利用。

向兒童介紹生態概念

ecoBirdy更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旨在向兒童介紹生態概念,並鼓勵他們參與回收。這個體系包括一個學校計劃,最後對孩子們捐贈舊的塑料玩具進行回收。它還包括一本採用100%回收和無氯紙張印刷的兒童讀物《新生活之旅》,向兒童介紹可持續性和回收利用的概念。

ecoBirdy所有產品完全由歐洲廢物的再生塑料製成。由於在回收過程中精確分選、清潔和研磨,所有產品的塑料絕對不含有害化學物質。ecoBirdy的第一個系列在意大利生產,包括椅子、桌子、儲物容器和燈。ecoBirdy的產品線還包括小鳥形狀的收納箱,以可卸除的鳥嘴作為掀蓋處,特殊的外形設計是用來呼籲人們關心瀕臨絕種的紐西蘭奇異鳥;同樣地,ecoBirdy也製作一種犀牛造型的枱燈,用來喚起孩子們對犀牛保育的重視。

不僅如此,當孩童捐出的玩具實際應用到家具製造後,ecoBirdy更會主動以電子郵寄的方式通知孩子,不僅讓回收的行為更加深刻,也使升級回收的過程更加透明。ecoBirdy的目標是在歐洲回收25000件塑膠玩具,至今為止這項目標已達成55%,共計已回收了超過14000件玩具。

作者為仁人學社專欄特約作家

用手提包裝載希望

最近有一批名牌手袋在拍賣會上以高價出售,競投的人趨之若騖,大大超出了拍賣行的預測。這令人不禁要問:手袋何價?除了身份象徵外,它們有何社會效益?有一位年輕設計師希望有一天能在巴黎、米蘭、東京、紐約的街道上,看見許多時尚的女性拿着「孟加拉製造」的手袋,自信地走在路上。

她就是日本品牌Motherhouse社長兼首席設計師山口繪理子。她深信只從產品的外觀價值來做消費選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後將是追求了解產品背景與內涵的時代。這種良心消費模式由消費者帶動,可以從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中實現,有助建構更美好的社會。

山口繪理子出生於1981年,小學時被同學欺凌,數年無法上學。為免母親擔憂,她決定堅強振作,每天努力在學校逗留一小時、兩小時,最終可以留一整天。她從中學會了一步一步,慢慢地累積進展,成為她做人的核心價值。

到異國追夢的女孩

上中學後,她無心向學,幸好高中時迷上了柔道,靠不斷鍛鍊,朝目標前進,打進青少年奧運賽,同時拚命讀書,考上慶應大學綜合政策學系。

念大學時,山口開始關心發展中國家,促使她在大四那年到美國華府的國際援助機構美洲開發銀行實習。令她詫異的是,大批精英分子坐在舒適的辦公室鑽研政策,在電腦前把大筆援助金送出去,卻從未到過他們援助的國家。2004年,她上網搜尋「亞洲最窮國家」,熒幕上跳出「孟加拉」,她隨即毅然買機票飛往該國。映入眼簾的孟加拉生活情景嚇儍了山口,她第一次站在貧民窟中,令她感慨萬千:為什麼在如此發達的年代,還有這樣貧窮的地方呢?先進國家所資助的援助金又用到哪裏去了?山口決定到達卡的BRAC大學研究院攻讀,成為該校第一個外國研究生。

善用當地資源 創造優質品牌

在落後的回教國家唸研究院,對受傳統日式教育的山口來說,幾乎是天方夜譚。在兩年的學習中,她逐漸適應當地的生活方式,並欣賞該國許多珍貴而獨特的資源。她不停地思索,除了捐款之外,還能為這個貧窮的國家做些什麼。孟加拉政治紛亂,貪污強權無處不在,當地人即使有心求變,也感無能為力。

山口認為,商業是改變社會的最好方法,只有工作才能協助窮人自力更新。畢業後,她在當地一家日本公司找到差事,接觸到的歐美買家都到此採購極其廉價的貨品,其中包括裝咖啡豆用的麻袋。黃麻是孟加拉的特產,能百分之百被分解及回收,可以製成麻布袋。山口拿出所有積蓄,計劃利用天然黃麻與牛皮,培訓當地人製造精緻的手提包。

年僅24歲的山口在2006年成立Motherhouse。當時,大部分工廠從來沒有做過講究細節的高級產品。Motherhouse的使命就是要建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品牌」,設計時尚的黃麻手提包,讓人們不再只是因為憐憫而捐助孟加拉,而是用購買來肯定孟加拉也能製造優質產品。

山口深信每個人都擁有無限的潛能,只要能提供最能發揮潛能的環境,配合當地資源,就是落後地區的人也可自力更生。

取之於斯 回饋於斯

山口創業時經歷不少挫折和困難。她曾遇上血腥衝突,導致工廠附近被封街一周,解禁後機器原料全被搬空,合夥人也捲款逃跑了,令她賠上全部積蓄。山口打算放棄返回日本,但當她看到歐美買家趕着離境的新聞時,不禁想起自己的理想是為幫助當地人尋找可能性,不是為買廉價貨品而來。終於,她擦乾眼淚又留下來。

山口原本想找日本設計師協助,但是設計師們一聽到在孟加拉工作,便立即拒絕,她只好自己學習設計,成為Motherhouse第一位設計師。她發現自己心中的「高品質」與當地所謂的「高品質」差天共地,因此花了大量心力在品質管理和員工訓練上。山口從改變工人的觀念開始做起,要求他們造出比之前品質更好、更講究的手提包。她堅持親自檢查,連每個細節也一絲不茍。她還跑到日本師傅的門下,從頭開始學習做手提袋的工藝。

