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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食運動重新定義飲食文化

過去30年,全球的急速現代化讓人類對食物的需求起了很大變化。速食文化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社會追求效率,食肆暢旺,近年甚至出現很多「無飯夫妻」。人們對飲食的追求表面上看似高了,但事實上,我們對食物的本質不求甚解,不認識食物的來源,也不太感興趣,只要把照片放上社交網站呃得幾個like就好了。

1949年出生於意大利的卡路 . 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早在30年前已警覺到傳統飲食文化的崩潰,將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創辦了慢食主義,為飲食賦予更深層的意義。

危機始於羅馬麥當勞

意大利人對肉類的人均需求從1960年的22公斤,極速增加至1975年的62公斤;國民也開始大量食用芝士、雞蛋、新鮮水果、糖和咖啡。意大利傳統主食為飯和麵條,也開始加入牛奶和酒,意大利菜變得更有趣味。但與此同時,人們也開始重視量多於質。從前,本地的雜貨店和酒家除了是食物的來源,也是居民聚集聯誼和交換資訊的地方,他們互相認識並且清楚知道食物的來源。西方的現代化生活把超市和快餐帶到意大利,漸漸農夫和消費者的連繫被切斷,人們開始不去酒莊買酒,也不去農場買雞蛋和雞。他們不認識為他們做麵包的麵包師傅,也不認識肉店宰羊的屠夫。

對於生長於皮埃蒙特(Piedmont)的卡路來說,食物跟聯誼、休閒、歡樂慶典、載歌載舞等回憶不能分割。他從小就洞悉食物和文化、社會和歷史的關係,他的祖母為他製作愛心食物,讓他感受到滿滿的愛,對他來說,食物除了味道以外,更加孕育了他對家庭和文化的內在價值觀。

1986年,麥當勞在羅馬市中心的西班牙階梯附近開了分店。同年,19個意大利人喝了添加工業酒精甲醇的廉價酒而死亡,事件摧毀了意大利餐酒業的聲譽,導致出口量急降三成。這兩件事件讓卡路看到意大利的危機已不容忽視,這不僅僅是保育的議題,甚至影響國民的生計。

世界各地也相繼出現對麥當勞的激烈示威事件,但卡路認為激烈的反對行為不足以改變事實。他不想公然跟跨國集團抗爭,而是透過提升社會對傳統食物的意識,以人民的力量來抵抗快餐文化的擴散。

團結維護食物尊嚴

1989年,卡路發布了慢食宣言(Slow Food Manifesto),呼籲世界各地的美食家攜手維護食物的尊嚴,以對抗狂妄的快餐文化。慢食運動有3大宗旨:一、食物必須美味;二、必須以潔淨的方式生產以尊重環境、人類健康,以及動物權益;三、食物生產者必須得到公平工資。

第一場運動是毒酒事件後,卡路出版了意大利餐酒指南,猛烈抨擊廉價的餐酒品牌,在當時來說是非常創新的。指南極受歡迎,大量低價但質量不錯的餐酒品牌也因此而生。

運動另一個目的是保育生物多樣性和停止浪費食物。現在,全球生產足以供應給120億人口的食物,而全球只有70億人,四成的食物因為各種原因被扔掉,很多人卻要捱餓,資源被嚴重浪費。西方的大規模生產和出口也破壞了第三地區的本地食物經濟。例如西方以不人道且非自然的方法大量養殖家禽,西方人愛吃雞胸和雞腿,然後把雞翼以超低價出口到非洲,本地農夫因而難以維生。

1996年,卡路舉辦了國際美食節(Salone del Gusto),展示各國的特色地道美食,引起極大迴響,至今已舉辦20多年,除了美食展,還有論壇、工作坊、烹飪課程等,也有各國的農夫和漁民交流項目,分享他們的工作和新想法。

2004年,卡路成立了當時全球唯一的美食科學大學(University of Gastronomic Sciences),提供學士和碩士學位,讓食物研究學術化。卡路認為食物不只是跟着食譜烹飪那麼簡單,學生必須同時研究生物學、農業學、營養學、社會學、人文科學、歷史、人類學、和美學等其他跟食物息息相關的範籌。

和平抗爭漫長而有效

由於每個地區的文化和面對的挑戰不一樣,慢食運動必須是地區性的,根據當地的社會問題去推行項目。例如在非洲,跨國集團掠奪土地的情況嚴重 ,為了牟利,大集團利用土地種植快速生長的穀物,但土地可能被污染而不能再用作耕作之用。卡路知道直接指控大企業只會徒勞無功,於是他推行了「一萬個食物花園」項目,培訓非洲青年領袖,在知識和人力層面上提供支援,引導非洲人民種植這一萬個食物花園,推動本地農業和社區發展。

30年後的今天,慢食運動已經有160個國家響應,包括南韓和香港。「大地之母」(Terra Madre)網絡於全球共有2000個慢食社區,這些社區包括食物製造商、漁民、繁殖商、廚師、非牟利機構、地區代表等持份者,他們支持小型農場、手作、本地永續的食物生產,共同於草根層面建立一套潔淨和公平的食物生態系統。

慢食運動藉着教育來改變消費者的行為,從而推動和保護本土產物,改變世界對食物的價值危機。卡路稱消費者為「共同生產者」──如果消費者知道食物從何而來,並積極支持良心生產商,那消費者便成為生產過程的一部分。人們只需要食用本土的簡單食物,就必然達到美味、健康和永續的效果。

卡路知道要改變並不容易,慢食運動以團結人民的方法進行,發展過程雖然漫長,但他深信運動以非暴力的和平手段來進行,必定更永續有效。

再造棄置肥皂 拯救柬國貧民

雖然肥皂在一般城市人眼中,看似是廉價且是唾手可得的清潔用品,可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卻是一種奢侈品。在柬埔寨許多農村地區,很多人一天只掙到1.5美元,連三餐都未能溫飽,更莫說處理衞生問題,結果有很多人只能用灰燼或土壤擦皮膚,因而會導致一系列的疾病,包括寄生蟲、肺部感染、傷寒和腹瀉。有見及此,美國人薩米爾.拉卡尼(Samir Lakhani)決心幫助柬埔寨的村民重拾健康和尊嚴。

薩米爾是一位致力於恢復發展中國家健康和尊嚴的社會企業家,他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就讀期間,曾從事柬埔寨北部村莊的水產養殖和營養項目,他還參與在柬埔寨、孟加拉和尼泊爾等發展中國家開發太陽能照明解決方案項目。

回收酒店棄置物品

隨着旅遊業日益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柬埔寨,該地去年的旅客人次高達500萬,按年增長達5%。薩米爾發現在柬埔寨的一些地區,卻只有1%的家庭用肥皂洗手,但是同時他亦發現在柬埔寨的酒店有很多被棄置的肥皂,於是他想到收集被棄置的肥皂,再轉贈給當地的居民,以改變貧困社區的健康和福祉。

薩米爾透過志願服務的非政府組織「開拓者柬埔寨組織」,讓他與當地學生聯繫,從而幫助回收和生產肥皂,並為他們提供工作空間。回到匹茲堡學習最後一年後,薩米爾開始了眾籌。最後,他成功地從主要連鎖酒店獲得贊助,使他能夠培訓和支付肥皂製造商。

薩米爾僱用弱勢婦女在當地回收肥皂,並通過在當地社區工作的組織把經處理後的肥皂分發給住在鄉村的居民,讓他們的衞生情況得以改善,從而大幅地減少疾病對他們的影響,以及酒店因棄置大量肥皂而對環境的影響。

薩米爾計算過在發展中國家每投入1美元改善衞生,可以有價值約26美元的社會價值回報。他相信只要有一點創造性思維,就可以共同解決人類最棘手的問題。肥皂可以殺死大約70%的細菌。研究顯示適當的洗手可以減少腹瀉的機會達40至60%。