Motherhouse的設計不斷創新,品質也格外精緻,在孟加拉開創了全新的商業模式。

另一個艱巨的挑戰則是價值觀的問題,一般人往往視發展中國家的產品為「廉價且劣質」。山口反其道而行,挑戰傳統觀念,走高檔的路線。對日本人來說,孟加拉是遙遠而陌生的國度,令山口初期推廣產品時四處碰壁。她不厭其煩地把Motherhouse的理念、生產流程、經驗等一一分享給其他人聽,讓顧客能感受她的夢想。

Motherhouse開業後第二年即開始賺錢,產量也從第一批的160個手提袋,發展到每月4500個。2007年,山口開了在日本第一家店舖;2008年,Motherhouse首次進駐百貨公司,同年,她在孟加拉也有了自己的小型工作室和兩名員工。現在,工廠的員工已經增加到30多人,銷售人員也達到80多人。日本國內已有12個銷售點,更在台灣開設了第一家海外分店。另外,山口還拓展「尼泊爾製造」的服飾。

Motherhouse是孟加拉當地員工福利做得最好的企業。該公司的薪資比市場高兩倍以上,還有完善的職業訓練及保險制度,成為孟加拉人推崇的企業之一。

屢獲青年大獎

山口在2008年獲選為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青年領袖和獲《彭博商業周刊》選為亞洲最傑出年輕創業家;2009年被美國施瓦布基金會選為「日本最傑出年輕社會企業家」,2011年被日本最大財經雜誌《日經Business》選為「創造時代的百大人物」,備受國際囑目。

忘己利他建築師

香港樓價長期高企,居住環境質素欠佳,人均居住面積只有大概150平方呎,要真正的安居,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個奢侈的夢。建築師阮文韜卻認為所有人都該得到美好的東西。

我們生活在畸形的社會,除了怪罪地產霸權外,更需要教育人對生活素質的追求。首先要糾正需求,才不會有不合理的供應。

阮文韜創辦的建築公司「元新」,在平衡社會效益與盈利同時,始終堅持執着美好的東西。

阮文韜於香港大學建築系一級榮譽畢業後,到劍橋唸碩士,在英國念書這段日子對他影響很大。他突然對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有了新的認同,同時培養了他對社會問題的看法,讓他開始思考如何用建築去幫人,以及教育的重要性。

畢業後平步青雲,28歲便成為國際建築公司駐中國負責人。之後他決定自立門戶,卻換來了人生的最低潮。生意失利,他跌入人生谷底,看清人情冷暖,最後還要向家人借錢還債。那段時間,他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卻反而讓他從零開始思量人生的意義。

一次機緣,他義務為東華三院老人院設計,看到老人家在老人院的景況,觸發了他的使命感,讓他立志為社會做點事。他驚覺到,放低自己,為別人付出,別人也會為你付出。於是,「忘己利他」成了「元新」的理念。

有別於一般企業社會責任(CSR),「元新」把三分之一的資源去做社會項目,把社會效益融入了公司的骨髓。公益項目不一定要分割一塊豬肉出來,而是要把雞肉和豬肉混在一起,變成一塊雲吞,當社會責任是生意的一部分。

牛棚變生態旅遊

阮文韜嘗試以靈活的方式來參與不同類型的社會項目。例如為社企公平棧重新設計品牌,跳出了建築的範籌;合作建基於共同理念與互信,客戶不用先付錢,而是以新設計的銷售業績的一個比率來分期付賬,比率根據時間逐漸減低。

另一例子,梅窩牛牛之友邀請他策建一個牛棚。由於非牟利機構資金有限,他便提議建一個更多元的教育中心,把牛隻保育、生態旅遊及大嶼山文化教育的願景結合,這樣包裝下的牛棚對社會有更大的價值,而且更有把握申請資金。

包裝項目求共贏

他認為社會項目也需要包裝,要用創新靈活的模式合作,每個項目都算是一項投資,如果包裝得好,我們可以主導資源分配,製造雙贏。

最近,「元新」為香港的一間非主流學校 ——鄉師自然學校擴建中學。這是「元新」最具意義的一項項目,阮文韜與團隊義無反顧地支持它的理念。他們為了深入了解學校的運作和理念的實踐,到自然學校當了一個月的老師。建築師的任務並不是要把想法及設計硬生生空降於土地上,而是要深入了解四面八方所發生的事,用包容的眼光與之和諧共處,再探討方案。學校沒有充裕的資金去進行大規模的工程,於是他把項目拆件,分別在五年內進行,再讓學校慢慢籌錢。他認為,就算是資金不夠,也要在能力範圍內做最美好的東西,犧牲產品質素只會造成惡性循環。

「元新」還為永利街光房項目設計六間屋給12伙住客,除了要考慮共用空間、私隱度、造費外,更重要的是確保那是舒適的居所,而不是隨便切12間劏房解決問題。這就是他對教育人、對空間質素追求的實踐。

發財同時可立品

阮文韜想證明建築師除了以專業自居,其實還可以有很多可能性——他們也可以免費幫人做事,可以做專業範籌以外的事,可以有社會責任。地產商製造了許多不合理的產品,對社會有深遠的負面影響。雖然他們有把部分盈利捐出來做慈善,但這已是過氣的公益思維,現在已不合時宜。

未來,阮文韜會更主動去邀請其他人來參與他的計劃。如果這個模式是可行的,他希望自己能像一塊磁石,去影響其他企業參考。社會在變,他印證了範式轉移在這個專業也是可行的,發財也可同時立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