薩米爾在2014年成立生態肥皂銀行(Eco-Soap Bank),在這3年多期間,生態肥皂銀行透通過數十家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已經在170家酒店回收了超過17萬塊肥皂,合共約25000磅的肥皂,為超過66萬人提供肥皂和衞生教育。這意味着衞生診所現在可以將肥皂作為預防性腹瀉病患者的預防性資源,有助於生病的孩子回到學校。今年才24歲的他就已經獲得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英雄獎以表揚他對全球衞生的貢獻。

降低患病及失學率

生態肥皂銀行希望透過在家庭和學校的浴室中使用肥皂,減少因生病而失學的學生人數,使他們的教育能夠不間斷地進行。再者,通常情況下,酒店房間內所有使用過的肥皂塊都會被丟棄並送到垃圾堆填區,這是一個大量的非生物降解材料。生態肥皂銀行透過回收肥皂,可以大大減少廢物的數量。

生態肥皂銀行是一家人道主義和環境非營利組織,致力於為發展中國家節省、消毒和提供回收酒店肥皂。生態肥皂銀行正在考慮把業務擴展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生態肥皂銀行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繼續關注發展中國家良好衞生對經濟的影響。從扔在垃圾桶裏的一種浪費的產品中,生態肥皂銀行把它交給社區裏的肥皂供應商手中,並且在經濟上刺激村莊並為自己創造收入。目前生態肥皂銀行在柬埔寨的回收中心僱用了30多名來自貧困家庭或弱勢背景的柬埔寨婦女,為她們提供培訓課程和穩定的工資遇到了困難。

生態肥皂銀行所生產的肥皂是色彩繽紛的,且有清新的香氣。生態肥皂銀行的流程設計簡單和高效能。生態肥皂銀行在柬埔寨的酒店和賓館收集肥皂,之後會進行消毒並加工成新的肥皂,會將其捐贈給在發展中國家偏遠地區工作的醫院、學校、孤兒院和和當地人道主義組織。生態肥皂銀行更提供洗手培訓課程,與這些組織分享在社區內工作,傳授個人衞生知識給當地人,以確保社區安全,避免可預防的疾病。

對於肥皂的起源可謂眾說紛紜,其中一個較為人熟悉,相傳在公元前7世紀在古埃及的一個皇宮裏,有一位廚師不小心把一罐食用油打翻在地下,在清理油脂時,無意中發現用灶爐裏的草木灰撒在油上面是有清潔污垢的效用,之後埃及的法老知道了,也用這個方法洗手。考古學家在意大利的龐貝古城遺址中發現了製肥皂的作坊,說明了羅馬人早在公元2世紀,已經開始了原始的肥皂生產,而中國人亦也很早就知道利用草木灰和天然鹼洗滌衣服,甚至把豬油和草木灰混合製成塊狀的肥皂。

在18世紀末工業革命後,促使肥皂工業有了新的發展。到了19世紀末,製皂工業由手工作坊最終轉化為工業化生產,肥皂開始被大量製造,但是到了20世紀中期,合成化學和石油化工的發展為洗滌劑提供了廉價的化工原料,促使了合成洗滌劑的興起,使得肥皂的工業發展開始下滑。

不過,近年人們的環保意識日增,因肥皂有其天然特有的性能,且易於被污水處理過程中的微生物分解,故此愈來愈多城市人會選擇使用肥皂,甚至自己在家製作手工肥皂,以減少水資源的污染問題。

數據力量遏賄風

在印度,不論是接駁水源、考取駕駛執照、申請死亡證、結婚證書,甚至要見自己的新生孩子都要付賄款,貪污和賄賂竟成為「生活日常」,嚴重影響民生。拉梅士.拉馬那打(Ramesh Ramanatha)和斯華蒂.拉馬那打(Swati Ramanatha)夫婦本來旅居美國,重回印度的時候,再次對當地的賄風感到沮喪,於是建立了非牟利組織「人民毅力」(Janaagraha)來監察政府,並於2010年建立網站「I Paid a Bribe」(下簡稱IPAB),決心透過網站和群組力量去對抗貪污。

拉梅士是耶魯大學MBA畢業, 斯華蒂則畢業於紐約的普拉特設計學院,兩人學有所成分別成為投資銀行家和建築設計師,在美國見證了市民如何參與民主社會,並參與當地市政會議,發現政府並不主導政策,而是基於社會壓力作出反應。當他們30歲出頭時,感覺已經達到經濟自由的狀態,於是毅然離開美國,遷回印度貢獻國家,研究如何聚積足夠的群眾壓力改變政府。

盼由下而上作出改變

IPAB是一個市民對市民(citizen-to-citizen)的平台,打着「揭露賄賂的市價」的口號,邀請市民匿名分享行賄經驗,包括事件的時間、人物、地點、目的、賄賂金額等,讓社會看見賄風對市民每日的影響。網站慢慢發展成為民眾用來分享資訊的平台,可以看到哪一個城市、部門、辦事處或程序最常被舉報,這些資訊幫助民眾避開貪污黑點。

儘管大家都知道問題很嚴重,但沒有確實的數據去量化,無人可知道該如何入手改變政策。拉馬那打夫婦深信具體和客觀的貪污數據能夠協助當局去調整政策,市民提供的資料會被研究、分析和公布,讓各個界別都能看到整體貪污的走勢和排名、貪污是否串謀、行賄者有否被迫害等重要訊息,透過社交媒體讓黑市透明化,成為改變社會的工具。

網站另一個目的,是要藉着民眾的力量來指控政府。不賄賂的話,在印度寸步難行,貪污沒有法律規管,獎賞卻很高,讓全民參與,賄賂政府官員已是常規。賄賂讓社會更難進行合法活動,變相令那些依法行事的人處於劣勢,也令政府沒有動機去簡化官僚主義,因為官員能從繁瑣的程序中得益。市民和政府因此互不信任,民眾也慢慢被教育到以支付賄款來獲取服務。少數人從貪污得到大量財富,腐蝕了社會的道德價值,也間接癱瘓整個社會經濟。拉馬那打夫婦希望由下而上作出改變,令風險增加,利益自然減少。網站推出6個月已有250萬人次瀏覽,並接到5000個報告。

不良聲譽部門主管尷尬

網站的數據分析全自動化,以圖表顯示橫跨城市、部門、官員級別的賄賂情況,機構也會適時向政府部門發布分析部告,透過詳盡的程序分析來找出最多貪污的方式,以便提出改革方案。

網站很快就獲道路交通部的注視,交通部的貪污情況嚴重,高踞網站貪污排行榜第二位,不好聲譽令部門主管尷尬,因此主動邀請拉馬那打夫婦去共商討對策,例如改善運作程序、設計宣傳海報、教育市民如何舉報貪污等。部門主管希望網站的數據有助清理門戶,進行內部改革。

網站讓交通部找出哪個程序發生最多貪污,然後利用科技來重點打擊,例如讓市民在網上申請駕駛執照,使申請過程透明化減低貪污機會;駕駛考試是另一個貪污黑點,部門主管找了一家科技公司設計全球首個全自動駕駛考試中心,考試中心的路面設有感應器,記錄考試結果;筆試也是全電腦化,把貪污和行賄的機會減至最低。推行改革需要面對內部阻力,但公開資訊令部門主管得到支援和力量。

社交媒體解決社會問題

告密者報告貪污事件,也等同承認了行賄罪行,網站發布有關消息,同樣有可能被檢控,網站和告密者雙方必須承受某程度風險,然而,網站對告密者作出承諾,不會追蹤其身份。網站如果不對報告內容作改動,只是提供平台,可算是合法營運,同時更增加了數據的可信性。

另外,網站不會舉報個別官員,因為拉馬那打夫婦認為,要讓社會看見這個系統性問題,並確保問題不再發生,必須透過授權市民來改變遊戲規則。貪污有供需兩方面,改革和教育必須兩邊一起進行。

拉馬那打夫婦知道雖然大規模的貪污對國家損害更大,但相對不影響民生,市民也沒有控制權。然而,每日的恒常貪污則是國家的結構性問題,嚴重影響社會道德風氣。如果能夠逆轉情況,會有泡沫效益,迄今共1萬4700宗賄賂個案被報道,橫跨1000個城市。印度的流動上網和不同方言的網站發展迅速,以社交媒體來解決社會問題是大趨勢, 對年輕人的影響尤甚。貪污問題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但IPAB抓住了市民的憤怒,然後把它轉化為工具,證明了普通人也能從受害者的角色變成變革者

自組電腦 人人皆工程師

在手機電腦不離身的年代,一旦出門忘了帶手機,一天不上網不發訊息,總會覺得渾身不自在。我們的生活完全依賴科技,但科技背後,對於大部分人而言仍是神秘黑洞;我們享受無限方便的同時,某程度上我們也被科技牽着走,英國的阿歷士.卡蘭(Alex Klein)驚覺這個科技和消費者之間的空隙,於是創辦Kano,讓小朋友自己組裝電腦,讓人人皆可成為電腦工程師。

英國出生的阿歷士,9歲隨家人移民西雅圖,從小就是個文藝型小孩,直至10歲看到電影The Matrix後,有種被召喚的感覺,開始學習編寫電腦程式,了解事物背後的形態。他從早到晚都沉迷於深愛的手提電腦,12歲那年,手提電腦被人摔在地上破了,他傷心欲絕,但那一瞬間,他馬上被摔出來的電腦內臟吸引住──這是他第一次看到電腦內部,之後他開始研究並創造自己的電腦。

長大後,阿歷士在劍橋修讀政治經濟系碩士,偶然發現了劍橋教授發明的「樹莓派」(Raspberry Pi),一塊成本僅25美元,只有信用卡大小的開放式單板機電腦,卻擁有彈性擴充能力,能搭配多種開源作業系統運作。教授發明這塊小電腦,原意是教育學生理解電腦操作,可是沒有學生有興趣看那沉悶的400頁說明書,最後「樹莓派」雖然熱賣了過百萬件,但買家都是電腦工程師,而非入門者。

僅數小時 細路都識

2012年,阿歷士跟他的6歲表弟一起研究「樹莓派」,想把一些東西拷在SD卡上,卻發現市面上找不到合適的電線,要不就是太長,要不就是需要自己改動,對於一個6歲小孩來說是不可能,就連阿歷士自己也覺得困難重重;他忽發奇想,把樹莓派加上電線、屏幕和可愛的說明書,清楚說明每個組裝步驟,再以卡通貼紙包裝起來,變成像LEGO這樣的組合玩具,Kano亦隨之而誕生。

阿歷士透過表弟爸爸的介紹,認識了以色列的電腦工程師Yonatan Raz-Fridman,兩人一拍即合,決心一同建立Kano,於是一起搬到一間小公寓,買了200塊「樹莓派」,在中國訂了些硬件,開始埋頭撰寫教人自組電腦的說明書和設計紙板。2013年4月,他們製造了200份Kano組合樣本;5月,到了北倫敦的一間學校舉辦工作坊,成功讓完全不懂電腦的小孩在幾小時內組裝自己的電腦及觀看YouTube;4個月後,200份樣本全賣光了。

阿歷士本來是Newsweek雜誌的商業與科技記者,他的理想是去解釋複雜但對大眾有切身關係的社會議題,於是他不禁問,在這個人人有手機的年代,為什麼我們不去探究科技背後的奇妙世界?自製電腦的入門門檻太高,扼殺了很多人在這塊迷你電腦上創作的可能性,他嘗試把科技和消費者中間的屏障移走。消費者如果能夠理解訊號如何傳來傳去,訊號如何變成指令,指令如何變成代碼,他們便能做出無線電台、機械人、自動感應器等東西。Kano的宗旨是開放原碼,讓大眾可以分享和自製,阿歷士深信這是科技的未來。

廉價開源 眾籌達標

Kano只售150美元,包括「樹莓派」底板、WiFi、電線、自組喇叭、藍牙鍵盤、開源軟件和自家開發的Kano操控平台等幾十樣軟硬配件。這個玩具除了簡單好玩,同時也有強勁的運算能力,能應付編寫遊戲、製作音樂、網站、繪畫、自動化等進階功能。

2013年,Kano在kickstarter眾籌,項目不但在短短18小時便達到10萬美元目標,最後更得到13000位來自86個國家的投資者支持,當中包括蘋果共同創辦人Steve Wozniak,最後共籌得150萬美元,成為kickstarter 眾籌款項最高50個項目之一;2014年,公司寄出了18000份Kano組合。

在kickstarter眾籌除了集資外,還因為這是個完全公開發展的程序,Kano同時收集投資者亦即未來用家的意見,在成功眾籌後的9個月時間,跟投資者一起開發產品。投資者參與了設計Kano的操控系統,也給了很多硬件和包裝上的意見。

2012年至今,Kano共賣了20萬套組合,2015年拿到1500萬美元的A輪融資。同年,阿歷士被《福布斯》雜誌(Forbes)選為「30 under 30」。上月,公司再次拿到2800萬美元的融資,準備全力進軍北美的零售市場。

全球粉絲 共建社區

現在Kano有60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員工,團隊主要在倫敦,另有幾名員工在深圳,管理在大陸的生產商。倫敦的創新辦公室躲在一間時髦咖啡廳的後面,除了彈性上班和乒乓球枱,還有一個日本大鑼──凡有任何值得慶祝的事,簡單如完成一個文案或寫好一個程式,都可以去敲一下,公司會請員工去「飲番杯」。

阿歷士動員大量義工參與建設Kano,義工把Kano的書翻譯成100種語言,在世界各地都有粉絲在公餘時間教授Kano。Kano受歡迎的原因是用家能夠透過不同的程式設計語言和工具發揮創意,然後把自己的設計分享給其他用家,其他人可以繼續加建上去,共同建立全球Kano社區。

Kano平均的用家年齡是9歲半,但實際上產品是年齡和性別中立的,曾經有科索沃的女生用它來自動化太陽能板的位置,也有塞拉利昂的少年利用它來建立了一個電台。英國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和紐約前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也曾經在倫敦科技周比賽組裝一部Kano電腦。阿歷士解放了科技,Kano的社會效益也會隨着編寫程式愈來愈普及而倍增。

城市養蜂場回應大自然

人類和蜜蜂的關係息息相關,連愛因斯坦也說過:「如果蜜蜂從地球表面消失,那麼人類就會只剩下4年的生命。」近年蜜蜂在歐美部分地區成群結隊地死去,牠們的生存愈來愈依賴於「養蜂人」──這是一個受到老齡化勞動力威脅的職業。為了令蜜蜂可以繼續繁衍下去,英國人奧利弗.麥克斯韋爾(Oliver Maxwell)將他的養蜂公司設於城市的建築物的屋頂。

奧利弗是來自英國的企業家,在大學時主修人類學,畢業後曾去過很多不發達國家,參與多個人道主義的救援項目。10多年前,他移居到哥本哈根工作,看到丹麥和歐洲各地在經濟和難民危機方面的變化,正在使丹麥社會分化,因而關注當地的弱勢社群。

善用閒置屋頂

奧利弗一直對社區工作方式着迷,尤其是透過商業和社會組織合作來促進社區的發展。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氣候變化大會,以及《無增長的繁榮》(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一書探討未來經濟如何面對環境和社會危機,使到奧利弗思考如何結合自然環境和社區力量以解決社會的問題。

某日,他在辦公室看到一隻蜜蜂在狹小的空間飛行,為着自己的群體四出搜尋花蜜,於是想到在城市裏開設對社會負責任的養蜂公司。奧利弗提出將以百萬計的蜜蜂帶到哥本哈根,以創造可持續的蜂蜜產業。人類賴以維生的農作物有八成都是由蜜蜂授粉然後結出果實,而蜜蜂還能製造出蜂蜜和蜂膠等具有醫療價值的食品。奧利弗沒有任何養蜂的經驗,他只希望透過養蜂將社區的成員連結一起,同時社區成員可以好像蜜蜂一樣彼此分工,互相配搭。

在2010年,奧利弗成立了社會企業「城市蜜蜂」(Bybi),專門從事當地頂級質量的蜂蜜生產和零售,同時幫助到當地的居民。奧利弗與哥本哈根的社會組織、養蜂人和丹麥企業合作,當地企業會提供免費、未使用的屋頂或市政空間給「城市蜜蜂」去建立一個全面的蜂蜜工廠,然後企業可降低價格購買蜂蜜,奧利弗會培訓無家可歸者和長期失業者成為獨立的養蜂人。哥本哈根市的弱勢群體獲得了有意義的工作,同時蜜蜂也有安全空間來授粉和繁殖,奧利弗因而獲國家社會企業獎,以肯定他對社會的貢獻和理念。奧利弗的故事在《衞報》和《紐約時報》等多家國際媒體上都有報道,他還被邀請到哥本哈根商學院和Meaning Conference 2016分享其創業理念。

在哥本哈根,數百萬隻蜜蜂正在為這座城市努力工作,這些繁忙的員工不僅為居民提供蜂蜜,而且為首都周圍的公園和果嶺提供了一個蓬勃發展的環境。目前「城市蜜蜂」擁有約20名以上的合作夥伴及超過100個蜂房,每個蜂房約有3萬隻蜜蜂並生產高達50公斤的蜂蜜。採蜜的時間於每年5月至8月之間,現時「城市蜜蜂」有近6噸的產量,其收益主要來自銷售蜂蜜產品,以及與其他企業合作,而所有利潤都會重新投入社會和環境活動。

助難民融入社會

「城市蜜蜂」與位於在哥本哈根最大的國際會議中心──貝拉中心(Bella Center)合作,把養蜂搬到貝拉中心的頂部。現在貝拉中心的頂部有超過100萬隻蜜蜂,除了幫助建立更綠色的哥本哈根,奧利弗還幫助弱勢群體創造就業機會。來自桑德霍爾姆避難所的無家可歸者會被培養成養蜂人,其中一名養蜂人Aref Haboo本是敍利亞難民,與家人在丹麥獲得庇護2年,他從沒有想到自己能夠找到工作,亦正因為「城市蜜蜂」,讓他重拾自信。

同時,「城市蜜蜂」與卑詩酒店集團(BC Hospitality Group)合作,養蜂人每年拜訪卑詩酒店集團的員工兩次,展示如何收集蜂蜜,成為社區外展活動的一部分。貝拉中心與「城市蜜蜂」合作的蜂蜜啤酒,「城市蜜蜂」每銷售一瓶啤酒,會獲得4丹麥克朗;在貝拉中心的餐廳和Sky Bar酒吧早餐餅乾上供應的是蜂蜜,調酒師們更開發了以「城市蜜蜂」蜂蜜為材的雞尾酒「Bella Be Sour」。位於貝拉中心的貝拉天空酒店(Bella Sky Comwell Hotel)又會在菜式中用上「城市蜜蜂」蜂蜜,當中包括以蜂蜜為材料的蛋糕,以突出蜂蜜的味道,貝拉中心又會向客人出售「城市蜜蜂」蜂蜜作為丹麥紀念品。

人類自然密不可分

蜜蜂在人類文化中佔有獨特地位,來自古埃及的壁畫和史前岩畫都記載了人類早期的養蜂場面,證明了人類與蜜蜂的關係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根據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化學學院的梅蘭妮(Melanie Roffet-Salque)博士於2015年刊於權威《自然》雜誌的研究文章指出,現代土耳其安納托利亞新石器時代遺址的陶器上的蜂蠟,是迄今新石器時代農民使用蜂產品的最古老的證據,這顯示出人類使用蜜蜂產品的時間可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

梅蘭妮博士和她的研究團隊檢驗了來自150多個古代考古遺址的6400多件陶器文物的黏土織物中的化學成分,總共發現50個新的蜂蠟殘留物,是早期農民和牧民廣泛利用蜜蜂的確實證據。然而,在現代的農業社會中過量使用殺蟲劑加上氣候變化和採伐森林,使得蜜蜂正在面臨被滅絕,「城市蜜蜂」成功結合大自然和人類的需要以維持社會中的多樣性,正是回應傳統和大自然的主動一步。